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原中南文化部拨给湖北省博物馆筹备处的一批文物中，有一面制作精美的战国铜镜（图）。１９９４年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有关专家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面铜镜，圆形，直径１０、边厚０．４、钮宽０．６、钮高０．３厘米。镜表面呈漆黑色，镜体较轻薄，镜正面平整光洁。镜背面中央为三弦钮，双圆圈钮座，狭边上卷，边缘内侧下凹。镜背面花纹为浮
铜镜是古代人们用以照面饰容的梳妆用具。我国铜镜的起源很早，根据考古资料，早在新石器时代末期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中就出现了铜镜，至今已有４０００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自铜镜出现之后，它的发展速度缓慢，长期得不到推广。商、西周时期的铜镜，出土数量不多，说明直至商、西周时期，铜镜尚未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用的照容日用品，也许最早的铜镜不具备良好的照容功效，根本不属照容用具。
商周青铜器中有一种器皿叫鉴。《说文》：“鉴，大盆也”。《中国青铜器》：“在铜镜没有盛行的时候，古人常以盘皿盛水照容貌”。铜鉴是由陶盆发展而来的，是专用于盛水、照容的一种大盆，外表多有精美的纹饰。《广雅》：“鉴，谓之镜也”，鉴也可叫镜，故有“镜鉴”之称。在古代“鉴”和“镜”二字都是照容的意思。《庄子·德充符》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用盆、鉴盛的水就是“止水”。我国商周和商周以前的镜或鉴，实际上起作用的是水。又根据考古发现，铜鉴盛行的时代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铜镜应用于照容并广泛流行的时代大约开始于春秋晚期。铜镜是在铜鉴盛行的时代得到了突破性的发展。随着我国春战之交冶炼技术的迅速提高，铜器质地变优，经打磨光洁即可照容，效果甚佳。有学者说：“铜水盆扁平化而成镜”，轻便精美的铜镜逐渐就取代了铜鉴。
铜镜作为我国古代青铜器中的一种器物，由于它的轻便美观和照容功用无以取代而延续存在和发展的时间最长。当大部分青铜器具逐渐被另质取代而淘汰之后，铜镜却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发展，延绵传承了二千多年，直至近代照容效果更佳的玻璃镜流行之时止。铜镜在数千年发展的长河中精益求精，赋予许多高雅纯洁、美好神奇的寓意。它负载着大量的古代历史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信息。青铜镜从素面镜开始，不断出现突出工艺水平的彩绘镜、浮雕镜、透雕镜、镶嵌镜、金银错镜、鎏金镜、包金镜、金银平脱镜、螺钿镜、嵌琉璃镜，显示科学含量高的透光镜、开光镜，包含丰富文化思想内容的铭文镜、占卜镜、八卦镜、照妖镜，还引申出明镜、镜缘、鉴定、惠鉴等相关语言词汇。铜镜铬文中有：“长相思。无相忘”。《庄子·天道》中说：“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贞观政要·任贤》总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镜的用途和含义都被大大的扩大延伸了。
楚地是我国铜镜发展的主要区域，出土的铜镜数量十分丰富。雷从云先生在《楚式镜的类型与分期》一文中说：“楚式镜，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流行于楚国（包括今湖北、湖南、河南南部和安徽等广大地区）的镜子”。湖北和湖南出土的春秋战国铜镜都可以称为楚式镜。楚式镜是我国铜镜开始盛行阶段的一种重要镜系。
嵌绿松石四瓣花菱纹铜镜是楚式镜中较少见的一种铜镜。类似的铜镜见于１９５５年湖南长沙市廖家湾３８号墓中。两者基本形制几乎完全相同。嵌绿松石四瓣花菱纹铜镜是原中南文化部拨交给湖北的，推测它出土的地点可能在湖南，应属一面典型的楚式镜，被收入于著名楚文化专家高至喜先生主编的《楚文物图典》中，时代断定为战国中期。它与廖家湾３８号墓铜镜的不同点在于其背面所饰四瓣花纹中心嵌有绿松石，更显出它的华贵。嵌绿松石的楚式镜曾出土于湖北荆门包山２号高级贵族墓中。镶嵌绿松石不但显示出其主人身份的高贵，而且标志着制镜工艺的高度发展。
出土的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楚式镜数量只有几件，《楚文物图典》仅收录了４件，且形制纹饰简单，说明这时期还处于楚式镜发展的初期。而出土的战国中、晚期的楚式镜不但数量大大增加，而且形式多样，纹饰复杂。形状有圆形、方形和镶托的。纹饰有素面、彩绘、镂空、浮雕和镶嵌的。彩绘纹饰主要为云纹、凤纹、双凤纹；镂空纹饰主要为龙纹、龙云纹；浮雕纹饰最常见，主要以羽纹、云雷纹为地，主纹有山纹、叶纹、花朵纹、菱形纹、连弧纹、弦纹、兽纹、鹿纹、龙纹、凤纹等。这些情况证明到了战国中叶，楚式镜已经进入了其发展的兴盛时期。战国中期精美而仅有的嵌绿松石四瓣花菱纹铜镜，在楚式镜研究和我国铜镜研究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这也是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原因。
（2006年8月2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