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龙门石窟始凿于何时一直是专家学者探讨的一个课题，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利用天然溶洞开凿的最早洞窟，对窟内孙秋生造像碑如何认识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之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造像碑中已明确是太和七年（483年）；另有学者认为，造像碑中的太和七年中七字前脱刻了一个“十”字，实为十七年（493年）；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造像碑中所指的造像是古阳洞的正壁造像。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本文提出对孙秋生碑的新认识。
一、孙秋生碑的基本情况
古阳洞内两侧壁上层的八大龛，是龙门石窟开凿最早的造像龛，孙秋生造像龛即是其中之一，它位于古阳洞南壁，自窟口向内第3龛即是。该龛为尖拱龛，高254厘米，宽150厘米，深65厘米，造一佛二菩萨。在龛的右侧刊刻造像记，即孙秋生造像碑，高153厘米，宽50厘米，蟠龙螭首，方形碑座上有3个后刻的小坐佛龛，造像碑文可分为3部分，自上而下，第一部分，额题；第二部分，发愿文；第三部分，邑子题名，共刻人名139人。在题名的末尾，最后一行，刻写“景明三年岁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讫”。
二、孙秋生造像龛与造像碑的关系
孙秋生造像龛的尖拱内的雕刻大致分3层，上层刻10身飞天，每侧5身，中间刻一宝珠，下层刻尖拱坐佛11尊，在最左侧坐佛下方刻一类似于化生像的形象，与其对称的右侧刻一类似莲蕾的雕刻；中间一层刻化生像10身。龛梁中间刻一对相背的龙首，在龛梁的转折处各刻一束腰，装饰纹样为人字形，梁端刻一对反顾龙首，踏按于龛柱上。龛柱柱头装饰双圆覆莲瓣，柱身为素面八棱形，龛柱由二托重力士像承托。龛内刻一佛二菩萨像。龛下中间刻二龙盘绕之香炉，两侧对称刻出4身供养像（三身存残迹）。右侧造像碑雕刻于孙秋生造像龛和法生造像龛（南壁向内数第2龛）之间间的空余壁面，与二造像龛没有打破关系，造像碑的高度大致就是造像龛由龛底到龛柱的高度，即造像碑的高度上限是龛柱柱头的位置，这一现象在古阳洞北壁的魏灵藏造像龛、杨大眼造像龛等都或多或少得到了印证。这说明在孙秋生造像龛雕刻前，造像碑的位置、规模、形制已经有了计划，造像龛与造像碑是统一规划设计的。
三、孙秋生造像龛所表现的艺术特征
主佛像头部残，著袒右肩袈裟，自左肩向右下垂的袈裟装饰有折带纹，内着僧祇支，边饰串珠，施禅定印，结跏趺坐（露右足）于龛底。覆盖双腿之上的衣纹呈弧形，膝盖处刻涡纹，整躯造像清瘦刚劲。胁侍菩萨像头部残，佩项圈，披巾敷搭双肩于身前交叉穿璧后绕臂沿体侧下垂，下着裙，衣纹雕刻细密，左胁侍左手执披巾垂体侧，右侧像右手提瓶垂体侧。整龛造像具有明显的云冈石窟二期的艺术风格，在龙门石窟北朝窟龛分期中属一期造像。
四、对碑额的分析认识
孙秋生碑的碑额高17厘米，宽18厘米，中间刊刻“邑子像”题铭，题字5厘米见方。“邑子像”左侧刻“邑主中散大夫荥阳太守孙道务”题名，二行，每行的最后一个字“夫”和“务”侵入碑身。“邑子像”右侧刻“宁远将军中散大夫颍川太守安城令卫白犊”题名，三行，前二行的最后一个字“大”和“城”也侵入了碑身。“邑子像”两侧题字大约2.5厘米见方。
《魏书·地形志》载“荥阳郡 领县五 荥阳、成皋、京、密、卷”；“颍川郡 领县三：邵陵、临颍、曲阳”；“汝南郡 领县八：上蔡、临汝、平舆、安城、西平、瞿阳、阳安、保城”。荥阳、颖川、汝南三郡相距较近，由于颍川、汝南二郡相连，可能当时安城县属颍川郡而不属汝南郡，故卫白犊的官衔为颍川太守安城令。《魏书·官氏志》载，“中散大夫”官阶为第四品，在地方来说，也可称上高官了。
一般来说，碑额上的题字所表现的有两方面内容，一是碑名，第二表现的是该造像碑的性质，在石窟造像中往往题刻的是“邑子像”或“娣女”，表明该造像系由佛教组织——邑社出资开凿的。孙秋生碑的碑额题字的中间部分“邑子像”表明，孙秋生造像龛是由邑社出资开凿的。
值得注意的是，“邑子像”两侧为什么刊刻邑主题名呢？在龙门石窟中众多的邑社造像中，邑主均出现在发愿文中，在造像为目的的邑社中，邑主的身份地位无疑是最重要的，在孙秋生碑中，邑主的名字却刻在碑额的两侧，可能有特殊的原因才作此布局。
五、对发愿文的分析
发愿文题刻高30厘米，宽49厘米，13行，满行9字，每字4厘米见方，在书朱前，布上方格，可见重视程度很高。发愿文为：
“大伐（代）太和七年新城县功曹孙秋生、新城县功曹刘起祖二百人等，敬造石像一区，愿国祚永隆，三宝弥显。有愿弟子等，荣茂春葩，庭槐独秀，阑条鼓馥於昌年，金晖诞照於圣岁，现世眷属，万福云归，洙轮叠驾。元世父母及弟子等来身，神腾九空，迹登十地，五道群生，咸同此愿。孟广达文，萧显庆书”。
据《魏书》，新城县属北荆州之新城郡领县，功曹的品位为六品或从六品。孙秋生造像龛是从太和七年开始，以地方官新城县功曹孙秋生、刘起祖为会首，联合200余人出资营造的。
六、对邑子题名的分析
邑子题名位于发愿文的下方，高83厘米，宽49厘米，15行，满行30字，每字3厘米见方，均以“维那”开行，每行邑子题名人数不等，有9人、10人、11人之区别，末行只有3人，书朱前也布排了方格。
值得注意的有以下4个现象：
1、邑子题名只刻出139人，加上碑额和发愿文中提及的4人，共有143人，与发愿文中“二百人等”在人数上有出入，即有57名邑社成员的名字未予刊刻。
2、题名中有数人也参与了龙门其他邑社造像。由此可以看出，以孙秋生、刘起祖为首的邑社可能是专门为开龛造像而成立的比较松散的组织。
3、邑子题名和发愿文相比较来看，字体较小，行数多出2行。
4、邑子题名的布局不太规矩，对每个名字字数的多少不管是二字、三字、四字都没有明显的分隔，只是按行顺排，给释读带来一定的难度。
七、对完工日期的分析
孙秋生造像碑在发愿文中已明确了造像的年代是太和七年，但在邑子题名后，又刻出该龛的完工日期是“景明三年岁在壬午五月戊子朔廿七日造讫”，前后长达20年之久，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在邑子题名后又确认该造像的具体完工年代？综合考虑，该龛在太和七年即已决定开凿，其规模、内容、布局、造像粉本均已确定。可能由于资金问题，要通过邑子捐款的形式来筹措实现。这也是一个过程，故参加邑社的人员数量最初不能确定，当资金数额达到造像需求以后，人数已达200人等。由于造像碑的规格已定，不能刻出所有邑子题名，所以才出现在发愿文中邑子数为“二百人等”，而在碑文中仅刻出143人的结果。再者，由于开凿该龛所需时间太久，达20年，所以在邑子题名后特意强调了该龛的完工日期。类似的情况在古阳洞北壁的元祥造像龛也出现过，在造像记的开始即明确了是太和十八年造像，碑文的最后又注明完工日期是太和廿二年九月廿三日，前后用了4年时间。
八、对孙秋生龛碑的总体认识
1、造像龛与造像碑的布局和规模是在造像前就已决定，特别是造像碑的碑文在刊刻前经过布排方格后再书朱，表明这是有计划、较认真的一项佛事活动。2、是由相对较为松散的造像邑社所组织实施的。3、邑主孙道务和卫白犊是这次造像活动的最高长官，是作为“荣誉”成员而出现的，可能是在造像的过程中或完工之时加入进来的，由于其成分特殊，不得已而为之，在“邑子像”两侧刊刻题名。4、造像碑文的特殊布局说明，这次造像活动资金不太殷实，筹措时间漫长，参加人员众多，达200人之多。由于造像龛碑的形制规模已经确定，能够刊刻题名的面积有限，故在发愿文中明确了邑子数量，而在邑子题名中仅刻出143人，且邑子题名布局较为“拥堵”。5、由于造像时间延续长达20年之久，造像所表现的艺术特征与龙门石窟景明年间的造像风格有较大的差异，与云冈石窟的二期造像风格有较多的共同点。
九、结语
文化的传播交流往往是具有复杂性的，北魏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开凿石窟寺习惯的活动，可能在占领统治洛阳之际即已开始，它与孝文帝迁都洛阳这一特定的-事件没有直接的关系，换言之，龙门石窟的开凿可能早于迁都，而在北魏开始占领洛阳之后不久。造像邑社这种松散的佛教组织，可能有很多特殊的原因，造成某一造像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违反常规的现象，让人难以理解。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就明白了，孙秋生造像龛所表现出的艺术特点为什么含有云冈石窟晚期太和年间的艺术风格，虽然它完工于景明三年。造像碑文的特殊布局由于邑社造像的特点所决定，开龛造像的漫长岁月决定了孙秋生龛碑在今天看来所存在的诸多疑点，但是，通过分析研究，其历史真实的一面终究会展现出来的。
2007.01.12第七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