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已经走过了２８个年头。２８年来，我们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改革开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继续实践探索，更需要深入理论探索。这是因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到目前为止，仍不能说已有完整的成功经验。苏联东欧诸国，曾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先后启动改革，但均走偏了方向，最终于８０年代末或９０年代初纷纷翻船，它们给我们提供的仅仅是前车之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当今世界上总体力量对比“西风压倒东风”的环境下，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每走一步，都应十分谨慎，要特别注重对实践探索的理论分析、理论评估和理论总结，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思”或“反思改革”，以利于及时修正偏差，确保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轨道迈进。
对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进行反思，我国的经济学肩负重任。当前，我以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理论问题，亟需我国经济学进行深入研究。
一、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问题
这似乎是一个已经解决、不存在争议的问题，实则不然。如有的人名义上不否认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但内心深处却认为，马克思本人逝世已一百多年了。这一百多年来，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一百多年前创立的经济理论怎么能指导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事业？这种认识看似有理，其实存在很大的误区：将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简单地等同于马克思的思想或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区别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它既包含其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又包含马、恩身后一代一代共产党人，密切联系所处时代的特征及社会实践，进行理论探索，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完全当之无愧。
至于有的人由于各种原因，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在他们看来，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像他们在所谓的“内部会议”上袒露心声时所说的，是要效法西方或者搬用“台湾现在的模式”，他们当然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主张用新自由主义指导我国的改革。尽管我们很难改变这些人的信仰，但为着澄清这些人在理论上造成的混乱，仍然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说清楚为什么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是效法西方或者台湾；为什么实现这样的改革开放目标只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而不能搬用新自由主义宣扬的那一套。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动员广大的干部、群众，排除某些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干扰，使改革开放事业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之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深入发展。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问题
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简言之，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公有制，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可说是公有制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因为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够发达，不宜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必须发展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所以，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均规定：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应该说，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原则是清楚的：第一，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第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既不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更不是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当然，也留下了颇大的研究空间，其中，特别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是什么？所谓“主体”应从哪几个方面去把握，有没有数量界线？如果有，是５０％，还是４０％、３０％？如果这些问题不搞清楚，改革将难免出偏差，落实党章、维护党章，执行宪法、维护宪法也将难以兑现。
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必须充分认识公有制的巨大优越性。近几年来，有些人不遗余力地向公有制、国有企业泼脏水，说公有制企业、国有制企业没有效率……这，不过是拾哈耶克之流的牙慧而已。这些陈词滥调不符合历史事实。苏联的前几十年、我国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都曾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经济。后来有些企业之所以效益不好，有的甚至出现亏损，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企不分，企业不仅没有经营自主权，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还将其视为自己的金库，把企业的利润、甚至折旧费都统统收走，导致企业没有能力进行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再加上企业还为国家承担“办社会”的沉重负担，其效益怎么好得起来？可见，有些国有企业后来效益不好，并不是公有制或国有制本身不好，而是我们的管理体制出了毛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相当一批国有企业，改革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赋予企业以真正的经营自主权，企业管理者在企业内部实行科学管理，构建、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企业活力、竞争力远远高于私有制企业。如安彩集团，便是典型例子。该集团的前身是１９９１年建成投产的国企——安阳彩色显像管玻壳厂，所有投资靠贷款。经过１０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全世界同行业中已名列前三位，近年甚至并购了美国康能公司的９条生产线，被国家确定为“向世界名牌进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１６家中国企业之一”。可见，国有企业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的重要保障。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还多次严肃地指出：“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那我们就真是走上邪路了”。如何才能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呢？关键在于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配制度由基本经济制度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决定。按劳分配制度只有公有制经济体才能实行，私有经济体包括我们现在所称谓的“民营”经济体是不可能实行的。因此，归根结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能否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衡量我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也是我国改革开放艰难之所在。我们常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正处在攻坚阶段，我理解，其涵义也在于此。然而，正是在这样一个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成败之关键的问题上，一个时期以来，某些人制造了太多的理论混乱。为广大干部群众解疑释惑，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是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天职，我们有责任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所有制结构问题。
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市场化”问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要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但什么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呢？这种“基础性作用”是否就是“市场化”呢？
可见，在这方面有两个问题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其一是，对资源配置、经济活动或经济运转的调节，是完全交给“看不见的手”呢，还是在市场机制这个“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施之以国家宏观调控和计划调节？一般来说，现代经济活动，不能缺少国家的宏观调控，即便西方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以美国为例，它非常注重以金融为工具，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２００１年美国陷入周期性经济衰退，为了刺激投资与消费，在一年之内，美联储连续１１次降低利率，力度之大，非同一般。此外，它甚至不惜海外用兵，武装入侵伊拉克，这是垄断资本摆脱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传统手段。２００３年美国从衰退低谷逐步爬升，又遭遇石油价格暴涨的冲击，为遏止通胀，美联储又走上第一线，在一年之内连续十来次提高利率。美国垄断资本出炉新自由主义思潮，主张“市场化”，这是给别人喝的一杯毒酒，它自己从来不喝，典型的双重标准。美国尚且没有“市场化”、没有放弃国家调控，何况社会主义中国！我们不仅应该利用好金融、税收等经济调节手段进行宏观调控，还要充分发挥计划特别是规划、指导性计划的调节作用。
其二是，是不是所有国民经济领域都应交给市场机制去调节？按照我们中国人的思维逻辑，所谓“化”者，乃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如此看来，所谓“市场化”，自当是国家宏观调控从国民经济各领域、也就是一切经济领域退出。新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就认为：计划、国家干预始终同无效率相联系；因此他主张，即便是货币发行权也应交给私人银行，让市场调节。货币发行尚且如此，其他领域，包括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行业，当然也得交给市场了。但这种“市场化”结局将会如何呢？远的案例，如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以及俄罗斯和部分东欧国家盲目推行“华盛顿共识”所鼓吹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信条给本民族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暂且不论；仅就我们自己而言，在这方面也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比如，近些年来，在“市场化”改革的误导下，教育界刮起“教育产业化”之风，“经济效益”原则高于一切，“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淡出，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小平同志指出的“最大的失误在教育”的问题未能解决；医疗卫生同教育领域大同小异：在“市场化”的推动之下，“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不见踪影，曾造福数亿农民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土崩瓦解，乱收费名目翻新，??????致使受教育难、看病难同买房难一道，被普通工农群众称之为压在他们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这些失误和偏差所造成的后果，不符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难道不值得我们警醒、反思吗？我们的经济学、我们有良心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忠诚于人民、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党员经济学家似乎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四、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性的环节，是搞好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使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更具竞争力，以不断地发展壮大。怎么样改革才能增强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呢﹖当然不是改制——如同某些人主张的那样：改公有制为私有制，否则，就谈不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了。
实践反复表明，要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必须改革上世纪７０年代以前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通过２０多年的探索，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在理论上也有一些创新。但在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不论是实践探索也好，还是理论探索也好，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问题，就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
如前所述，国有企业改革，关键环节在于改变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也即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作的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企业的各种财产权可以分离的理论，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同经营权相分离，使企业成为具有经营自主权的市场经济主体，独立行使经营权等归企业所有的财产权。通过什么具体形式实现这一改革目标呢？有的研究者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最好实现形式；还有的甚至将这一论断推向极端，认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唯一实现形式，将股份制与公有制相等同。但也有的研究者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判断或立论有失偏颇。理由是，股份制是公有制的最好实现形式，还没有足够的实证依据；已有的实践探索可能有成功的，但也有失败的。比如佳木斯联合收割机厂（简称佳联厂），曾是我国最大的联合收割机制造企业。１９９７年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合资，成立约翰?迪尔佳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美方以现金入股，占６０％股份；中方以土地、部分固定资产入股，占４０％的股份。由于股权是可以流通、转让的，到２００４年，中方持有的４０％股份被美方收购，约翰?迪尔佳联公司成为美资的独资企业。这是一个利用外资对国企进行股份制“改革”而最终“改制”的典型案例。这一案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其一，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改变成了１００％的美资独资企业。其二，约翰?迪尔通过并购“佳联厂”，一举消灭了在中国市场潜在的最大竞争对手，进而利用佳联厂的成型技术和营销网络，迅速实现了对我国大中型农机市场的垄断。其三，企业赢利外资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税收）甚至零头。２００５年，约翰?迪尔佳联实现销售收入５．６亿元，赢利３２６０万元全被美资拿走，企业本应缴税金３４０万元，实缴多少有关部门并不掌握。即便全额缴收，也仅占美资纯利润的１０％。其四，原企业佳联厂的债务２．３亿多元，悉数留给了我们国家，部分离退休职工、工伤者和有特殊情况的人员安置费用也甩给了国家。其五，解决就业问题也十分有限。原佳联厂有职工４０００多名，１９９７年合资成立股份公司时，进入约翰?迪尔佳联的有１５００人左右。近几年又陆续裁员２００多人，现在仅有职工１２００名左右。合资之初，职工工资月均２０００元左右，以后逐步降低，目前月均工资在１５００元以内，比佳木斯市其他国有企业工人月均工资１７００元低２００元。上述几点表明，股份制不一定是公有制的最好实现形式，更不是唯一实现形式。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安彩集团等国有企业，只要实现了政企分离，实现了所有权同经营权分离，实现了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了科学管理，企业的活力、竞争力同样可以大幅度提高。
同公有制实现形式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所谓国有资本的控制力问题，也是近年来被一些人搞得分外模糊的问题。有些人竭力声言，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制改革，实现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就会大大增强。其实，在多元投资主体的股份制企业中，任何资本要稳定地实现对其他资本的控制，就必须处于控股地位。上面例举的佳联厂的所谓“改革”是经典的实证案例：当１９９７年佳联厂与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合资成立约翰?迪尔佳联收获机械有限公司后，也有人以为，占４０％股份的国有资本控制了占６０％股份的美方资本。曾几何时，国有资本不仅未能实现对美方资本的控制，而且最终被美资并购，使这一中美合资股份公司演化为美资“一统天下”的股份公司！可见，有些所谓“学者”无条件地宣称股份制改革可以增强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多多少少带有误导的成分！
总之，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存在大量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取向改革成败的理论问题，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回答。
五、关于对外开放的“度”的问题
自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后，以ＩＴ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使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促进国家垄断资本向国际垄断过渡，推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反过来经济全球化为在更大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创造了可能，又为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创造了条件。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如果闭关锁国，生产力的提高将受到制约；也就是说，在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当代，一个国家如果不实行对外开放，必将落伍。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今天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以美国的金融寡头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其目的，是追求高额垄断利润，是要由国际垄断资本占领全球，全球资本主义化、甚至美国化。而且，我们还必须清醒看到，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将占绝对的支配地位，社会主义经济将长期处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包围之中，时刻面临国际垄断资本西化、分化的威胁。我们国家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实行改革开放、参与全球竞争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是一柄切切实实的双刃剑：一方面，为我们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引进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方式，以促进生产力发展提供了机遇；另一方面，打开国门，参与全球竞争，又为国际垄断资本将我国圈入由他们主导制定的游戏规则之中，控制我国经济命脉，制造“金融地震”、危害我国经济安全，乃至蚕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供可乘之隙。所以，对外开放是有一个“度”的，不是越扩大越好，更不是“门户洞开”。
那么，什么是对外开放的“度”呢？从既有的理论研究来看，尚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我们只能从实践经验、从比较分析中来把握这个“度”。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ＷＴＯ、兑现入世承诺后，我国门户开放之“度”，在世界诸大国之中，似已“名列前茅”：从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看，已远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国。所谓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２００５年，我国ＧＤＰ总额为１８．２３万亿元，进出口贸易总额为１．４２万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达６２％。而美、日的同类指标一般在１８－２０％之间。从市场准入来看，我国市场不准或限制外资进入的领域已所剩无几：外资不能进入的领域可能仅剩军工和制币两个领域，限制进入的领域大概也仅有文化媒体领域了。连国民经济的中心领域金融领域，也开始引进“战略性投资”，建行、工行等先后出售股份于美资，正式启动了这一“战略性”工程。在这方面，倡导、推销自由化的美国已经相形见绌：去年，我中海油拟并购美一石油公司，美举国哄然，甚至连参议院也将“市场化”、“自由化”信条抛诸九霄云外，用行政性的参议院决议否决了这一拟议中的经济并购案；今年春，美国当局又故伎重演，否决了阿联酋的“拜迪港口并购案”！我们不妨发挥一下想象力：假如我国银行斥资并购或者收购美国花旗银行的一部分股份，美国会不会上下哗然？！美国参院会不会气急败坏？我相信，答案是肯定的。同在“人权”问题上美国历来搞双重标准一样，在“开放”、“自由化”问题上，也从来是双重标准。
对于美国垄断资本在“市场化”、“自由化”等问题上搞双重标准，将祸水强加于他人的行径，我们完全有理由予以谴责；而对于其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作为，我们似乎没有更多理由非议。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号称最为开放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其门户也不是“洞开”的。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开放、甚至门户洞开并不难，难就难在如何把握开放之“度”，以造福于国家和民族；也就是说，开放到什么程度，才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才有利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有损于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有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当前，我们在对外开放方面，确实还存在不足。但这个不足，不是表现在对外开放的“度”不够上，而是反映在对外开放水平不高上。比如，我们利用外资的效益不高、引进的技术层次低，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少和附加值低，等等。可见，我们对外开放的水平亟待提高。面对这种现状，“进一步扩大开放”之类的提法似应淡出，而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口号则应更加响亮。也就是说，我国的对外开放，似乎已经到了由“扩大对外开放”到“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样一种战略性转换的时刻。不容置疑，加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当前摆在我国经济学面前的紧迫任务！
（作者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