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文献里有关罗布人的记载不多，而且只能上溯到清康熙末。但可以与探险家的记述相参照。
徐松《西域水道记》卷二引了一条出于官方档案的记载：“康熙六十一年（1722）大兵赴吐鲁番筑城垦地。罗布淖尔回人古尔班等率喀喇库勒、萨达克图、喀喇和卓等邑千余众内附。”并注云：“雍正元年将徙之内地，以其人素习水居，不便陆徙乃止。”又据《西域水道记》，乾隆初与准噶尔划界，罗布淖尔归准部。准部役使颇刻酷，罗布人“多逃亡”，仅余600多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阿里衮追击巴雅尔路经罗布泊，见“其地甚宽广，林木深密。有回人头目哈什哈等投见。据称伊等现有六百余人，以渔猎为生。四十年前，大兵平定吐鲁番时，将军曾经招抚赏给缎布茶叶。撤兵之后，为准噶尔所据。”“（乾隆）二十六年，参赞舒文襄公以罗布淖尔凡两部，一为喀喇库勒，一为哈喇和卓，而喀喇库勒又区为五，惟喀喇库勒一伯克约束难周，增置伯克三人辖其众。”“今其族凡二百八十户、男女千二百六十余口，五品伯克三人、六品伯克七人领之。……每岁吐鲁番郡王遣属受其贡，……达于吐鲁番领队（大臣）。”徐松所记，多见于《河源纪略》卷二十八。该书成于乾隆四十七年。
关于罗布人的生活，《西域水道记》也作了概括：“其人不食五谷，以鱼为粮（《西域闻见录》云：罗布淖尔回人以鱼为生，有至库尔勒者，他处则不敢往。盖库尔勒之东境旁山，六十里为库辙玛，其南滨罗布淖尔，故得溯流而上。），织野麻为衣，取雁毳为裘，籍水禽翼为卧具。言语与诸回不通（《西陲纪略》云：“泽中有山，回民居之。捕鱼、采蒲黄而食。人多寿百岁以外外。）。”据《西域水道记》自序，书成于道光元年（1821）。仅据目前已知的资料，还不能就徐松本人是否到过罗布荒原作出判断，也就无法辨别书中这部分是否有其见闻成分在内。
徐松引据的《西域闻见录》，书前有乾隆四十二年的自序，据约定俗成的提法，可以认为写于是年，成书比《西域水道记》早半个世纪。徐松所引在“辟展”节。《西域闻见录》原文还说，罗布泊畔“有村二，皆名贺卜诺尔，各四五百家。”关键的地方，徐松说罗布人“言语与诸回不通”，《西域闻记录》则说罗布人“语言与回子通”！而《西域闻见录》的这段记载，一直被认为是清代史志中有关罗布人习俗资料的史源。
由于在清初罗布人没有文字，所以有关其来历一直缺乏明确的记载。根据《西域水道记》，可以推知，康雍之际罗布人在罗布泊水域已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离开湖泊已经不习惯了。对这一点一般均无异说。直到前些年发现并刊布了一部旧抄本《西域地理图说》，才出现了新的情况。《西域地理图说》似是未定稿，无序跋文字，亦不知作者。从内容分析，可以认定该书成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前后，比《西域闻见录》早15年左右。其“哈尔沙尔”节，开篇即书：“哈尔沙尔，原系罗布淖尔回人故居。后经额鲁特沙拉斯、吗虎斯等霸占其地，以为游牧，回人知其住不可久，遂将原有土城拆毁，林木烧毁，尽移其部落，寄居于各回城，其地遂荒，不复有人。”有人据此提出一种新说法，即罗布人——特指世居于渔村阿不旦的那部分——就是清初原居于喀拉沙尔（即哈尔沙尔，相当于今焉耆）的维吾尔人，雍正、乾隆间才迁居于罗布泊水边。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其实《西域闻见录》“哈喇沙尔”节的纪事与《西域地理图说》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后者多一句“原系罗布淖尔回人故居”。而这关键的异文，根本就不具备关键的意义。即便有这一句，它的含义也只是说：如今尉犁、若羌各村镇（“各回城”）往往有从焉耆来的难民。在当地人头脑里、在当时的文献中，“罗布淖尔”（或罗布泊）从来指的都是塔里木河尾闾的整个区域，罗布人把罗布泊（即喀拉库顺）只叫作“湖”（琼库勒）或“海子”，他们的概念中，根本就没有罗布淖尔这个“湖”。而这一点，本是罗布泊位置之争的辨、反双方唯一没有分歧的地方，因为这是每一个到过罗布泊荒原、与罗布人有过直接交往的探险家的切身体会。普尔热瓦尔斯基、李希霍芬、斯文赫定、科兹洛夫等人的著作与清代文献，对此均是众口一辞。而且前引清代文献早就载明，在1723年前，罗布泊畔就已有久惯水居的土著，这些人当然不可能是乾隆初期—1740年左右才从焉耆迁此避难的农牧民。
更明显的是，新发现的《西域地理图说》在“哈尔沙尔”节的下一节“辟展”，紧接着明明就有这样的文字：“辟展……南通罗布淖尔地方。系各部流往之河水聚就之一地海。其大莫测，无人能周游者。沿海北岸，有游渔之该回人一种。”而《西域闻见录》也正是把罗布人的纪事系于“辟展”节的。可见《西域地理图说》与此前已知的史料并无任何冲突，罗布人清初就已聚居在罗布泊北岸，是清代文献（包括《西域地理图说》）一致的记载。
《新疆图志》是清代最后一部官修方志。其中的《建置志》由宋伯鲁撰，成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是时斯坦因刚离开阿不旦他往，而橘瑞超即将踏着罗布荒原的迷人月光抵达在衰落中的渔村。《建置志》卷三云：
罗布淖尔北岸有庄二（城东北七十里），望之丛薄蔚然。居民五六十家（乾隆年间尚五百户）。……操缠语而不解讽经礼拜。……馁艾不可近，而彼亦相戒不得近他族，近则必痘。故欲往观者，必渐与相习狎，乃敢入。二庄之人互为婚嫁，亦不与他族通也。……旧设五品伯克一，属辟展大臣。
迄于清代，有关依罗布泊尔水域而居的罗布人的记载大略如上所述。虽然不够丰富，但脉络颇清晰。而更多的内容，则要靠从探险家笔下爬梳，要靠实地调查来补救。
说到罗布人的来历，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即当5世纪楼兰王国灭亡后，臣民都到哪儿去了？在罗布泊湖畔还没有固守不去的遗民？
应该承认，唐以后罗布泊的人文地理情况晦暗难明。但这并不等于说，此后在罗布泊畔就不存在定居者了。
自楼兰王国（已改名鄯善）于5世纪末灭于丁零，“人民散尽”，在罗布泊畔，并没有出现替代的新王国，而是成为残破荒废之区。楼兰亡国后其臣民的下落，史书中有零星记载。据《周书·鄯善传》，西魏大统八年（542）——楼兰亡国半世纪后——有个名为“鄯米”的楼兰人曾“率众内附”。而敦煌文书《沙州图经》、《旧唐书》、《元和郡县志》等典籍都提到这样一件事：唐初祖籍楼兰的人士鄯伏陀原已移居伊州（即今哈密），因据有该地的东突厥征税苛繁，便率族人南返罗布泊，重温古楼兰民族伴湖而居的旧梦。但住了一段时间，已不能适应那里的自然条件，只得再次离此折回伊州。由于胡人称鄯善为“纳职”，所以就称这批去而复返的罗布人在伊州的聚居地为纳职城。
这两条史料证明：楼兰灭国后，其人民流散在各地。从时间上分析，那个鄯米出生时可能楼兰王国尚存，而鄯伏陀则是灭国后出生的第四五代遗民了。他们都以国名为姓，而且又是楼兰遗民的领袖，故应该是楼兰的贵族或王族的后裔。这些资料虽然珍贵，但并没有正面回答罗布泊畔有或没有遗民的问题，尽管贞观年间路经的唐僧玄奘留下了已荒无人烟的印象。然而我们在另一部敦煌文献里，却发现了答案。伯希和从敦煌拿走的《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的“蒲昌海五色”节，有一条独家记载：
大周天授二年（691）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廷弟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水清明澈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天子，海水既清无波。
唐初罗布地区曾为康国人占据，此“石城镇将”应是康国城主。受“黄河重源说”的影响——古人视罗布泊为黄河源头，地方官吏把罗布泊水清与黄河水清等同起来。并当作武则天“周兴”的祥瑞，便有了这条纪事。天授二年距楼兰亡国已有近200年，但在罗布泊水边还有耆宿能对湖水变清提出自己的解释。而所谓“天竺婆罗门”，想必是指能识读佉卢文的僧侣。如果罗布人中含有楼兰遗民后裔的成分——致少有他们的血统，那应当是合情合理的推测。有一种反对此说的理由是：楼兰王国有高度文明，可罗布人十分落后，这不符合发展的观点。对此，只举出一个参照就足够了：汉族3000年前就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今天一些闭塞贫困地方的汉族人，与世纪初的罗布人相比又有什么本质差别呢？极端的封闭，必然伴随极端的落后，罗布人的落后，不正是他们一直以“化外之民”心态生活在“大漠桃源”的明证吗？
昆其康的含义是“日出”（或“旭日东升”），来源古奥。斯坦因认为，罗布源于吐蕃文的“纳布”，亦即玄奘所记的“纳缚波”，纳布是“新”的意思。喀拉库顺至今也是语义不明，有释为“黑娄部落”者，斯文赫定和斯坦因都说是指一个地域，并非指具体的湖，来自蒙古语。清代文献所说的“喀喇库勒”，无疑即指喀拉库顺。来历亦相当古老。阿不旦的含义一直没有弄清楚。但在阿不旦村附近还有阿不旦达里雅、阿不旦库勒这样的地名，说明它是有具体所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