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孜克里克千佛洞，是高昌石窟中壁画最多、内容最丰富的一处石窟寺，也是规格最高的一座，它曾经是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家寺院。 “柏孜克里克”维吾尔语“山腰”之意，突厥语为“装饰绘画”，也就是有壁画的意思。石窟群散布在河谷西岸 1 公里范围内的断崖上，分三层修建，现存洞窟83个，其中有壁画的42个，保存壁画总面积 1200平方米。1980年，这里出土粟特文摩尼教经卷抄本、墨书134行，黔红色印记，中间绘有彩色插画，是轰动世界的稀世珍品。它对研究这个早已消失的世界性宗教在中国的存在和传播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物价值。1982年经国务院批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06年，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盗走的经书文卷中，有一部关于吐鲁番的方志类型残籍《西州图经》，上面提到吐鲁番的两处寺庙，其中一座就是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书上说它：背倚崇岩，面临清川、树木葱郁、掩复了回转曲折的高台楼阁。寺内僧人众多，久负盛名。考古工作者曾经在这里发现了16件相当宏伟的木质斗拱，外表漆成朱红色的巨型木拱部件表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在依岩开凿的洞窟外面，还有过十分高大的殿堂、回廊，形成了相当轩敞、曲折回环的架空过道，供人登达危岩，远眺四方。《西州图经》上说临危而结集、架回而开轩和山西的悬空寺异曲同工。
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始凿于麴氏高昌时期（499－640年）。遗址中发现过写于高昌建昌五年（公元559年）的《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残卷，这个时期的洞窟有 9 、 18 、 48 号窟，石窟壁画后代曾多次重复修绘。 29 号窟，隧道上部还保存着早期的壁画，顶部绘斗四式平棋图案，侧壁绘有千佛，色彩以石蓝、石绿等冷色为主。唐西州时期（640年－九世纪中叶），这里叫“宁戎窟寺”，属于这时期的洞窟有16 、17 、25 、28 、31 、42 、69号窟，这些洞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十一世纪以后重修重绘的。壁画题材主要是发源于中原地区的大型经变画，有《观无量寿经变》、《法华经变》、以及与塑绘结合的《涅磐经变》等。盛唐著名书画家吴道子所创的“落笔雄劲，敷彩简淡”的新画风也进入了高昌石窟，将线型艺术技巧推向高峰，这些壁画画面线条简洁流畅，刚劲有力，寥寥数笔；出神入化，大量使用石绿是其用色的一个特点。因为石绿是从岩石和植物中提取的，不易被氧化，再加上吐鲁番干燥少雨，所以历经千年，颜色依旧鲜亮如故。
回鹘高昌（九世纪中叶－十三世纪）时期，宁戎寺成为高昌回鹘王国的王家寺院，历代回鹘高昌王都在这里建有洞窟。壁画题材比以前更丰富，有诸佛、菩萨像大型经变图、说法图，以及天龙八部、四大天王像、供养人像和各种装饰图案。 53 、 54 、 56 等窟属于 12 － 13 世纪的洞窟，这一时期表现成佛思想的题材大量减少，代之以各种坐佛、立佛、供养菩萨像，以及《千手眼观音变》等各种观音经变故事。
十三世纪末，高昌王室东迁甘肃永昌，柏孜克里克石窟寺衰落为民间寺院。十五世纪中叶，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柏孜克里克石窟寺在圣战中遭到毁灭。
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以回鹘高昌时期的遗存最丰富，出土有汉文、梵文、波罗米文、粟特文、回鹘文、西夏文等书写的残经及世俗文书和佛像肢体残块、雕版印刷物及一些生活用品，还有中原木构体系构件 16 攒木质斗拱，釉下彩莲花纹方砖、宋元时期的佛塔和金箱包装纸等。柏孜克里克石窟寺是古代丝绸之路遗留下来的珍贵文化遗产，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荟萃中心，独特的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特征，使它在中国石窟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回鹘高昌时期创造的佛教文化，是研究回鹘佛教艺术的产生、形成、特点深远影响以及与现代新疆艺术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20号洞窟，是窟群中最有代表性的洞窟，平面呈方形，中间是穹窿顶式中堂，两侧和后面有甬道和隧道连成的回廊。中堂壁画以大悲观音为中心，左右壁配毗沙门天，甬道和隧道两侧壁画绘有高昌王和王后像，洞窟内原有 15 幅本生经变画，供僧侣信徒回旋礼拜，瞻仰佛祖形象，领会本生壁画，聆听法师教诲，以求得到佛法真谛，进行灵魂的洗礼。洞窟后壁上又开凿有一小型洞窟，形制狭小，是供僧人坐禅用的。禅宗是佛教流派中颇具特色的一支，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产，初起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在遥远的吐鲁番境内，也有了禅宗的活动，并在柏孜克里克石窟寺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身之所，禅宗影响之大之远，不言而喻。
实际上，柏孜克里克千佛洞中大多数壁画都被勒柯克盗运到了柏林，高昌石窟中其他多处石窟，比如：吐峪沟、胜金口等石窟的壁画，也同时被盗走。在二战时期，来自吐鲁番的二十八幅最大最精美的壁画，在盟军轰炸中化为灰烬。
(来源:吐鲁番之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