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2月，斯坦因来到罗布荒原。若羌知县为他介绍了两名驼夫，罗布人老毛拉和昆其康的儿子托克塔阿洪。斯坦因在《沙埋中亚废墟》中说：“对我来说，有这么两个伙伴真是太令人欣慰了。他们经受过艰苦的磨难，有在沙漠探险所需要的承受力和绝境求生的技能，更有斯文赫定探险对他们的考验。他们每个人都是硬汉子，粗鲁而又品行端正。”如果精神矍铄的、60多岁的老毛拉是固守传统的罗布人，那么年仅35岁的托克塔阿洪则属于较年轻的一代。值得一提出的是，新疆建省后，刘锦棠曾拟重开自玉门关经过罗布泊到和阗的古道，并派副将郝永刚等主其事。“就是这位老毛拉和另一个罗布人（已去世），成功地再次找到了那条沙漠中非常难行的古道，并带领着一位有胆有识的中国官员走完了这段路。”
斯坦因这样形容托克塔阿洪：“他身材魁梧，肩膀宽阔，满脸浓须，颧骨突出，头发稀疏，他的体形体现出蒙古人种的特征，但仍然能与塔里木河两岸那些靠捕鱼和游牧为生者明显区分开来。”“他讲的是一种含混不清、元音很重的罗布方言，用词古怪，以致我从叶尔羌和和阗带来的几个维吾尔人几乎就听不懂他说的话。”
由老毛拉和托克塔阿洪陪伴，斯坦因来到已式微的阿不旦。与他的想象迥然不同，大名鼎鼎的阿不旦竟是“一个破烂不堪的小村落，由渔民们的芦苇棚组成，但是只有在这个地方，罗布人仍然坚守着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让斯坦因略感惊异的是，他们一行还没有抵达，两个身穿清代官服的伯克就守候在路边相迎了。此前在路经另一个罗布人的渔民村库姆恰普干——归昆其康家族统领的3个罗布人人的村落之一——时，斯坦因就已见到一个伯克。
斯坦因对罗布人最后的“伊甸园”的感受是：“这里冬天寒冷，夏天酷热；冬天冷风刺骨，夏天蚊子多得吓人，只有在刮起风暴的时候，人才能摆脱蚊子的包围。”“当地极为恶劣的气候对他们（罗布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所以在阿不旦这个地方，到处可见80多岁的老人——尽管弯腰驼背，干瘪枯瘦。”与气候相比，也许居民的老龄化是罗布人人口锐减更主要的原因吧！
步斯坦因后尘，年轻的日本僧人橘瑞超来到阿不旦。他是目前所知最后一个抵达阿不旦的探险家。在其《中亚探险》中，他这样概括自己对阿不旦和世居于此的罗布人的观感：“住在阿不旦附近的人通称罗布人，如果从人种区分，属于维吾尔人。但是以我所知有限的维吾尔语，他们的语言与纯粹的维吾尔语有很大的差别。他们大概是什么时代，与什么人种的混血儿吧。他们与纯粹的维吾尔人确实有差异。”“他们捕捉野羊，挤羊奶；或是捕水中的鱼，吃鱼维持生命。”“直到十几年前他们还过着和野生动物类似的生活，近来终于建造了房屋，定居生活。”
1913年年底，斯坦因再次来到罗布荒原。这次没有重访阿不旦，但他却与7年前在阿不旦结识的一些罗布人相逢于米兰。这些世代渔猎为生的罗布人已被迫改作农牧民，择居在远离罗布泊水域的米兰河畔。其实，罗布人从喀拉库顺向米兰的迁移，早在老阿不旦被废弃时就开始了，赫定的《罗布泊探秘》就记载过此事。濒湖的阿不旦是逐渐被放弃的，就像喀拉库顺也是逐渐干涸的一样。
1917年，中国北洋政府财政部官员谢彬在视察新疆财税时路经，留下了不经意的最后一瞥。谢彬《新疆游记》（八月二十一日日记）里说，当时的阿不旦村有居民27家。据斯文赫定的测算，罗布人每户平均4口人。这样说来，阿不旦在最终废弃前，有近100口人，这比1900年新阿不旦——玉尔特恰普干的人口要多些，可能是因为赫定的统计未包括游牧人口。不一定表明阿不旦在最后的一二十年间又人丁兴旺起来。
关于阿不旦最终的废弃，目前还没有发现直接的资料。1984年我在罗布人中作调查时，一位“世纪同龄人”——时年84年岁的老罗布人说，他20几岁的时候，喀拉库顺没有水了，村民便陆续搬迁到米兰，逐渐从事农牧生涯。而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则记载，1928年2月，西北科学考查团路经吐鲁番时，他从两个当地人口中获悉，在7年前，塔里木河河水已改道，回到北边的湖盆。这两人在最近的18年间，每年都要路经罗布荒原三四次，他们的信息是得自自己的观察。一般认为阿不旦废弃于1921年，也许即来源于此。这个时间基本可靠，但河水北返和喀拉库顺的彻底干涸，还应有一个“时间差”。说阿不旦是在本世纪20年代成为荒村的，当于事实出入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