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直在从事邙山陵墓群的调查勘测工作，总有先生和同行们问起东汉帝陵封土的平面到底是圆形还是方形？它们的形制是什么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我们田野调查的结果可以肯定地回答东汉帝陵封土的平面是圆形的，其外观形制是一种类似馒头或者小山丘的形状。
陵墓之上构建封土导源于东周时期。东周至秦、西汉，王墓和帝陵一直在延续一种覆斗形或是方锥形的封土。可是从东汉时期开始其形制为之一变，成了一种平面圆形而外观呈馒头形的封土。东汉王朝向以标榜自己是汉王朝的继承者，方方面面的制度多有承袭，独帝陵封土没有使用原来的旧制，其急转直下令人匪夷所思。这种圆形封土的出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帝陵形制，以及同一时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贵族墓冢都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到了隋唐时期帝陵封土才重新变回到覆斗形。由于这一变化涉及到陵寝制度的重大改变，涉及到圆形封土的考古学文化来源等等问题，所以才会有众多学者对此表示关注。
圆形帝陵封土从何而来？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要解决这一问题须从光武帝营建寿陵谈起。
世祖光武皇帝讳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人，西汉皇族后裔，汉高祖九世孙。新莽末年参加农民起义，建武元年（公元25年）即皇帝位,建立东汉政权。刘秀一生提倡节俭，他总结了西汉丧乱帝陵惨遭盗掘的经验，极力反对厚葬。中元二年（57年）二月刘秀崩于洛阳南宫前殿，三月,葬于原陵。他在临终前入遗诏曰：“朕无益百姓，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务从约省。刺史、二千石长吏皆无离城郭，无遣吏及因邮奏。”表明了他的要求节葬的遗愿。
&早在建武二十六年春（50年）开始预制寿陵时,刘秀就曾经下达一个非常重要的诏令，对自己的后事做了详细的安排。
《太平御览》卷九○引《东观汉记》云：“（二十六年）四月，始营陵地於临平亭南。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当豫自作。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
《后汉书》记载“初作寿陵。将作大匠窦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独完受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字面上理解光武帝仰慕古者帝王之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在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似乎根本就没有营建墓冢的意思。《后汉书》“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句下李贤注曰“言不起山陵，裁令封土，陂池不停水而已”，看来李贤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古今注》等文献却言之凿凿地称光武帝的“原陵”存在着墓冢，而且还详细地记载了封土尺寸及陵园的规制。这样就出现了矛盾。
实际情况会是怎么样呢？东汉末年邙山上包括原陵在内的诸帝陵遭到了军阀的盗掘，显系地面上有明显的标志。魏文帝曹丕于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十月作终制，曾经提到过原陵的封和树。制文中曹丕斥责明帝说：“汉文帝之不发，霸陵无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树也。霸陵之完，功在释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释之忠以利君，明帝爱以害亲也。’”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诗赋也多次提到了原陵的封树。这些都可以证明当时的原陵确实建有墓冢。那么，原陵修建墓冢是光武帝的本意？还是他的后继者孝明帝为了彰显光武中兴的伟业，增加了原陵的建制，超越了光武帝生前要求节俭的诏令？光武帝在上述诏令中反复表达自己的意愿，还特别强调说“臣子奉承，不得有加。”明帝性至孝，似乎没有违背光武帝遗愿的理由。《后汉书·东平宪王传》记载，对于光武帝的葬事“孝明皇帝大孝无违，奉承贯行。”因此，原陵建冢当出自光武，与孝明无涉。
既然原陵修建墓冢是光武的本意，那为什么还要在诏令中做出否定性的陈述呢？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理解诏令中“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的真正涵义。“山陵”，是秦汉时期帝陵的通称，《水经注·渭水》记载“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 而“陂池”，据《故训匯纂》记载有两个最主要意思，其一池水，其二山阪。邙山上并无江水、池水之类，所以“陂池”应解为山阪，意为山丘、高阜。吴树平先生的《东观汉记校注》引《刊谬正俗》卷五说：“陂池，《东观汉记》述光武初作寿陵，云‘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读如吊二世赋‘登陂陀之长阪’。凡陂陀者，犹言靡陀耳。光武言不须如前世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陀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垫坏耳。今之读者谓为陂池，令得流水，此读非也。”《刊谬正俗》引“无为山陵”句时去掉了“无”字，而且句读与其他文献也有所不同，不知所据。但是把“陂池”解释为“陂陀”却非常精到。至此，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刘秀的原意不是不建墓冢，而是不要建类似西汉时期的那种高山大陵；不是不建墓冢，只是让墓冢稍微隆起像自然界中的小山丘的样子，使得流水不停且不损坏墓圹而已。
可以想像，面对当时地面之上依然存在的前世诸帝的陵墓，在东汉初年人们的心目中会存在着一种固有的观念，覆斗式陵墓才是“山陵”，才是“丘垄”，才是帝陵应有的式样。而刘秀设想的那种新型的封土形式——小山丘式的“陂池”与此不同，因此不能算作是“山陵”。果真如此的话，那么诏令中“无为山陵”的真正含义指的就是不做旧式山陵。这个观念和现代人完全不同，现代的观念是凡是在帝陵之上构建封土，不论形制如何都可以称作山陵。因为没有特指，所以我们才会产生误解。
新的形式摈弃了传统的定式，是在模仿自然界中的小山丘，那么势必要去掉原来墓冢边缘的棱角，墓冢的平面也就开始由方形向圆形转化，圆形的帝陵封土也就这样悄然产生了。东汉帝陵的这种圆形的馒头状的封土，与早期的某些地区的圆形封土是有明显区别的。它的最突出的特点是高度小而直径大，外观呈低矮的山丘状。洛阳当地有句民谚说“唐方魏尖，汉扑塌”，形象地总结了各个时期墓冢的形制特征，同时表述了东汉帝陵以及陪葬墓群封土低矮平铺的特点。
西汉诸帝陵甚是壮观，最大的墓冢的底边边长有229米，高可达46.5米，最小的边长也有150米，高26米。其封土的体量是很大的，完全可以称之为“高作山陵”。相比之下洛阳邙山的东汉帝陵要小的多，墓冢直径只有70米到130米左右，高度不足20米。规模变小，达到节俭薄葬的目的。新的封土形制力图模仿自然界中的山丘，和传统的形制有所不同，刘秀希望它能够达到掩人耳目的效果，“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诗经》毛传云“山顶曰冢”，《周礼·春官·冢人》郑玄注“冢，封土为丘垄，像冢而为之”。《释名·释丧葬》“冢，肿也，象山顶之高肿也”。新的形制和儒家经典的名义如此接近，难怪刘秀会说“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
刘秀的这个突发奇想的诏令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从东周到西汉的那种传统的覆斗形的陵冢在东汉时期得到了终结。光武帝之后孝明帝、孝章帝踵事增华。《后汉书》记载“（孝明帝）遗诏无起寝庙，藏主于光烈皇后更衣别室。帝初作寿陵，制令流水而已，······无得起坟。” “（孝章帝）遗诏无起寝庙，一如先帝法制。”可以推想光武、孝明帝以后的东汉诸帝沿袭成习，官宦士人纷纷效仿，推波助澜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风气、一种特有社会时尚，最终形成一种特有的陵墓制度。邙山上巍巍墓冢的风格也因此为之一变。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看考古调查的结果是否能印证这个变化的过程。东汉在洛阳的帝陵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北兆域在邙山，南兆域在洛河南。邙山的东汉陵区位于孟津县送庄乡三十里铺村一带。文献记载，东汉皇帝中有5位埋葬这里，他们是光武帝、安帝、顺帝、冲帝和灵帝。今陵区的西部保存了5座大型的独立大冢，处于显著的地位，它们在陵区内所有墓冢中规模最大，所处方位和里程与文献记载的邙山东汉五陵是一致的。经实地勘察这些大冢的底平面都是圆形，保留的封土直径70～130米。根据《古今注》的记载，邙山东汉五陵山周（山方、山周均指周长）183～323步，折算成圆形平面直径应为84～49米（1步6尺，1晋尺0.243米）。5座独立大冢的封土规模与文献记载大体相当。因此，尽管我们还没有最终确定墓主人的归属，但是它们是东汉帝陵应该没有问题。目前我们正在钻探其中最大的一座，当地俗名大汉冢（我们认为极可能就是原陵），其底平面被证实仍是圆形的。陵区的东部、北部是密集的陪葬墓群，这些墓冢的规模与帝陵相比要小的多。从调查情况来看底平面也基本上都是圆形的。2004年6月我们和郑州大学合作，在偃师市高崖村南考古钻探了洛南东汉陵区的1座大型墓冢。这座墓冢被认为可能是质帝静陵，其封土的平面仍为圆形。
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绝少有属于东汉时期的覆斗形墓冢，这个情况表明当时的变化迅速而又彻底。
（2006.10.20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