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发现和这次发掘范围逐步扩大的细节，已有专论在《安阳发掘报告》上发表⑩。在此，我总结一下这遗址的重要新发现及其与我们在这个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进程的关系。必须明确，第三次发掘的成就决不只限于发现“大连坑”。所以，下面的总结包括整个发掘时期的丰硕成果。
对我们工作队来说似乎头等重要的是清楚地显示了地下的分层顺序。把一个隋墓之上的地层断面与“大连坑”的未触动的地层比较研究一下是有意义的。殷商文化堆积之上有一保护层，土色从褐到黑，质坚固，厚度一一二公尺不等，这层常常是没有任何文化遗物，甚至连陶片也没有。至于说在三公尺多深处发现的隋唐墓，其上的回填土常呈现与前面叙述的保护层完全不同的层次。
具有更多意义的当然是这次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因我亲自指挥“大连坑”的发掘，所以我能以亲身感受来叙述这一重要的堆积依次揭露的各阶段的情况。
“大连坑”位于迈河西岸高地的西南约五十公尺处，它揭露的是横沟H13及其向北的扩展部分。表土一揭去，即表明此处的堆积未被扰过。以下列田野记录(从表层依次向下)为例阐述田野登记的方法：
1．表层，零一零点四公尺，混合土，内有一网坠。
2．第二层，零点四一零点八七公尺，土黄黑色，仅出土一石刀。
3．第三层，零点八七一一点四公尺，土呈褐色，无任何遗物。
4．第四层，一点四一一点八五公尺，土色同上，，但土质坚硬较难挖，有炼渣和贝一个。
5．第五层，一点八五一二点一公尺，土色逐渐变黑，质坚硬；发现几块陶片、炼渣和—块雕刻花纹的砂石。
6．第六层，二点——二点四公尺，土黑而硬，在东北角有夹有黄沙的淤土、许多红烧土块，并有炼渣。
7．第七层，二点四一二点六五公尺，土色、质同上；但在东北角深二点六五公尺以下处，土色变浅灰，质稍松软；开始发现较多的陶片和有字甲骨的碎片，还有人头盖骨碎片。
8．第八层，二点六五一二点八公尺，灰-土，东北角的土呈深-；陶片种类有：红、黑色绳纹陶，黑、红色方格纹及其他类的陶片。许多陶片上刻有纹饰。其他遗物有：刻字甲骨、蚌片、石刀、砾石、鹿角、人骨碎片、陶范、石斧及碎石等。
9．第九层，二点八一二点九五公尺，土为灰色，陶片同上；另外还有刻字甲骨、刻花骨、刻纹石器、象牙雕器等，出土物极多。
10．第十层，二点九五一三点二公尺，土呈灰-，但在接近该层底部三点一公尺处出现黄土，黄土南边发现一堆黑炭，混有灰陶、红陶和黑陶等，陶片上有刻纹和绳纹等；另外还有人头盖骨、陶范、砾石、骨锥、石制工具、有字或无字的卜骨及绿松石等。
11．第十一层，三点二一三点三公尺，黑土与黄土混合在一起，出土物很少。三点三公尺深处以下，除东南角（《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二三二页作西南角。——译者)有半圆形黑土遗迹外，其余部分似已到底。
第十一层以下，即距现在地面三点三公尺以下，有一个层面被一层位于清晰的黄沙土上的黑土覆盖着，看来末被动过；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察结果。这显然是用作居住址或贮藏穴的地面。更加振奋人心的是在三点三公尺处下，还有一个地下堆积，即一个深陷的圆穴，从“大连坑”底部向下深陷三公尺多。在这直径近两公尺的圆穴底部，发现一堆甲骨，其中有些是全刻字甲，后来董作宾在一篇专论中阐明了它的重要性⑾。
这个圆穴和另一靠近它西边的长方形窖，是“大连坑”下的一对地下窖穴，我们在此发现了这次发掘中最丰富的埋藏珍品。这些发现物中的多数过去无人知晓。“大连坑”的出土物及其下面两个窖穴中的堆积，共同确凿地证明下列出土的遗物和有字甲骨显然是同一时代的：(1)无字骨和几乎完整的刻字龟版；(2)各类动物骨头；(3)多种类型的陶器：白陶、釉陶、红陶和灰陶；(4)雕刻的骨器和石器；(5)象牙雕刻；(6)距地面约十余公尺深的地下窖；(7)石工具和青铜工具共存；(8)铸青铜器的范；(9)其他出土物。
地下情况一弄清，这些单件或成批的出土物的同时出现的重要性立即被广泛认识到。这对我们继续在安阳发掘是有益的。
在这些新的出土物中，釉陶、白陶和铜范不仅使国际上广为注意，而且也引起了世界范围的讨论。特别是彩陶片的发现更是独一无二的，尔后的发掘从未见到与此相同的；这陶片使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简言之，争论的焦点是在小屯堆积中揭露的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与青铜时代的殷商文化之间的关系。讨论持续多年，因它涉及到中国早期文化起源这个基本问题。⑿
1930年，当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田野考古移向山东省时，安阳发掘停止了一年。在靠近山东省城济南的一个地方，吴金鼎发现了一个新的新石器文化——黑陶龙山文化。吴是我指导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考古组的田野工作人员到济南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一个季度的发掘。华北首次发现的黑陶文化，不仅打动了那些对古代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学者，而且鼓舞了新一代的田野考古学家，特别是那些一直密切注视安阳出土物及发掘情况的人。
同时，1930年也发生了另一些影响田野工作的组织和小屯遗址发掘计划进程的事件。特别与我有关的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弗利尔艺术馆未能就在华北继续进行考古发掘问题达成协议。当这停止合作的不军事件发生时，很明显我的工作很难维持。所以，在完成了分派给我的一切田野工作后，我辞去了弗利尔艺术馆的工作。从1925至l930年，按前面讲的协议我连续工作了五年，并希望通过中国研究机构和华盛顿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协议，促进考古科学的发展和增强中美在学术研究中的友谊。这失败当然使我非常沮丧。
⑩李济:《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1929年），页三七——四八。
⑾ 董作宾：《大龟四版考释》，《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⑿ 考古家和史学家都参加了这场讨论。一些文章发表在《安阳发掘报告》和《史语所集刊》上，可以说问题仍未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