当前的中美关系“被聚焦”在两军关系上。自今年一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大宗“对台军售”以来，两军交往再度中断。近来又在中国周边海域出现了一系列军演并就此展开异常激烈的“口水战”。对此，两国舆论界有各种解释，目前看至少可归纳出三种观点，即：“行为反应论”、“心理焦虑论”、“战略试探论”。到底哪种观点正确，结局会怎样，现在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尽管美韩军演可与“天安舰事件”挂钩，但中国军队的演习大多属于随着季节变化按纲施训的例行性演习，只是被热心媒体的集中报道放大了，而且一经人们把它们放在当前中美两军关系框架之内来“普遍联想”，就会自然地被视为是“针锋相对”的一系列互动。然而，这并非中美军事关系的全部。
要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中美两军关系，就不能忽视两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美两国和两军高层都多次表示两军关系非常重要，希望加强交流，即便所谓的 “鹰派”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第二，历史上两国军队曾为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稳定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上世纪70到80年代，两军关系甚至成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先行者”。冷战后，两军关系曾先后经受了“台海”、“炸馆”、“撞机”等危机但最终得以维系和恢复，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关键时刻军队始终能够以两国关系大局为重，即使面对媒体和公众的巨大压力，也以理性的态度对待各类危机事件。过去30年和平发展取得的成就证明，军队的大局意识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改善了安全环境。
两军如何才能打破不断陷入“准危机”的怪圈，继续为两国关系发挥积极作用呢？笔者认为，关键有两条：一要继续着眼大局，二要学会共处。所谓大局，包括时代发展的大局和两国关系大局。在全球化的核时代，全面军事对抗不符合历史潮流，两国力量消长更不能靠军事手段来完全控制和改变。目前关于“中美两国冲突难以避免”、“两军必有一战”等观点的背后，都是简单地通过历史类比来思考当今这对独特而复杂的双边关系。这显然不是一种进步的视角，至少不是21世纪的观念。
学会共处，首先要认清两国关系性质，逐步建立战略互信。从两国的基本立场看，美国一些人把中美关系定义为“非敌非友”，中国则认为两国关系是“合作与斗争共存”，这些定位恰恰表明中美关系（其中包括两军关系）的复杂性，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双方都没有明确的敌对指向，不希望全面对抗。事实证明，在过去30年里，一方的发展并非建立在另一方衰落的基础之上，而是得益于非对抗性的政策选择。当年的美苏关系是“相互确保摧毁”，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则应该是“相互确保依存”。惟如此，才能打破所谓“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冲突的历史怪圈，实现中国和平发展的长远战略目标。
二要充分认识两国战略文化和传统的巨大差异。在美国的战略研究中，有两个关键词：“领导”和“威胁”，这种渗透到骨子里的“敌人来了”的危机感和对“威胁”的“警惕之心”，是其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动力源，已成为美国军事文化和战略思维的核心内容。从中国方面来看，正如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所说：“中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随着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中国军队积极走向世界，在国际维和、救灾、护航等领域与越来越多国家的军队展开合作。今后，随着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与其它国家的相互依存将日益深化，和平解决争端的政策符合自身利益，它既不是一种利他主义的策略选择，更不是为了今日的发展而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也是中国向世界承诺“永不称霸”的重要原因之一。中美两国只有认识到上述差异，才能加深相互理解，防止情绪化和非理性的行为造成战略误判。
三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直面问题，积极探索逐步消除两军关系障碍、维护两军关系稳定与合作的途径。其中的首要问题就是美国对台军售。这是触发两军关系“准危机”的“引信”和保持两军关系连续性的“绊脚石”，不应回避。第二，两军应就美国不断加强针对中国的侦察等军事活动和透明度问题展开对话，以降低相互疑虑。第三，双方应就两军合作的潜力和方式进行深入探讨。特别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两军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当然，对于严重缺乏互信的两军而言，建立持续稳定的关系，将需要一个较长的学习和适应过程，其间出现矛盾和摩擦在所难免。为了防止因误判导致冲突，特别是为了避免因第三方因素而被迫卷入冲突的历史悲剧重演，两军有必要就某些领域的“行为准则”达成一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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