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物报》2001年2月7日第7版发表了我写的《〈20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献疑》，对胡平生先生发表于《文物天地》2000年第5期的这篇文章提出了质疑。近来，胡先生对我的质疑给予了答复（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4月11日第7版）。另一方面，《献疑》发表时，由于对这枚木简的内容尚未通解，故尔我一直处在求索之中。迄今所得结论，与胡文及其答疑文章大有径庭，特略陈管见如后。
“青”是“青麦”（青稞）的简称
我在写作《献疑》时，仅指出该简中的“青”不是青草，但对“青”字究何所指，未敢妄断。《献疑》发表后，承蒙学术界师友赐教，从而获知，“青麦”可以简称作“青”。敦煌文献S.5822号为《杨庆界寅年地子历》，其开头是“青麦四驮半九斗，小麦四十驮二斗”，后面则用“青”代替青麦，用“小”代替小麦。用“青”代替青麦者见于第5行王光俊、第6行董元忠二人名字下。“驮”是吐蕃的一种量制单位，一蕃驮等于二十蕃斗（姜伯勤先生《突地考》，《敦煌学辑刊》总第5期第15页）。又从其单用地支“寅”纪年可知，《地子历》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786—848年）的纳租账。如果说《地子历》是在先用“青麦”和“小麦”做过限定后再简称作“青”和“小”的，那么，P.2162背《吐蕃寅年左三将纳丑年突田历》就是全部直截用“青”和“小”加以指代了。其中出现“青”34例，“小”39例，“麦”7例，“烂麦”1例。杨际平先生（《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第383页）和姜伯勤先生（《突地考》）一致认为这件文书中的“青”即“青麦”，“小”即“小麦”，杨际平先生还指出“青”就是“青稞麦”。我们还注意到，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有一件出自唐代西州（今吐鲁番）的地亩文书残片，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田温先生对之做了研究，指出：“第9行云‘张君君欠青稞税六亩’，而第12行末有‘已上青，七十二亩’一句，‘七十二亩’4字朱书。‘已上青’的‘青’即青稞……”（《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第69页）。在唐代，青麦不仅是敦煌、吐鲁番，而且也是和田地区的农作物之一种（见陈国灿先生《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07页）；敦煌陷蕃（786年）后不久，于阗也落入吐蕃手中，同样经历了一个吐蕃占领时期。因此，那里青麦自然也可简称作“青”。更由于出自丹丹乌里克的这枚木简上的“青”已被紧随其后的容量词“一硕一斗伍升”所限定，所以，“青”是“青麦”的简称，当无疑义。还要指出，由于当年英人翟林奈编目时不慎，误将此简及另外一些和田出土文书混入敦煌文献，此简居然也获得了一个“敦煌文献”S.5891的编号。10余年前，周绍良、沙知、宁可、宋家钰、张弓、荣新江、郝春文诸先生在编辑《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时，未予剔除，且定名为“纳青麦历（木简）”（第9册第1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此册为宋家钰先生主编）。这说明此简中的“青”指“青麦”，早在一批敦煌学家眼中达成共识，只是胡文不察罢了！ 唐代青草、干草的计量与换算关系
由于胡先生的答疑不仅仍然坚持该简中的“青”是指青草，而且根据他曾用“筐”计量铡碎了的牲口饲草的亲身经历，断然“认为在简文中使用石、斗、升这样一些容积单位表示‘青’的计量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就有必要将唐代的真实情况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首先，唐代青草仍用“束”作计量单位。唐人称青草为“青刍”，且被后世沿用。杜甫《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诗有“为君酤酒满眼酤，与奴白饭马青刍”句（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诗》第2308页）；宋·范成大《华严寺》诗有“我本紫芝曲，误落青刍栈”句；清·金农《送贺十五德舆之辰州》诗有“此去悲老马，谁与秣青刍”句。可知，用“青刍”称青草历时甚久，其意义与《诗·小雅·白驹》中的“生刍”无别。“青刍”也以“束”论多少。杜甫《秋日阮隐居致薤三十束》诗有“束比青刍色，圆齐玉著头”句（《全唐诗》第2426页）。薤即头。上句意谓，一束束头像青草一样鲜嫩。五代贯休《书陈处士屋壁二首》诗有“青刍生阶除，撷之束成束”句（《全唐诗》第9318页）。“束成束”也就是捆成捆。如果说上面这些材料均出自诗人之口，有文学化之嫌，那么再让我们看一下真实的生活记录。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第292—293页为《唐大历三年（768年）僧法英佃莱园契》，内云：“（前略）园内起三月囗囗送多少菜，至十五日已后并生菜供壹拾束。（中略）囗囗葱内所种芥，寺家取壹佰束（后略）。”同书第301页《唐孙玄参租菜园契》内云：“（前略）5.（行号，下同）拾束与寺家。秋菜一畦从南6.入孙，一分与寺家。收秋与介（芥）壹佰束（后略）”。我在《献疑》中已举证，《诗经》、居延汉简均用“束”表示青草和青菜，唐代这种表达方式难道不是其孑遗吗？
其次，唐代干草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大唐六典》卷十九“司农寺”云：“其诸州藁秸应输京都者，阅而纳之。”可知，唐代行政法典以“藁秸”称干草。又称“厩刍”，见《新唐书》卷126《韩休传》：“（玄宗时）出为虢州刺史。虢于东、西京为近州，乘舆所至，常税厩刍。”亦称“禾草”，见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第250页。也称“茭”或“秋茭”，见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9册第116—117页。又称“茭草”，见《太白阴经》卷五“人粮马料篇”。“刍”、“茭”、“藁”及“刍藁”这些字、词，我们不是在秦汉时代的材料，包括居延汉简和睡虎地秦简中已经多次遇到过吗？事实表明，历史并未中断，只是干草的名称发生了某些变异而已。从唐人这些对干草的称谓中，我们能体味到的依然是秦汉乃至先秦时代的遗韵。
那么，唐代干草如何计量呢？概而言之，曰“束”曰“围”，二者又可换算成“斤”，与秦汉时代用“束”和“石”（表重量）无本质区别。用“束”表示者，我在《献疑》中已举出不少吐鲁番出土资料，这里不赘。用“围”表示者，除见于《太白阴经》卷五“人粮马料篇”外，亦有出土资料为证。敦煌文献P.2862背和P.2626背《唐天宝时期应见在帐》有：“13.郡草场14.合同前载月日见在草总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七围。”至于“束”、“围”与“斤”三者间的换算关系，唐代文献亦有记载。唐人元稹曾上奏弹劾剑南东川节度使严励非法科敛百姓。其中有云：“严励又于管内诸州元和二年（807年）两税钱外，加配百姓草，共四十一万四千八百六十七束，每束重一十一斤。”（中华书局影印《全唐文》第6612页）。“束”与“斤”的换算关系，目前仅此一见。我怀疑法定数额应为每束10斤，因严励苛敛百姓而加征1斤。元稹在《弹奏山南西道两税外草状》中又说：“山南西道管内州府，每年两税外，配率供驿禾草共四万六千四百七十七围，每围重二十斤”。（《全唐文》第6615页）。如果我推测每束禾草应重10斤不误的话，则1围相当于2束。
这些便是唐代青草、干草的计量及其换算关系的真实情况。至于我们所讨论的这枚木简中的“石、斗、升”，是否像“筐”一样“理所当然”地用来计量铡碎了的饲草，以及历史与现实中是否会有这样的用例，相信读者自会鉴别，无须我再饶舌。
“20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新释
胡文所谓“20世纪出土的第一支汉文简牍”，实即斯坦因于1900年12月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编为“D.V.5”号（＝S.5891）的汉文木简（图二）。但其确切内容如何？为便于讨论，再将胡平生先生的释文录如下，正面：“囗囊思囗纳青壹硕（石）壹斗伍升了，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官检怀弥惟（？）”；背面：“青一石一斗五升，阿闭娑，青一石一斗惟（？）”。
写作《献疑》以来，我一直在求索这枚木简内容的性质及其相关问题，但颇多困惑。近读业师张广达先生和荣新江先生合写的《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一文（《唐研究》第3卷第339—361页），深受启迪，终于豁然开悟，对木简内容获得了较为明晰而准确的认识，现申述如后，并再次质疑于胡平生先生。
（一）关于思略其人。胡文所释的“思囗”实际应为“思略”。据张、荣统计，思略又名斯略，在此前的12件汉文和于阗文文书中已出现过多次，现知其活动年代在公元777到788年间，身份曾是杰谢百姓、城主和“萨波”（类似将军，《唐研究》第3卷第351页“思略年表”）。而胡文却说：“‘思’下一字有点像‘嗨’，不能确定。”失矣。此字笔划稍欠清晰，但其大致轮廓仍可看出是“略”字。再者，此简编号为D.V.5号，而同遗址所出D.V.6号（＝S.5864）就是思略于大历十六年（781年）所写的牒文。只要稍加比对，就可确认其名字。胡文却未做这样的工作，令人倍觉遗憾。
（二）关于史怀珍其人。胡文所释的“怀弥”二字实际应为“怀珍”。“珍”字俗写作“”，胡文不辨，误释作“弥”。此人名字亦出现于同一地区所出Hedin（代表斯文赫定编号）24号汉语—于阗语双语文书上（《唐研究》第3卷图版一及第340页释文）。因“”字残半，故张、荣十分审慎，作“史怀囗”处理。细审图版，Hedin24号文书上的“”字右半虽残，但左半草书斜玉旁与D.V.5号之“”字偏旁写法相近。由此可知，木简上的怀珍便是Hedin24号文书上的史怀珍。此人名字目前仅此二见。
（三）关于富惟谨其人。胡文在木简正、背两面的“惟”字后加了问号，表示不确定，且云：“末一‘惟’字，不明确切意义，依文书体例推测，应是核收校验之意。”又失矣。此二“惟”字均是“富惟谨”其人名字的省略，是负责官员署名，而非“核收校验之意”。富惟谨名字已出现于Hedin15、16、19、24和Dumaquc、D双语文书上多处。在Hedin15、16和Dumaquc、D四文书中，其共同署名是“判官富惟谨”（《于阗史丛考》第84页、《西域文明》第215—218页）；在Hedin24号文书上则署为“判官、简王府长史富惟［谨］”。长史为上佐，是长官之副贰，判案时为“通判官”，故富氏自称“判官”。又因八世纪下半叶时于阗王朝奉唐正朔，属于唐朝管辖范围，所以实行唐朝行判之制，也就完全正常。
（四）关于“官检”二字。释文不误，但理解却误。胡文说：“‘官’下的‘检’字不知应从上读抑或从下读，从上读则为职官名，从下读当为人名。”今按，“检”即“检案”之省略。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7册第506页是一件唐景龙年间西州高昌县处分田亩案卷，其开端存二大字“检，晏”，即由名字简称为“晏”的人进行了“检案”。而“检案”即“检覆前案”，亦即审核已成之案卷，是唐代实行勾检制的必要程序。唐代履行勾检责任的是各级官府的勾检官。其职掌则《唐律疏议》卷五名例律“同职犯公坐”条疏议曰：“检者，谓发辰检稽失，诸司录事之类。勾者，署名勾讫，录事参军之类。”前谓检查是否违反办事程限，后谓检查是否违反有关规定。史怀珍在Hedin24号文书上是“典”，而在D.V.5号木简上担负着勾检之责。在同简上的富惟谨则是“判官”，即长史、别驾之类（详下）。考虑到此，推测史怀珍在为木简署名时的职位是录事参军或他官摄（代理）录事参军；或者仍是胥吏，但却担负勾检之责（关于无品胥吏也可担任勾官，请参王永兴先生《唐勾检制研究》第34页）。
（五）关于所谓“了”字。此一拉长了的“了”形符号，不在简文正文之内，而在“升六年”三字之右侧。而“勾检符号”画在所勾内容之右侧，正是唐代财务文书勾检的重要特征之一（《唐勾检制研究》第208、211—212页）。因此，它并非“了”字，而是勾检官史怀珍审核无误后所画的“勾检符号”。胡文不明唐代勾检制度，误释作“了”，且阑入正文，大失矣。此种勾检符号亦见于其它文书，如麻扎塔格遗址所出《唐贞元六年（790年）神山馆馆子王仵郎抄》，详参陈国灿先生《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第507页及第61—62页，释文本《吐鲁番出土文书》第2册第121、122、124、131、136、240—266页等多处，此处不赘。
（六）关于所谓“囊”字。木简上部已残，“思”上有文字及残存字划，胡文释作“囊”，且解释说：“‘囊’字中部已残，‘思’下一字有点像‘嗨’，不能确定。这个名字（按，胡文是将‘囊思囗’当作一个人名看待的）使人想起西汉绥和元年立为乌珠留若单于的囊知牙斯。（《汉书·匈奴传》）简文的意思也大体可以明白，简文说，囊思囗缴纳青壹石壹斗伍升，已经了结，六年九月廿五日，由官员怀弥核收。”失之远矣。细审图版，“思”上残存二字，当为“日辰”，其上更有另一字残痕。 Hedin24号文书末署：“贞元十四年闰四月四日辰时……”。这组文书除记明年月日外，又记时辰，是其特点。“辰”时相当于今之上午7—9时。故而我推测，木简“思”字以上之内容应为“年月日辰”（“时”字略写），是记录思略交纳青麦时间的，时在公元8世纪之末（详下）。因此，它并非“囊”字，更与西汉匈奴单于囊知牙斯相距800年，毫无关涉！
（七）关于富惟谨在木简上的地位。我们注意到，木简正背两面二“惟”字均写于木简下部右侧，且字体略小，这正是唐代通判官署名的习惯性特征之一（参《唐研究》第3卷第343页）。在Hedin24号文书上，“富”字较大，“谨”字已残，而“惟”字同样较小，所反映的依然是唐代判官署名特征。因此，木简上二“惟”字仍是判官富惟谨署名，其身份与地位未变——还是长史之类的副贰之职。
（八）关于史怀珍和富惟谨署名不具姓氏。简中此二人只有名字（富惟谨这里只省作“惟”）而不具姓，也是唐代判案署名特征之一。《朝野佥载》卷四载：“高阳、博野两县竞地陈牒，［权］龙襄乃判曰：‘两县竞地，非州不裁。既是两县，于理无妨。付司，权龙襄示。’典曰：‘比来长官判事，皆不著姓。’……”长官判案署名不具姓在敦煌吐鲁番文献中其例甚夥，不备举。至于唐代官员署名仅写一字，例证极多，请参《唐勾检制研究》第115、170—172页，《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第344页注释①。
（九）关于木简背面内容。根据我们所见多例敦煌吐鲁番“帐（同账）历”文书，如前引《地子历》和《突田历》，“阿闭娑”应是当地一个胡人名字，“阿闭娑青一石一斗”是一项内容，意即阿闭娑缴纳了青麦一石一斗，不能断开；其上面的“青一石一斗五升”是另一人所缴青麦，前面应有人名。但此人名字已失，故当在“青”上施以缺文符号囗。
至此，我们对这枚木简的内容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概括如下：某年某月某日之辰时，思略缴纳青麦一硕一斗五升。勾检官史怀珍于六年九月廿五日进行勾检，审核无误，于是署名并画上了“了”形勾检符号。判官富惟谨署名认可。背面是另两笔同一性质的账目，富惟谨也署名认可。其内容属于“帐历”，故应定名为《唐思略等纳青麦历（木简）》。
那么，此简年代又如何呢？如前所述，现知思略活动年代在公元777—788年间；而富惟谨以“判官”身份署名的文书多在公元798、801和802等年份（《唐研究》第3卷第349页）。此二人名字又同时出现于D.V.5号木简上。而勾检官史怀珍既出现于这枚木简上，又与富惟谨同时出现于Hedin24号文书上。综合这些因素，我推测木简上史怀珍所署“六年九月廿五日”，或为贞元六年（790年），或者更晚；而胡文所比定的唐大历六年（771年）可能性较小。不过，这仅是推测，能否成立，仍有待证实。
根据以上所考，现将简文重新释读并标点如下，正面：“［年月］日辰，思略纳青一硕一斗伍升。六年九月廿五日官检，怀珍（勾）。惟。”背面：“囗青一石一斗五升，阿闭娑青一石一斗。惟。”全简残存40个字和1个符号。
最后，我在对这枚木简内容进行考释的过程中，胡文所附摹本使我受益良多，这是要特别声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