８０年前，中国近*古学尚属一片空白，由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及袁复礼先生等在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的中国学者丁文江、翁文灏等先生和渑池县政府的支持下，对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不召寨村等三处史前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发现了以磨制石器与彩陶共存为特征的史前文化。这是在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遗址，是安氏在中国进行的最大最详细的一次发掘。他将这次发现命名为“仰韶文化”。这是中国近*古学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名称，为研究中国史前文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第一、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我国新石器时*古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发端。在１９２１年仰韶遗址发掘之前，我们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中国有新石器时代遗存，有些外国学者或传教士曾经宣扬中国文化西来说，认为中国没有自己的史前文化，没有自己的石器时代，后来的中国文化乃至人种都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由于有仰韶村及后来一系列的遗址发现和发掘，不但说明我国存在着非常发达而且富有自己特色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世界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使那些主张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
第二、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基础条件。仰韶文化发现后，为国际学术界所注目。自此以后，我国的田野考古发掘才逐渐开展起来，并且从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扩展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逐步建立了中国考古学体系。使中国的考古学研究成为当前众多学科中的一支重要学科。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为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夏商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三、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为研究史前社会的重要基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华华夏文明渊远流长。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考古学者十分重视河洛地区新石器时-古研究。１９５１年６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带领考古调查团对渑池仰韶村再次进行了调查发掘。此后，经过中央、省市考古工作者的广泛调查和重点发掘，在郑、洛、三门峡地区新发现了大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最终确认了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早晚关系，彻底澄清了安特生当年的一些模糊、混乱认识，有力地批驳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经过５０年来对大量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其内涵更为丰富多彩。它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湖北的西北部，西到甘肃、青海接壤地带，东至河南东部，共发现遗址１０００余处。以其分布之广泛，延续之长久，内涵之丰富，影响之深远而成为中国原始社会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它展现了中国母系氏族制度从繁荣到衰落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成就。仰韶文化在长达２０００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核心部分，它不断吸收周围诸文化的因素，又给周围文化以不同程度的影响，共同为中华民族文化机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因此，可以说仰韶遗址的发掘开创了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先河，是中国新石器时-古的基础。
今天，令人高兴的是，仰韶文化研究取得了新的突破和发展。几十年来，我们在伊、洛地区不仅已经积累了自裴李岗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大量考古资料，而且对全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谱系、类型、分期有了全面深入的分析，更有一些中青年同志，在前辈学者指导下，运用聚落考古的方法，从聚落分布、单个聚落的形态和聚落内部遗迹三个相关方面分析入手，对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发展、演变做全面深入的考察研究，其学术意义是深远的，标志着新石器时-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由此将会对新石器时代社会内部结构、人口地理分布区域、氏族形成和发展及文明起源做出科学的阐释，必将推动中国上古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化。
现在，中国考古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全体考古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的田野考古会更加完善、更加科学，研究范围、研究手段会更加扩大，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使用将更为广泛。培养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考古队伍，提高发掘质量、研究水平，使中国考古学在国际考古学界享有更高的声誉，已成为时代对我们的要求和历史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弘扬中国的先进文化为己任，发扬严谨治学、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学风和开拓进取、艰苦奋斗、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进一步做好文物考古工作，把我国的考古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本文为张文彬局长在“仰韶文化”发现８０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本报发表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