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殖民史一直是德国历史科学的一位“灰姑娘”。然而，世界越是因网络化和全球化而拢在一起，这一段共有但又充满不同经历和遭遇的历史就越受到注意。不管人们如何评价殖民经历，殖民史都无可否认地构成了“分享的历史”(shared history)的一部分，绝不可以被轻易忽略。但这也意味着：不应当只从一个方面来考察这段历史，必须用被征服者的看法来补充殖民统治者的见解并对两者加以对比。早就有人从理论上提出这一类拓宽历史视角的要求了，但是在实际研究中迄今尚未出现全方位的尝试。这个要求的确需要一种艰难的、平衡已经设立的各种专业和知识领域之间关系的努力，正如本书在历史与社会学之间搞平衡一样。其前提条件是熟知至少两个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的实际情况和思想世界。此外，还涉及诸如文化接触、文化融合和相互作用等现象并与对不同条件和后果的叙述相结合的理论提问。下列关于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胶州(1897——1914年)的历史的著作力争考虑这些思考。对于由各种各样的史料所提供的经验分析总是发生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之上。它试图在德国的和中国的语境中穿梭变换，并且要说明，殖民历史是如何从相互作用、交叉和重叠中产生的。ce" /
本书于1998年夏天被柏林自由大学接受为博士论文。我特别感谢罗梅君教授(柏林自由大学)，她以其坦诚的批判精神和耐心细致的态度对本人的工作加以指导。从她的提示中，也从与之进行的共同讨论中，我获得了许多重要知识。我也感谢柯伟林教授(剑桥哈佛大学)，他使我在进行此项研究工作时多次有机会到哈佛大学进行学术访问——对于我来说，每一次访问都是一种深受启发的、深入的知识经历。约翰·E·施雷克尔教授(瓦尔塞姆伯兰迪斯大学)著有关于胶澳租界问题的标准著作，他对我的工作予以了友好支持，我感谢他正如感谢柯文教授(韦莱斯里学院)一样；在我的工作陷入理论困境时，柯文教授曾给予我关键性的指导。我感谢贺远刚教授(康斯坦茨大学)对手稿的细心审阅和大量专业性评语。我也感谢他和《国际史研究》丛书其他几位编委把我的著作收入其中。我同样感谢伯恩德·马丁教授(弗赖堡大学)和费路教授(柏林洪堡大学)给予我的重要提示和帮助。
我还要感谢下列朋友、同事和教师，他(她)们不惜花费时间，用言语和行动给予我莫大支持：徐义圃教授(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耿云志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赵得绪(音译)教授、臧健(音译)和张寄谦教授(北京大学)、陈三井教授、张玉法教授和熊秉真教授(台北“中央研究院”)、张启发(音译)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朱茂铎教授(济南山东大学)、汉斯·克里斯蒂安·施蒂希勒博士(目前在北京)、孔祥吉教授(剑桥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墨柯博士(爱尔福特大学)、唐田慕博士(柏林自由大学)、海伦·约尔根森硕士(哥本哈根大学)。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下列机构曾给予我许多帮助：弗赖堡军事档案馆、柏林联邦档案馆(原先在波茨坦)、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和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北京国家图书馆、马萨诸塞剑桥哈佛燕京图书馆、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斯图加特对外关系研究所、柏林普鲁士文化遗产国家图书馆和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德国研究协会同意为本书提供印刷费，对此我十分感激。
我是在1994年由罗梅君教授组织的德中关系学术讨论会富有成果的讨论中获得从事该项研究的启发的。后来我又参加了编辑出版关于胶澳租界的史料集《“模范殖民地胶州”。德意志帝国在中国的扩张。1897——1914年的德中关系。史料集》(罗梅君主编，柏林1997年)工作，该史料集为本博士论文框架内的特殊论题提供了经验性研究基础。
在写作本书的全部时间里，我得到了我的家人的大力支持。我感谢我的父母阿道尔夫和海尔嘎·密尔汉给予我的多方面帮助。我的妻子海珂·弗里克给予我的支持更是不胜枚举，对此我非常感激，作为一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女汉学家，她还在许多细节上给予我具体的帮助，若干思想是在共同讨论中形成的。在我从事胶州问题的研究的过程中，我的女儿索菲亚和克拉拉相继出生。她们是我永不枯竭的灵感泉源。
余凯思
1999年7月于马洛夫
(资料来源：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书《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