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华亲爱家
在中国的外交关系领域，存在着一种十分反常的现象。总有一些学者，或者由于无知，或者出于迎合政客的需要，或者出于从媚俗中捞取回报，抛制极端粗陋庸俗的外交关系理论，误导民众，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混乱。
比如，若干年来，许多或官方或民间的学者，都在竭力鼓吹，外交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美国为什么攻打伊拉克？他们解释说，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为什么在支持以色列？他们说，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美国为什么搞人权外交，他们说，是为了美国国家利益。这样的解释，表面上看，十分有理，深入去看，却是极其肤浅粗俗，经不起推敲。
其一，世界各国的利益息息相关。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世界各国的利益必能以协调，世界人民的幸福必难以保障。正如中国各省、市、县，如果总是以以本省、相市、本县的利益为出发点，那么整个国家的利益必难以得到保障。
其二，如果外交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那么一切为追求国家利益而展开的对外活动，包括侵略他国，欺压他国，也就都是合情合理的，甚至都是正当的，不存在什么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了。日本侵略中国，是出于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中国反击日本的侵略，也是出于追求国家利益，二者彼此彼此，谁也不比谁更正义。这显然是对被侵略国家的最大污辱！事实上，在国与国的关系中，除了本国利益外，还始终有一种“公义”存在，这种“公义”，就是要尊重其他国家的利益，要尊重其他国家民众的生命财产；在其他国家有难时，即使本国利益遭受一些牺牲，也要尽力相助。哪个国家违背了这种“公义”，哪个国家就应当受到世界各国的谴责，甚至应该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在二战中，中国之所以获得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并不在于中国人民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在于中国人民的所作所为，符合了国际社会的这种“公义”，而日本之所以遭到世界人民的广泛谴责，也不在于日本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在于日本的所作所为，违背了这种“公义”。
其三，不符合事实。固然有一些国家，在某个时期，执行着把追求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活动根本的出发点。如前苏联，便是这方面的典型！前苏联自然知道德意志法西斯的行为是不义的，但仍然对德意志法西斯答订了苏德友好同盟条约，对德意志法西斯在国内国际的一系列不义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但是，我们看到，更有许许多多国家，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从思考中变得理性，在重视本国的国家利益的同时，极其重视尊重和维护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以中国为例，尽管中国还不发达，但中国还是竭尽所能支援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出。有人说是中国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自私之计，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对中国国格的严重诬蔑，正如他们说中国抗美援埋主要是为了中国国家利益、而不是为了朝鲜人民利益一样，也是对中国国格的严重诬蔑！同样，在印度洋海啸发生之后，许多国家拿出巨资来帮助受灾国家恢复重建，这也不是为了主动援助国的本国利益，而是世界各国人民应有的兄弟情怀！
从以上三点看，把外交活动的根本出发点说成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国家利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确实，
着重谈一谈美国的对外活动。确实，美国不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国家。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大公无私的国家。中国不是，美国不是，俄罗斯不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总会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否则这个国家便无以存在和发展。美国也是一样，要维护本国的领土完整，要维护本国国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要维护本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核心机密，总之，要把本国的国家利益放在较重要的地位。
但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美国是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说美国的一切对外活动服从和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吗？显然不能！于歌先生所著的《美国的本质》一书，揭示了美国这个伟大的国家其外交政策的深刻本质。这个国家是一个非常宗教化的国家，基督新教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国民心理中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美国社会的道德伦理就是基督教伦理。在对外关系上，其真正基石是其宗教观念，即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及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二战后世界上仍然存在着许多独裁政权，这些独裁政权常常得到一些不负责任国家的帮助，使独裁者可以继续胡作非为、残害本国百姓，但美国却这些独裁政权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关心和同情独裁政权统治之下广大民众的天赋。这种是非分明的态度，虽然遭到独裁者的痛恨，却赢得了每一个有良心的国际人士的敬仰。
又如，在二战期间，美国旗帜鲜明地站在民主主义一边，捍卫了自由民主事业，为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战期间欧洲饱受战争的创伤，百业凋零，美国大手笔地推出了“马歇尔计划”，用十多年时间，帮助欧洲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政治民主、民生幸福，从而为未来时代的人类社会进步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犹太人是世界诸民族中最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遭到过无数次磨难，二战期间又有数百万犹太人惨遭德意志法西斯的镣害。仍然是美国，在历史关头挺身而出，作犹太人的后盾，支持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
以上所作所为，一个只关心本国利益而不关系其他国家的利益，一个把国家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国家，是决不可能做到的。只有站在全人类福祉来审视自己的对外关系和对外政策，只有对世界各国人民有兄弟向的热爱、同情和关怀，才能做到！曾担任过美国国务卿的基幸格，在他的《外交》一书中，说了这么一段话：“在旧世界维护和平的最为传统的方法，是维持力量的平衡。但是，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治。”这段话，可谓指出了美国对外活动的真谛。
比如，许多许多官方或民间的学者，往往不去研究某一国家的某一外交政策有无远见、有智慧、有灵活性的而只研究这一外交政策如何反映了该国的国家利益。如果一个人阅读过中国的春秋战国史，他就会知道，当时各诸候国都重视外交，但有的诸候国的外交政策是有远见、有智慧、有灵活性的，有的诸候国的外交政策则缺乏远见、智慧和灵活性；而各诸候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有远见、智慧和灵活性，直接关系到各诸候国以后的命运。同样，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也必然有相似情形。有的国家在处理某一外交事件中，措施得当，既使本国利益得到维护，又促进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改善；有的国家则不然，在处理某一外交事件中，措施不当，损害了别人，也使自己陷入被动。前一种情况叫做“妙招”，后一种情况叫做“臭棋”。美国的马歇尔计划，二战以后欧洲诸国推动欧共体的建立，均是妙招。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张伯伦政府奉行的对德绥靖政策，前苏联赫鲁晓夫时期把核导弹部署到古巴，都是臭棋！
小布什是二战以后，美国最有才华最有魄力的政治家之一，他在发动对塔里班的反恐战争之后，果断做出决策，推翻萨达姆的独裁政治，为伊拉克人民争取了民主自由，也必然有利于中东地区的进步发展。但即使是小布什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在对伊政策中也会下出一些低劣的棋子来，比如对伊斯兰教在伊拉克和平重建中的作用重视得不够，对萨达姆残余势力的分化瓦解做得不够，对中东其他国家的极端势力防范不够。
而中国研究外交关系的学者，往往对不同国家的外交活动是否有远见，智慧、灵活性，这种远见、智慧和灵活性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往往缺少具体、深入、有说服力的分配，总是笼统地说谁谁谁的做法体现了霸权主义的嘴脸，因此是不可取的，谁谁谁的做法是同霸权主义相斗争，因此是可取的。看待近若干年的中国与西方各国的冲突与合作，也用相类似的方法进行观察与分析：如果中外关系出现争端，（如贸易问题、环境问题），就指责别的国家如何不义；如果中外关系出现了一些改善，就说证明了我们的对外政策的成效是如何如何显著。却不去分析出现争端的具体原因，也不去分析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否存在局限。这些研究外交关系的学者，哪里是把外交关系研究当做一门严肃的科学！而分明是把外交关系研究当成一种江湖骗术，来忽攸民众。
对普通民众而言，听了这些学者的言论，看了这些学者的书籍，你最多只能是被激起爱某个国家、恨另一个国家的情绪；但如果你要从中培养什么理性思维的能力，如果你要从中认识到外交关系深层次的本质和规律，你只能是一无所得！而民众在外交领域的理性思维得不到培养，一旦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出现什么风波，这些民众的思想甚至行为怎么能不走向极端？还有，外交关系的理论研究，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政治家制定外交政策作资治通鉴的作用。如果外交关系研究不再是一门严肃的科学，而沦落为类似于江湖骗术的东西时，又如何能为政治家制定外交政策，发挥资治通鉴的作用？
有人说，天气预报是人人可以从事的职业，从事天气预报工作的人，根本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也能够胜任。他们说这种话，显然是嘲笑一个时期以来天气预报从业人员素质之差。而我则要说，中国的外交学是人人可以从事的职业，从事外交关系研究，根本没有才华，也能胜任！
粗陋庸俗的外交关系理论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原因。正如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有其复杂的原因。这是一个悲剧。这个悲剧除了少数不学无术的学者得益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却要遭到损害，民众的利益却要遭到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则要遭到损害。是到了铲除这种粗陋庸俗的外交关系理论的时候，使中国的外交关系理论与时代的进步相适应，与自由民主博爱的价值观相适应，与中华民族的全新崛起相适应，与人类文明的更大进步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