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中国现*古学产生和发展的有关历史背景，特别提及中国受传统方法教育的古物家发现甲骨文以及在中国开展田野工作的欧洲科学家全力做的示范所带来的影响。这两种研究活动汇合在一起，使现*古学在中国革新的一代中很受欢迎。
1928年5月，傅斯年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代理所长，当时他是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傅是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古籍造诣极深，并注意批判和改革旧的教育制度。五四运动后他赴欧洲(1919—1926)，到英国、德国学习，但他不是为获得学位，而是贪婪学习，汲取使他感兴趣的西方思想。1927年他回国。这年国民党在南京建都。那时，中山大学是以新思想吸引青年人的学习中心。auto" 当傅斯年接受了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任务时，他那敏捷机智的头脑提出了一个后来常被同时代学者引用的口号：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
这一口号像是七言古诗的对句。第一句引自自居易的名诗《长恨歌》。第二句是强调“体力劳动”，即“走路和活动去寻找资料”。在西欧长期学习使他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就在于人为地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开。他确信若不把这种障碍扫除掉，就无法得到获取科学知识的新方法。在欧洲的初期，他在心理学系攻读，但并没有停留在当心理学专家上。这初步的训练显然足以提供给他理解体力与脑力之间复杂关系的能力。铭刻于他年轻的意识中的基本观点是人类灵魂的根源深埋于整个人体结构内——现代医学致力于考察人体的细部，而现代心理学则深入研究人的心理状态。
傅去欧洲前是位著名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与欧洲人接触了一段时间。他是认识到东西方文化彼此间的不同并具体设法使这两种文化结合的中国学者的范例。他提出了上面的口号，并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号的前言中对此作了详细解释。此刊出版时，他仍在广州，研究所尚处在筹建阶段①。这口号起了作用，因为傅斯年除了有渊博的古典知识外，还有透澈的西方科学知识。在同时代的学者中，他还是最有能力的行政管理者之一。
傅的口号强调不要停留在言论上。这实际上是他创建的研究所执行了四十多年的管理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
当研究所尚处于筹备阶段时，代理所长就派董作宾到安阳对这早巳闻名的刻字甲骨的产地进行初步调查。此时(1928年)，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三十年对甲骨文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再进一步搜寻是徒劳无益的，这种尝试也是愚蠢的。
傅斯年是了解现-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他认为，上述看法是荒谬的。董作宾不是大学毕业生，1928年他三十岁刚出头，是五四运动天然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傅所长派董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有两个简单原因：董是河南人，这在许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他头脑灵活，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古物家。
实际上这两个学者，无论是倡导在安阳进行田野工作的傅所长，还是因系河南人而有天才又易于接受新思想而被派到安阳的董作宾，对现-古学都没有任何实践经验。董在他的报告中说他的工作是考察遗址以查明是否还有一些甲骨值得发掘，或是否真像罗振玉及其同伙说的那样甲骨已被挖尽。
为此目的，他于第一次正式去遗址之前，对那里的情况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私人摸底。l928年8月l 2日董作宾到安阳后，先拜访了本地一些绅士，他们之中有彰德府中学的校长，几个古玩店的老板，不认识甲骨文而以伪造甲骨文出名的蓝藻光。通过访问，董获得大量关于一般情况和本地甲骨舆论趋势的情报。第二天由一个向导伴同亲到小屯村访问。在那里许多村民给他看欲出售的小块有字甲骨，他用三个银元买了一百多块。村民告诉董作宾说，过去古董商到村里收购时不要这些小碎片，于是他们就捡起来存放在家里。所以，当董第一次访问时，村中几乎每家都保存着—些“字骨头”。偶尔见到一些大块甲骨，卖主每块索价四至五个银元，董作宾认为价格过高。
与此同时，董在小屯村里雇了一个青年人为向导，领他到—个挖出甲骨的地方。这青年人指的地方是凸起的沙堆。董的第—个印象是这个沙堆与罗振玉1915年访问时描述的相反。罗日记中写的和董从市中学校长那里得到的情报，一致认为甲骨可能埋藏在耕种的棉田里。洹河边的沙堆是不耕种的。但当对沙堆西边靠近棉田的一特定地点进行考查时，董发现几个新填上的坑，这些坑很显然是最近挖的；而且在三个被填坑中的—个坑旁，他捡到一片无字甲骨。在此处捡到这片甲骨的证据和村民们卖的以及董从本地搜集的情况，使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小屯埋藏的有字甲骨不像罗振玉及其同伙讲的那样已被控尽。第一次初访小屯后，董作宾认为此遗址仍值得发掘。所以，他立即写了报告，并拟定了试发掘计划。
读了董作宾第一次初访安阳的报告后，傅所长毫不犹豫，马上采取措施，准备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这新的计划虽不用花大量经费，但没有预算；经过和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多次磋商，傅斯年终于得了必要的经费，总数为一千银元，在那时这不是个小数目。有了这点经费，野外工作者还得为购置全部设备，包括测量仪器和摄影工具及其它必需的资料花一笔钱。董组织了—个由六人组成的工作队，这六个队员(有的是志愿人员，有的是雇用的)从不同方面与他合作，共同完成了第。一发掘季度的任务(1928年10月7日——l0月31日)②。l928年lo月董作宾领导的这次试发掘，通常称为安阳第一次发掘。
1928年lo月7日，董作宾带着南京中央政府和开封的省政府的官方-到达安阳。河南省政府为便利董的工作，选派两名人员伴随他同到安阳。董的第一次正式的安阳调查的全部报告在冬季于开封石印出版，后又在四卷本的《安阳发掘报告》(1929年12月一1933年6月)上作为第一篇文章重新刊载③。董第一次正式发掘后的报告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玩爱好者“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这一著名废墟铺平了道路。
① 这里引用的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列，其第一本于1928年10月在广州出版，刊载了八篇论文和博斯年所长写的前言，他详细阐述了创办研究所的理由。本刊为季刊，每年刊出四分为一本，已连续出刊四六年，现为第四六本和第四七本。
② 董作宾和考古队于川月7日抵达安阳，l3日开始发掘。据策自述，发掘时间从l3日至30日，共18天。
③ 《安阳发掘报告》有计划地刊载安阳出野发掘及其材料研究的情况。1929年在北平创刊，只发行了四期，第四期于1933年在上海出版，当时史语所所址正向南京搬迁。这个门物后来先后以《田野考古报告》和《中国考古学报》的名称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