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似乎可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来形容。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就一定而且必须要改造自然环境，要开创包含有人类历史文明的人文景观，也就必然引起环境的变迁。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人类改造活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因此，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由于人类过度的攫取，也招致了大自然无情的报复，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如何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在开发的同时确保生态环境不被破坏，保持地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对生态问题的探讨历来被归入自然科学的范畴，赵珍博士则对此问题予以了更多的人文思考和关怀，在其专著《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一书中，从历史学的角度，以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为为研究突破点，试图从其历史生态的变迁中寻求经验教训，以供现实借鉴。
在历史时段的选择上，赵珍博士将其对西北地区生态变迁考察的时限锁定在清代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清代是距离我们今天最近的一个朝代，中国的疆域版图基本奠定于清。我们一般所谓之西北地区，主要是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五地，其地域格局大部分是在明清时期固定下来的，尤其是青海、新疆等地，直至清代才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之下。清廷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所维持的统一安定局面及较为成功的民族政策促进了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清代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所引发的生态问题对今天亦有着直接的影响。然而，就现有研究成果看，学者们着眼于生态变迁史时，囿于观察问题的角度、资料及研究方法等的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则忽略了对离今天最近、影响最大的近三百年的清代历史的考察和研究。基于此，《清代西北生态变迁研究》一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当不言而喻。
该书指出，西北地区从自然特质上来说，大部分区域属于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即对外界的干扰和变化（自然的或人为的）较为敏感，并且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恢复。今天西北地区生态系统的破坏，与其生态环境脆弱性特征不无关系，但最本质的原因则来自于人为的因素。清朝自康熙朝以后，随着社会环境的稳定，人口日增，内地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凸显。乾隆朝中期，新疆底定，为充实边疆、解决人多地少的矛盾，清廷采取鼓励内地民众移垦西北的政策，对于前往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垦殖者，大多以发给牛具籽种银两和减免或缓征田赋为承诺，鼓励兵士和百姓开垦土地，并以开垦土地的多寡作为考核各级官吏政绩优劣的标准。清末新政以来，伴随着发展实业的口号，各地方纷纷成立垦务机构，加大开垦力度，尤其是扩大了对原牧业区的开发。任何开发必然带来相应的生态环境的改变，或导致自然资源数量减少，或引发自然环境质量下降。在以农牧业经济为主要生计方式的西北地区，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选择的是粗放式农业耕作技术和原始的畜牧业牧群方式，难以容纳过多的人口。在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科学方法的使用，而以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为背景的开发前提下，人类的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正是超量的人口活动打破了西北原本脆弱的生态平衡，导致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森林生态、水生态和环境恶化，而不同时期政府所采取的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盲目无序的短视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区域生态恶化的催化剂。
清代的西北人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虽然有了一些粗浅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措施和本能的环境保护意识，但环境保护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某一区域的力量或某一些人的觉悟，更非一朝一夕所能见效，需要提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给予充分的认识，并长期坚持不懈地执行下去。清代西北开发的历史又一次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何者优先？在今天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阶段，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客观而言，局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清人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尚属初级阶段，尽管有些开发行为具有明显的掠夺性，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未形成规模，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远非工业时代所能比拟。在今天的社会发展阶段，如若继续因循开发老路，后果将不堪设想。诚如赵珍博士在书中所言：地大未必物博，西北虽然广袤，但能承载的人口却很有限，完全不能拿以往传统的眼光看待西北。不能只顾目前的脱贫目标，而不作长远考虑。西北需要开发，但不是传统意义和传统模式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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