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北京）
中国国家主席胡**不久前访问了北欧国家瑞典，虽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到访，但中国一些评论人士的注意力并不放在两国关系上面，而是关心胡**会不会特别考察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访问期间的言谈会不会涉及这个问题。因为，中国如何对待、要不要参照以至沿用“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已成为中共十七大前最热门的理论争议话题，而瑞典恰恰被视作“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大本营”（事实上，胡**访问时并没有触及这个话题）。
有关争议起于今年2月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谢韬的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刊登在《炎黄春秋》月刊上。最值得注意的，倒不是这篇1万5000字长文能够发表，而是中共高层让谢韬文章引发的论争继续到今天，多家党报党刊加入，很有“方兴未艾”之势。要知道，中共各级宣传部门对媒体的言论仍然密切掌控，什么话题不可多谈（甚至不准谈），什么话题可以放开讨论，都有明确、及时的指导和规范。因此，当前关于“民主社会主义”的论争，很可能得到最高主管者的默许甚或鼓励。
争论没有火药味是个进步
特别是，还有三四个月中共就要召开十七大了，这场理论探讨与十七大的理论准备有何关联，又必然引发外界更多的揣测。我们知道，五年前中共十六大的理论突破，就是江泽民用“三个代表”确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特别是认可了技术、知识和资本及其拥有者、运用者在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此例，外界多认为十七大的理论热点，一定是胡**和温家宝这些年来不断阐述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
奇怪的是，现在临近十七大已没有多少时间，但官方媒体和理论界并没有如五六年前铺天盖地宣传“三个代表”那样，对新领导班子的新观点作同样的探讨和论述，反而让围绕“民主社会主义”的论争吸引了媒体和内外各方的注意力。莫非，胡**真的会如某位学者早些时候建议的那样，避免每届党代会都要修改党章、加入新的提法，而是让新的理论在未来实践中发展成熟后，再作慎重考虑？
但不管是不是修改党章，中共在十七大上仍然必须直面当前社会的现实变化，回应民众对执政党的强烈要求，在理论和重大政策方针上做出变革，以明确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当前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论争，最后究竟会不会给十七大留下印痕，实在耐人寻味。
谢韬的文章发表后，网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大有其人，言辞激烈者纷纷上纲上线，多个地方还有人开会批判声讨他的“反动言论”。但在主流媒体上，不同意见的对阵却很是理性，没有一点打棍子、扣帽子的味道，与以往充满火药味的“大批判”完全不同。中国要实现“和谐社会”，如果首先在重大政治论争中能够“和谐”起来，那倒是一种全新的好风气。
观点多元，不只两派
中共中央的《人民日报》和理论刊物《求是》5月以来刊登多篇文章，主要观点是否定“民主社会主义”。如《人民日报》5月10日以答读者问的方式，综述“有关专家”的意见，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同民主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民主社会主义都不适合中国国情”。即使如此，此文的作者也不否认，“民主社会主义”在某些方面“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持不同见解者并没有因为《人民日报》和《求是》的表态而偃旗息鼓，而是继续发表自己的观点，但也未必完全赞同谢韬。同样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的高放先生，在5月31日的广州《南方周末》上刊文文章，论述“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百年分合”，认为“中国不能照搬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动摇的政治原则。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而且必须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中就包括了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有益的经验”。
创办和主持《炎黄春秋》的杜导正先生则强调，各方对谢韬的文章“同意或反对都正常”。而《炎黄春秋》今年第六期更发表了该刊顾问、94岁的杜润生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理论思维活跃是民族振兴的喜庆气象”。杜老先生并不认同谢韬“只有民主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提法，也不认为13亿人口的中国可以全盘接受瑞典模式，但他“很赞成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十亿颗脑袋等于一颗脑袋，要错大家一起错，我们有惨痛的历史教训”。
理论元老纷纷出面
实际上，这一期的《炎黄春秋》就体现了杜润生所说的“理论思维活跃”。接着他的短文，就是谢涛等三位学者关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理论与中国改革”的两篇论述，还有久违了的吴江先生评介瑞典“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文章，写于2002年3月，略加修改后再次发表。
原任XX部新闻局局长的钟沛璋先生，则在以《社会主义路线图》为题的文章中，总结了中国过去一个世纪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历史教训，强调“再好的社会主义蓝图，必须对权力过分集中的一元化领导制度进行改革，才有实现的保证”。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中国今天会特别关注“民主社会主义”。
说到底，不管你叫什么社会主义，中国老百姓一要富裕、文明，二要公平正义，不容掌权者不受制约胡作非为。就如杜润生老先生文中所述：“听说邓小平1987年就说过，只要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水准提高了，人民满意了，叫什么主义都可以。”到时候，中国社会真的发展到了北欧那样的程度，就叫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和谐社会”好了。
?作者是香港时事评论员、北京清华大学高级访问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