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年前，这里莺飞鹿走，水草肥美，商品云集，市井繁华，同时，还是一处军事要塞；然而，700多年前的元朝初年，此地被彻底废弃，从此杳无人烟。这座城池，为何被它的主人废弃并走向绝迹？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昨天，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郑州召开“延津沙门城址考古新发现情况介绍会”，他们向新闻界宣布：延津沙门城址考古发掘获得重大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工业开发发现大型城址
新乡市延津县榆林乡沙门村东北两公里处，原本是一片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土地，从此往东南走18公里，就是延津县城，往西走20公里就是新乡市区。
为了发展县域经济，去年，延津县决定把沙门村附近建设成为榆东经济开发区，而这片土地，正好在规划之内。按程序，文物部门对此地开展了前期探测。随着钻探的深入，他们发现这里的土质竟呈现多种颜色。专家判断，1000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城市，还是黄河上的一个古渡口。随着出土物品的不断增多，更加印证了专家的推断。
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说，根据《金史·地理志》记载，历史上，延津县长期位于黄河南岸，属开封府。宋金时期，沙门城址是由开封北上卫辉府的水陆交通要道，北宋时称为宜村，为黄河南岸一处重要的渡口。金代后期至元代初期有近40年的时间为卫州州治和胙城县治所在地，地处黄河北岸。元朝初年，这座城市被彻底废弃。。
●千年城址规模相当庞大
经过初步勘探确定，沙门城址大致呈北窄南宽的梯形，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北段保存较好，南城墙遭到破坏。南城墙最长，约1000米；东城墙最短，约640米。四面城墙，最宽的达35米，高约2米。
整个城址被黄沙覆盖，城址北部平坦，南部因被沙丘覆盖地势较高。发掘清理表明，金元时期的城址位于现在地表1.5米左右，北宋时期的遗迹则深埋在3米以下，而战国至西汉的遗物，则在7米以下。“这个地方，就像开封一样，也是城摞城啊！”考古人员感慨。
目前，初步发现的遗迹有：城墙、道路、房基、水井、农田、灰坑、灶等。清理出土的遗物可分为瓷器、陶器、釉陶器、石器、玉器、骨器、铜器、铁器及建筑遗物、冶炼遗物、动物骨骼等几类。
●城内居民生活比较富足
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发现诸多“孔方兄”。经过清理，他们断定这些都是宋代钱币。“钱币的发现，为确定城址的年代提供了明确的证据，这也说明当时商业和商品交易比较繁荣。”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说，在城址的南部，还发现了十多眼水井，这说明当时城内的居民比较多。
那么，这些居民居住的房屋又是什么样的呢？考古人员惊喜地发现：一片片排列整齐的绿釉筒瓦出现在面前，同时，还清理出大量砖头，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孙英民说，在宋代，只有高规格的建筑物，才配得上绿釉筒瓦。由此可见，当时，这座城内居民的生活应该比较富足。
●道路车辙清晰可见
为了详细还原当时的生活场景，考古人员对城墙内侧的一片遗址进行了详细挖掘，结果让所有人瞠目结舌：道路异常清晰，就连车辙、牛蹄印，都还完整地保存着，犹如昨天刚刚发生过的场景。
“车辙的宽度1.45米。”孙英民说，如此清晰、准确的数据，太难得了，这为了解宋金时期的交通状况，首次提供了确凿的考古资料。而垄作农田的发现，更让考古人员惊喜不已：田垄的宽度约为25厘米，清理的农田里，人的足印、动物的足印依然清晰。北宋时期大面积农田遗存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对于宋代农业史来说，价值巨大。
伴随着发掘的深入，他们又发现了大量冶炼坩埚和炼渣。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说，目前，我国关于古代坩埚冶炼的资料极为匮乏，它们的出现，说明城址内有一些冶铸作坊的存在，填补了这一阶段中国冶金史的空白。
●发现大量礌石、穿孔石
在沙门城址，还发现了大量白青色的礌石。省文物局副局长孙英民兴奋地说，用于防御的礌石，一般出现在小说情节里，它们是极为罕见的珍贵实物资料。由此可见，当年，沙门城的军事防御做得相当不错。
有意思的是，在城址南约1000米处现地表3米下，他们挖出了7块大型穿孔石（石头上钻个窟窿），每块石头的重量都在1吨左右。“这些穿孔石，孔径约9厘米，可能是码头上的船靠岸后，用来拴船的。”孙英民说。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牛、马等大型动物的骨骼，这也和当时商业交易的村子相互印证。
在有限的发掘范围内，考古人员发现了数以千计的瓷器及其碎片，既有釉色亮丽、做工考究、烧造精美的高档瓷器，也有制作与烧造均较为粗糙的低档用器。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孙新民说，瓷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实属罕见，这为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大批新颖的实物资料。
●发掘意义
我省著名考古专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郝本性说，沙门城址的发现是我省黄河故道内继内黄三杨庄汉代村落遗址、濮阳高城村卫国都城遗址后第三次极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再一次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到了广袤的黄河故道和黄泛区。
这也是中国考古史上首次对黄河古渡口城址进行的科学发掘，必将为研究我国宋金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渡口城市的建筑布局与防御等提供极为丰富、翔实的实物资料，在我国考古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东方今报 梁新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