⒊忆祖辈－－创业艰10月18日，我和杨俊甲、张守义又来到霍城县城水定镇，这里曾是“伊犁九城”的绥定城。为躲避战乱，1945年后，不少原住在惠远城的天津杨柳青人都搬到这里来了。刘伊玲今年80岁，她的祖父是天津“同仁堂”药店的创始人之一。清末民初，他和张守义的祖父张景春一起来到新疆，在迪化、惠远、绥定各地考察后，在惠远伊犁将军府东面开了“德心堂”药店。他们请来原将军府的军医萧弼臣坐诊。当时，药店销售同仁堂、达仁堂等几家药庄的“安宫牛黄丸”、“牛黄上清丸”、“六味地黄丸”、“清瘟解毒丸”、“拔毒膏”、“避瘟散”等传统名药，受到各族人民的欢迎。当时，生意红火，就连迪化的人都赶到这里来抓药。伊犁中心转移到宁远后，他们又将“德心堂”搬到汉人街大桥上，萧弼臣继续在“德心堂”药店坐堂行医，为边城各族人民解除病痛。张守义一家都是中医，他以前是新华医院的医生，现在已退休。今天，这些杨柳青人老乡见老乡，分外亲热。谈起这几十年的沧桑巨变，他们都唏嘘不已。中午时分，在杨俊甲、张守义、刘伊玲老人的帮助下，我又找到了杨柳青人晏鸿宾家。这是一个宽敞的农家小院，5间平房，院里种着各种蔬菜和果树。晏鸿宾今年虚岁90，老伴去年去世，大儿子70多岁，二儿子60多岁。他的耳朵已经半聋，我们用纸笔和在耳边大声喊话来交流。晏鸿宾的祖父叫晏兰贵，原来家住在天津杨柳青镇的马家胡同。他父亲晏恩波7岁那年，祖父挑起了货郎担，带着他闯西口“赶大营”，走了一年光景，来到新疆惠远。杨柳青人曾有一句顺口溜：“十事九不成，就去赶大营”，说明“赶大营”纯粹是生活所迫，是“穷极一条路”。否则，按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谁都不愿背井离乡。“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出关容易进关难”。“大营客”们回首看不到乡关在何处，遥望前途是茫茫茫戈壁滩，他们怀着难以名状的酸楚，一步一回头，去搏吉凶难卜的未来。踏着黄沙大漠，迎着酷暑严寒，“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来到了新疆。这里地广人稀，有时几十里上百里荒无人烟，遇有村落，通常不过十来户人家，甚至只有一两户。这里的少数民族民风淳厚，“赶大营”的人只需向主人双手抱拳作揖，主人就会明白客人的意思，于是热情招待。不一会儿，就会端上奶茶、烤羊肉、抓饭等。客人酒足饭饱后便早早安歇，次日付给银钱，主人都拒收分文。这些热情好客的少数民族群众为“赶大营”的杨柳青人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使他们的后代至今感念。因生活在民族杂居之地，又聪颖好学，晏恩波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19岁那年，晏恩波与一位杨柳青女子结了婚，这就是晏鸿宾的母亲。为了养家糊口，精明、果敢的晏恩波卖掉了全部家当，在惠远城开了一家当铺，他虽不识字却会画画，用各种颜色画出典当的东西，从没出过错。到后来，他挣下了二十几个当铺、一个大四合院的家当，在当地的声望也越来越高。后来，他又把家搬到了汉人街。晏恩波是一个敢于打破传统的人，他在宁远第一个穿西服、第一个骑自行车，引来当时很多人的侧目。而更重要的是，晏恩波在宁远创办了第一所中学———俗称三民学校、第一个电灯公司———宁远电灯实业有限公司、第一座电影院———三民电影院以及第一座采用现代机械技术磨面的面粉厂等。晏恩波是个有心人，创办的每一项实业完成或投入使用，都要拍一些照片作为纪念。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好多照片已经失去，现存关于三民学校、面粉厂、电灯公司的照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比较完好地保存下来了。三区革命后，晏恩波全家迁到乌鲁木齐市，去世前，他嘱咐儿子晏鸿宾一定要回惠远守祖业。后来，晏鸿宾一家搬到了霍城县，他在中药店给别人抓药为生。1957年，公私合营时，他成了县医院医生，1960年被下放到农村。现在，县医院每月给他400元生活费，儿子、儿媳都很能干，有的在县中学当教师，有的在粮食局当工人，一家人生活得还不错。告别晏鸿宾时，他坚持要送我们出门，车开出很远了，还可以看到他站在巷口向我们挥手。这些老杨柳青人在世的越来越少，用他们的话说，见了这一面，下一次还不知在哪儿见呢！
⒋汉人街－－传奇多汉人街，在伊宁市可谓名声响亮。11月10日，我和向导梁刚来到这里。1937年后，战火不断，伊犁屯垦使公署从惠远迁至伊宁市后，惠远逐渐衰落，在惠远做生意的杨柳青人也先后迁到了汉人街。梁刚从小在汉人街长大，对汉人街了如指掌。他说，汉人街原是一条长约两公里的巷子，道路曲里拐弯，两侧店铺林立，行商坐贾吆喝往来，可谓盛极一时。所谓“汉人”，其实大部分是“赶大营”的天津杨柳青人。当时聚集在这里的杨柳青人约有3000人左右，店铺达400余家。如今，汉人街的主体部分已改造为新华东路，以前叫南叉子、北叉子，有名的三民电影院就在这里。过去，汉人街曾是伊宁市最繁华的地方，如今，街上车水马龙、商贸兴旺，仍是伊宁市的繁华地区之一。随着城市改造的加快，这些杨柳青人的旧迹保留下来的已经不多了。梁刚一边走，一边给我介绍着汉人街上老店铺、老企业的旧貌。现在的新华东路琼库勒克街道办事处红旗社区居委会，以前是天津商会会馆，每月初一、十五这两天，天津商人都在会馆聚会。据说，新来伊宁市的天津人找到会馆就算找到了家。在这里，有人给饭吃、找活干，有人凑钱帮助开铺子，就这样亲帮亲、邻帮邻，难关就渡过去了。我想找几个典型的四合院，但是费了很大的工夫也没有找到。今年67岁的冯兆云是汉人街的老住户了，他说，以前这里全是汉式四合院，随着城市扩建改造和经济中心的转移，汉人街的杨柳青人后裔已陆续迁出，仍住在老宅的只剩一两家，因此“汉人街无汉人”已成了“伊宁三大怪”之一。1965年开始大规模改造旧居，到1967年时，这里的四合院几乎拆完了。中午，我们意外地找到了一座四合院。这是一座有120多年历史的老屋，已住了4代人，虽然有些破败了，但还保留着四合院的布局。从花纹斑驳的木门和历尽沧桑的土墙上，依稀能推想出当年的气派。屋主叫王志刚，今年51岁，是中俄混血儿。王志刚的祖父王国恩从杨柳青“赶大营”来伊犁时，刚开始做皮匠，后来经营殡葬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汉人街形成了一条“棺材巷子”。那时候，天津杨柳青人去世了，是“姚八爷的车拉，关麻子挖坑，王国恩埋人”。这些天津人都埋在天津人墓地———八省仪院。王志刚的父亲在伊犁娶了个俄罗斯姑娘，生育了3个子女。1976年，母亲带着王志刚的姐姐移民澳大利亚，现在每年都要回中国来看他们。戴国志和王志刚有相似的经历，他祖父叫戴玉同，二十几岁时挑着担子，带着儿子，从天津杨柳青走到伊犁。先开始做银匠，积累了资金后又在昭苏办起牧场，后来成为当时一个有名的大牧主，还办了奶粉厂。父亲娶了一个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三区革命时，被抓进监狱，得伤寒病去世，家产也被没收了。父亲去世后，戴国志全家搬到了汉人街，后来又搬到胜利路。为了养活戴国志兄妹，母亲到苏联领事馆做杂活，每天把领事馆招待客人剩下的面包、饭菜偷偷带回来，给他们兄妹吃。后来，母亲改嫁给领事馆的一个俄罗斯人，中苏关系恶化时，他俩双双返回俄罗斯，不久去世。大桥板是当年“汉人街”的中心地带，原来有条宽达五六米的大渠，如今大渠已变成窄窄的小水沟，桥自然也就没了。梁刚介绍说，大桥板附近有三民电影院、文化舞台(戏院)、新华楼馆子等，因此形成一个很大的夜市，每晚聚集在这里卖干鲜果品、杨柳青风味小吃的商贩有五六十人之多。由于杨柳青人聚居并基本沿袭着天津老家的生活习俗，因此居住在汉人街附近的少数民族同胞也受到影响，不少维吾尔族老人能讲比较流利的带有杨柳青口音的汉语，还有的喜欢上了京戏，成为票友。中午，我们随便走进一家锅贴店吃饭。可巧，老板又是天津杨柳青人，他叫高书新，今年68岁，已在这里开店10年了。高书新的祖父“赶大营”来到惠远时，主要做绸缎生意，将天津的货运到这里，又将苏联的羊毛、畜产品运到内地。后来，他被推举为本地天津商会会长，居当时有名的“高、于、崔、张”四大家族之首。三区革命后，高书新全家由惠远城搬到汉人街，父亲在天津人办的后滩学校教书。如今的红星街一巷就是原来的后滩学校校址。高书新介绍说，杨柳青人虽在边城，但非常注意“买卖人”的形象，讲求衣着整洁，仪表大方。大店名店要求更严，如不得蓬头垢面、酒气熏人、袒胸露背、嬉笑失态等。光绪年间，店员必须穿长衫，洁白内衣反折袖口，不论少长皆蓄长辫。进入民国，长者剪掉半截辫子，前额剃光，后面保留长发至领，称为“马盖头”；青少年店员则追求新潮，盛行“推平头”。同时，津帮崇尚和气生财，待客十分礼貌，捆扎包装货物也讲究技巧，处处从方便顾客角度着想。钱款坚持唱收唱付，一手钱一手货，防止意外差错。为了招徕顾客，津帮店铺还十分注意店堂与门脸的布置点缀。店堂除栏门柜、帐桌、架眼(即货架)等陈设外，柜外头摆放茶几和椅子，或设春凳，以备顾客暂时休息。门脸点缀也很讲究。首先是字号名称，多带有义、利、和、泰、聚、兴等吉利字样。第二是旗幌，张挂门外吸引顾客目光，形状、色彩、质地多样，有强烈的广告色彩和行业特点。最后，讲究的店铺门外明柱上还要悬挂“抱柱联”，内容各适其业，使商业氛围中增添了文化气息。
（作者：燕玲）
稿源：伊犁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