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渭北和山西、河北等地的乡村随处可以看到废弃拴马桩，或是孤零零地戳在房前屋后，或是倒伏在杂草丛生的场院角落。
农业历史悠久的地区，骡、马、驴等大牲畜不仅是主要生产工具，也是拥有者最值得炫耀的财富。自从人类驯化骡马，并为人骑乘运输起，拴马石就是必不可少的，当然最初没有固定的拴马桩，有棵树，有个木桩子，有个石头只要能固定马缰绳就可以了。随着时代的发展，木质的拴马桩开始出现，可惜未能见到实物传世，难知其详。至迟元明以降己有了石质拴马桩的出现。到了清代，我国北方的拴马桩几乎全用石材镌刻。于是，那一块块普普通通的青石，就让民间艺术家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发挥到极致并流传至今。
最有特色的是陕西渭北地区，大约有几千多根。
拴马桩大致分为桩顶、桩颈、桩身和桩根四部分。桩顶的圆雕造型是最吸引人注目和雕工最重的部分，其技法，融圆雕浮雕与线刻为一体；其风格，往往不注重逼真写实而是通过大幅变形夸张的手法有意追求一种浪漫诙谐的效果；至于内容，则更是复杂多样，即有不同的人物造形、动物造形，又有各种传统纹饰，涉及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传统剧目等广泛的题材，几乎构成一部石桩上的世间万象。最常见到的是猴、狮、人、人骑兽和多人组和五个类型。狮猴前肢和人臂间镂凿有通孔，是专为穿系马缰绳而用。桩颈为顶，耳之间的连结部分，多处理为双层，上层做圆鼓形、台形、带四柱的阁形或花瓣形。以承托主体造形，下层多在方柱体桩坯上划出横方型平面，上有鹿、羊、马、花、鸟、云水等竖条状浮雕图案。桩身是上下等粗的方坯石条剥錾打琢而成。拴马桩一般栽在大门外两边，少则一对，多则数十对。
栓马桩的创造者，均是朴实的农民石匠，那种对乡土俚俗和民间文化极为熟稔与感受深切的优势，使得石刻作品表现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的宏富。表现在桩顶人物造形中，以各式各样的骑兽者为数最多，由于坯头截面形状不同，桩顶人像也呈现几种不同的“势”，或俯身冲式、驼背卷毛、或自然端坐、或斜倚扭动。人像胯下的兽类，以狮为多，余为马、麒麟、猞猁或蟾蜍。骑手多驾鹰、狮，兽常表现与人亲呢状，骑手头顶有戴盔帽的，帽有螺式尖小帽，圈顶帽、园斗式“喇嘛帽”，有缠帕、挽髻、留长辫的。身上装束则有披甲穿长袍的、穿单衫式阔袖长衫等，手中的执鞭、捧如意，弹琵琶、抱月琴、托瓶、拿烟斗，徒手捉狮耳、单手扶帽沿等。不骑兽的人物造象，多是坐在石鼓或莲花上的儿童，腆肚汉子、长须老翁、戏狮人、露齿笑者、叼烟斗者、托腮者、唿哨者，以及背着行李表情愁苦的孩童。世象百态，应有尽有。
栓马桩中最多的是狮子造形，这与佛教的传入有关。桩顶的狮头，顶鬃毛常夸张为几堆螺旋旋，隆突高耸，如角、如锥。狮的姿势突出扭转身躯时的威势，或仰首向天，或睥睥回顾，使人如闻吼声。由于是因料施雕，狮额或缩或扁平，有的口鼻正冲后坯方棱，有的索性在大方块上仅以錾刀凿出粗糙的槽线，划分出形体结构部位，结果都更加体现了猛兽的野性。
拴马桩头刻石猴，也较为常见，其形式多样，有的左顾右盼不失猴气，正襟危坐近于滑稽；有的大猴小猴亲热戏耍；有的坐鼓吃桃翘着腿，一派猴态可掬。
猴子能辟马瘟。《西游记》让孙悟空在天宫当了一回弼马温。弼马温者，辟马瘟也。《晋书·郭璞传》载有神猴医马的奇谈，赵将军的马死了，按郭璞的指点寻得神猴，猴子嘘吸马鼻，死马医成活马。宋代朱翌《猗觉寮杂记》引述《晋书》故事，并说：“养马家多畜猴，为无马瘟。”
栓马桩所蕴涵的文化价值就不仅限于石雕艺术本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拴马桩作为乡绅大户等殷实富裕之家拴系骡马的实用物，在精心雕凿而成之后，往往按照沿习而成的定规，成双成对或成组地树立在民居建筑大门的一侧。久而久之，也就与建筑物本身发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既有装点建筑，炫耀富有的作用，同时又被赋予了辟邪镇宅、吉祥祈福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