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应用１４Ｃ测年方法解决了一系列的年代问题，建立起了夏商周１４Ｃ年代框架，为最终实现夏商周三代年表的建立提供了依据。在考古学界乃至史学界工作的人都知道过去１４Ｃ测年误差较大，有上百年左右，一般应用于史前研究，而这次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它是参与解决历史时期年代问题的。那么，这些年代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跟过去有些什么不同呢？
我们最终得到的日历年代是将所测得的１４Ｃ年代通过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转换后得到的，而日历年代误差则是由相应的１４Ｃ年代误差经由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转换后所得。由此，日历年代误差可以看成与三个方面有关：一是１４Ｃ测量误差，二是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本身的误差，三是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上的位置。
因此要想减小年代误差，应从上述三方面入手尽可能减小有可能引起误差的因素。
１４Ｃ年代测量误差所涉及的因素比较多，如制样技术，制样方法，测量仪的稳定性，仪器的测量精度，等等。据此，减小测量误差要从提高制样技术，改进制样方法，改进设备性能等方面入手，在此基础上增加测样时间，使误差减小。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１４Ｃ测年技术根据所采用的常规１４Ｃ测年法即液体闪烁计数法和加速器质谱法设置了三个技术改造与研究专题，就是围绕提高精度、减小误差这一目标进行的。这三个专题分别是常规法１４Ｃ测年技术的改造与研究，骨质样品的制备与研究和ＡＭＳ（加速器质谱测年）方法的技术研究与改造。通过上述三个专题研究，最终常规测量精度可达３‰，加速器质谱法精度可达５‰。这项工作为减小年代测量误差提供了技术上的保证。
要实现减小年代误差的第二个条件是要减小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本身的误差。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是通过在同一气候区中采集同一树种，按照树树轮年代的早晚使其前后相接顺序标记，然后取树轮木质进行１４Ｃ年代测定，再以树轮年代为横坐标，１４Ｃ年代为纵坐标绘制而成。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绘制，几十年来经过国际１４Ｃ专家、学者的反复研究，使其误差不断减小。１９８６年，Ｍ．Ｓｔｕｉｖｅｒ和Ｇ．Ｗ．Ｐｅａｒｓｏｎ等人与树轮专家共同研究，建立了高精度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１４Ｃ年代误差只有１５年左右，使高精度测年成为可能。现在高精度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的绘制工作还在继续，并已延伸到上万年。
影响误差的第三个因素是与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的位置有关。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本身是一条在斜率上存在变化，而在波动幅度上又不甚均匀的曲线。所以即使所得的测量误差相同，但由于处于校正曲线的不同位置上，则经过校正后所得的日历年代的误差的大小也不相同。假如处于校正曲线上一段比较陡峭且波动较少的年代段上，所得到的日历年代误差就会相对较小，甚至测年误差稍大些也不会使日历年代误差增大，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对山西天马—曲村晋侯墓出土晋侯苏钟的８号墓的测定。它的年代正处于校正曲线的这样一个位置上，所以，一个样品数据就可定年，且误差较小。８号墓的年代为公元前８０８±８年，这与《史记·晋世家》所记载的晋侯苏死于宣王十六年（公元前８１２）是相吻合的。而若处于校正曲线比较坡缓且波动较多的位置，日历年代误差则相对会较大，往往比１４Ｃ测年代误差大得多。在我们一般所处理的年代数据中像前者那样的情况遇到的较少，而较常见的则是后者，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遇到的殷墟的年代、琉璃河的年代等等。所以，面对这种情况能否减小年代误差已成为最终实现缩小年代误差的关键。关于这一问题，７０年代已有学者开始研究。进入９０年代后，随着高精度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的建立，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高精度系列样品法逐步完善并日益受到国际１４Ｃ领域的关注。
高精度系列样品法是取在年代上前后有序，互有时间间隔的一系列含碳的考古学样品，进行高精度１４Ｃ测年，在此基础上将所测得的年代小段在高精度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上做曲线拟合，这样可使误差大大缩小，避免了由于曲线上的特定位置所引起的误差的增大。
系列样品法与先前方法在数据处理上的不同之处是要做曲线拟合。曲线拟合方法到目前为止有这样几种：一是目测法，二是最小二乘方法，三是贝叶斯统计拟合法。目测法是将测得的小线段在１４Ｃ—树轮年代校正曲线图上水平滑动，凭观察者眼睛的观察来定出合适的拟合位置。这种方法比较简捷，但量化程度不够，难免会引起误差。最小二乘方法是将测得的数据应用统计上的最小二乘法进行数据处理，做曲线拟合。该方法比之前一种方法量化程度提高，在拟合位置的选择上依据更充分。１９９５年后应用统计容量更大的贝叶斯统计做曲线拟合，使拟合的精细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误差的处理上也就更加合理。
形成系列样品最典型的系列是树轮系列，因为它的年代清晰可数，年代间隔清楚且具体；其次是考古上的地层系列，有直接的地层叠压关系，使层位之间的时间顺序准确可靠。再就是具有成熟的考古学分期的系列，也可以得到可靠的时间顺序。由于形成三种系列的条件不同，所得到的日历年代误差的大小也不同。显然，第一种系列的误差最小，第二种和第三种系列的误差大小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因此，高精度系列样品法减小年代误差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与考古密切结合，需要考古学家提供系列的相对顺序，以进行曲线拟合。当然，因为曲线拟合是在已测得的１４Ｃ原始测量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所以考古学家所提供的系列样品的相对顺序并不会影响到原始数据。另外，如果所形成的系列是以考古学分期为依据的，则成熟的考古学分期对减小年代误差显得尤为重要。
系列样品方法有效地减小了年代误差，正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考古学研究中。比较典型的，如美国学者Ａ．ｌｏｎｇ等人应用此方法研究日本古坟时期的墓葬遗址的年代，其年代误差竟然缩小到只有５年。我国学者仇士华、蔡莲珍等人应用此方法对长白山火山灰中的炭化木进行研究，由此定出了火山的喷发年代，其年代误差只有１５年左右。这一研究工作的进行为迎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应用高精度系列样品法定出了从二里头文化到商前期，到商晚期到西周的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年代框架。其中陕西长安马王村发现的Ｈ１８系列地层，由下到上跨越先周、西周初、西周中几个历史阶段。取其中的木炭、骨头，还有一年生小米形成的系列样品测年，由此推得武王伐商的年代为公元前１０５０—１０２０年，误差为３０年，这与从汉代刘歆起就开始进行的关于武王伐商年之争其前后相差有１００多年的年代范围相比，范围大大缩小。而这一年代与天文学上武王伐商年的推定不谋而合。武王伐商年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年代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它的定出对于上至商年，乃至夏年的推定，下至西周列王的排定都是至关重要的。以上应用高精度系列样品法所得到的夏商周１４Ｃ年代框架为最终夏商周三代年表的定出提供了依据。因为夏商周１４Ｃ年代框架是１４Ｃ与考古相结合得到的一考古年表，要建立夏商周三代年表还需与天文、金文以及古文献等其它学科相互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