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古籍书的收藏十分火暴，但是人们对它的收藏，各有所爱，不尽相同，各具特色，如有的注重它的年代，有的侧重它的内容，有的则青睐它的版本等等，于是乎衡量其价值，自然也就各有千秋。笔者好友孙志方同志，十几年来，对古籍书的收藏，可说无所不收，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从他目前所收藏的古籍书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已是初具规模，闻名遐迩。前不久，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安庆系列片
作者撰写该书的初衷，因鉴于当时礼仪之风气日下，欲挽狂澜，同时又鉴于当时四书、五经、三礼等虽是历代学人必读之书，但因其繁杂不易诵读，在他认为“博涉则泛，专务则精，全获良难，约取亦易”的思想指导下，于是乎他便在清乾隆四十二年丁酉（1777年）携儿子西上，过洞庭湖时在舟中，取其仪礼章句本，摘其大要，仿唐人蒙求例，整其句而韵之，名曰《仪仪礼韵言》俾儿辈易诵，明礼知仪，后返滇时付梓，数百本分散之，不久因事北上，其梓版因船沉事故没入川江，故初片现存世难觅，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年）因主讲云南，五华书院教学需要重镌，后于清嘉庆元年辛酉（1801年）由金谷园重刊，由于一直受到社会的推崇，流传后世，《四库大辞典》存目。
作者檀萃（1705~1801年）字岂田，默斋，号废翁，别号白石，又号草堂，安徽望江县人。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中进士。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贵州贵奚谷县知县。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补云南禄劝县知县，上任后，兴学劝农，政声大著，为官清正不阿，屡遭权贵的非议，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督送滇铜入京，中途不幸因船沉而被罢官，滇人深爱他的才学和品德，不忍他离去，遂聘为育才、五华书院讲席，学子争相师从，深受人们的爱戴。在滇（云南）二十年，檀萃虽失官而不失志，潜心力学，博览群书，勤于笔耕，著述甚丰，其著作有《滇海虞衡志》、《滇南文集》、《滇南诗话》等二十多部，《清史列传》有载。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素为世界上誉为礼仪之邦。追溯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历代对礼仪十分重视，《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修身篇》：“故人之无礼则不生，学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又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礼制的集编，极端重视礼仪，孟子告子曰：“虽未行其言也，迎而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也。”《礼·典礼收》：“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到了汉代，对礼仪之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相传西汉载圣编辑计有《曲礼》、《檀弓》、《王制》、《月令》、《礼迹》、《学记》、《牙记》、《中庸》、《大学》等四十九篇，成为研究我国古代社会情况、儒家学说以及礼仪制度的重要参考书籍,宋代胡寅斐然集四寄唐坚伯诗云：“礼尚往来思相现，情深吸引屡抛瓯。”由于这种传统礼仪思想的影响，四书，五经，三礼一直便成为学人必读物，而且誉为经典之作。
当然不可讳言，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尽管该书部分内容可能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色彩，但瑕不掩瑜，该书仍有许多可取之处，作为配合当前开展文明公德教育，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最后想在这里附带赘言几句，从前一个时期《收藏快报》《收藏》等报刊上的文章中，在讨论我国历史上出现“课本”二字的时间问题上，见仁见智，各说不一。2004年4月7日C7版《收藏快报》发表邹利先生在题为《收藏课本有“钱”途》中说清代没有课本二字出现。2004年6月30日B6版《收藏快报》上又发表杨怀军先生在题为《150年前就有“课本”》里说他收藏到清道光二十六年丙午（1846年）刊刻的《小题正鹄初集》等三本李氏家塾课本，似乎又较邹先生的发现并考证又胜一筹。后在2004年第八期《收藏》上又见到一位山西许九渊先生题为《清代学生课本》也提到他前不久收藏到一本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刊印的《天崇百篇》课本，其实该课本要比道光年间的课本要晚，而他还居然下断语：“在我国出现课本仅有百余年的历史。”联系到笔者收藏的这套乾隆五十三年戊申（1788年）重镌的《仪礼韵言》塾课读本（即课本）比上述又要早好几十年。因此，笔者认为一切事物是发展的，特别是对待历史上的一些事物或问题，其考证有个逐步深入的过程，不宜过早下结论，至于“课本”二字出现问题，说不定，或许在今后还会发现时代更早课本之类的书，也未可知。
（2007年2月14日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