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白痴皇帝晋惠帝以在百姓多饿死时垂问“何不食肉糜”名闻天下，同时他还有另外一段佳话，亦在《晋书·惠帝纪》尾段：“帝又尝在华林园，闻虾蟆声，谓左右曰：‘此鸣为官乎，私乎？’或对曰：‘在官地为官，在私地为私。’”
这段问答从大愚中显出了大智。傻子惠帝之所以问蛤蟆是“官叫”还是“私叫”，是因为他见惯了人的言论分为“官叫”和“私叫”，从而自然而然地把这个判断标准从人类界拿到了动物界。臣下也很明白他的圣意，心照不宣语带双关以人为本来应答关于“官叫”、“私叫”的判断标准问题——站在官家立场上叫的是“官叫”，站在个人立场上叫的是“私叫”。
历览世界考古学史，觉得各国考古学的发展大致也可以分为“官叫”或“私叫”两个传统——当然，上升到学术的高度，称之为“官学”和“私学”可能更堂皇一些。
“官学”考古学的基本特点是，考古是一种政府行为或者基本在政府掌控之下。考古机构由政府组织管理，人员由政府遴选任命，经费来源基本依靠官方，考古活动由官方机构实施，研究规划由政府制定，研究成果为国家利益或*目的服务。在这种情况之下，考古人员是政府的雇员，也是当局当然的附庸，为官而叫是他们的职责。考古成果不消说了，是意识形态的当然组成部分，不符合这一精神的其他研究，不会有生存的土壤，所以官叫基本都是一个调——当然，安定团结的局面也是官学精神的固有之义。但“官学”也有它的好处，在国家力量的支持之下，“官学”考古学能够开展规模庞大的考古活动，实施长期的研究规划，往往会有巨大的收获。
“私学”考古学的特点与“官学”相异，基本属于一种民间活动。活动是自发的，人员是自由的，经费是自筹的，机构是松散的，力量是有限的，活动是随机的，观点是随意的，方法是多样的，分歧是巨大的，研究方向基本是凭个人喜好的，长期规划一般般是不会有的。
考古学诞生之初“私学”色彩很浓，充满了早期资本主义的个人冒险精神甚至叛逆精神，例如我们熟悉的谢里曼、皮特－里弗斯将军、皮特里、伊文思、莱亚德等等，他们的考古事业大多是出于个人爱好和一腔热情，凭借私人财力，进行短平快项目。其成就所带来的荣耀和财富，首先属于他们自己，然后才是他们所属的国家和人民。至于他们的学术观点，更是典型的“私叫”，完全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的精神，并且似乎也没有将之与为国为民救苦救难的崇高目的联系起来。这种传统给西方考古学带来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今在欧美考古学主流中仍然可以发现这种渊源，利弊也可以再探讨。
“官学”考古学比较典型的是纳粹考古学和前苏联考古学。纳粹为了证明雅利安人的伟大无所不用其极，考古学也成了他们用来消灭异族的“软刀子”，据说还有考古学家被拜为纳粹将军的。前苏联则用考古学来证明自己社会发展道路古往今来的无比正确，由此当然也就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意识形态的无比正确和在全世界胜利的必然性。这些考古学都是典型的“官叫”，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影响却是恶劣的，结局是悲惨的，流毒也是无穷的。
当然，“私学”考古学和“官学”考古学的产生各有不同的时代背景，不仅仅反映了社会制度的不同，也反映了社会管制强度的差异。很明显，当国势强盛，-开放，统治阶层心态放松时，对“私学”考古学的发展是比较有利的，人们“私叫”几声也没什么大不了。而当国家局势处于紧张状态，需要调动掌握所有的力量以及压制异己的时候，考古学就容易发展成“官学”；“官学”就需要发出“官叫”——虽然考古学的这几声“官叫”实在无足轻重。
2006.11.10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