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国际海洋年,郑和被人尊为人类航海史上最伟大的航海探险家之一。我们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让我们重走郑和的航海路线吧！现在请你做导游，准备一幅郑和下西洋路线图，把他们当年去过哪些国家，同这些国家做过哪些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写一个解说词吧！~~~~1405年7月11日﹙明永乐三年﹚明成祖命郑和率领庞大的二百四十多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船员组成的船队远航，访问了30多个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国家和地区，加深了中国同东南亚、东非的友好关系。每次都由苏州刘家港出发，一直到1433年﹙明宣德8年﹚，他一共远航了有八次之多。最后一次，宣德八年四月回程到古里时，在船上因病过逝。民间故事《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将他的旅行探险称之为三宝太监下西洋。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腊、古里、暹罗、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
航程
下‘西洋’的定义
明初以婆罗为界，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故过去所称南海、西南海之处，明朝称为东洋、西洋，且暹罗湾之海，称为“涨海”。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从南京龙江港启航，经太仓出海，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
第一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800人。
第二次下西洋
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出发，到达文莱、泰国、柬埔寨、印度等地，在锡兰山迎请佛牙，随船带回，永乐七年夏（1409年）回国。
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永乐七年九月（1409年10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永乐九年六月十六（1411年7月6日）回国。
第四次下西洋
明钞本马欢：《瀛涯胜览》永乐十一年十一月（1413年11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4
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永乐十五年五月（1417年6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1422年9月2日）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宝船从龙江关出水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1431年1月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
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目的
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目前不同的历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
耀兵海外，宣扬朱棣天下观
《明史·郑和传》中记曰：“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觅踪迹，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
郑和下西洋的意义
郑和曾到达过爪哇、苏门答腊、苏禄、彭亨、真蜡、古里、暹罗、阿丹、天方、左法尔、忽鲁谟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个国家，最远曾达非洲东岸，红海、麦加，并有可能到过澳大利亚。这些记载都代表了中国的航海探险的高峰，比西方探险家达伽马哥伦布等人早80几年。当时明朝在航海技术，船队规模、航程之远、持续时间、涉及领域等均领先于同一时期的西方。
在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还有有许多超出于航海之外的解读。这些解读通常都是基于各种现代观点的对历史事件的“回顾”，赋予了该事件很多“泛政治化”的意义。
一种观点认为：“郑和时代的中国，则是真正承担了一个文明大国的责任：强大却不称霸，播仁爱于友邦，宣昭颁赏，厚往薄来。
而另一些观点则认为郑和的航海，没有像西方的航海那样承载了通商和殖民的任务，未能中国向西方列强一样，走上殖民帝国的道路。并认为这是对中国现代化的一种延误。
下载后的电影看着看着出现正在通信中,这种毛病如何修复?郑和七下西洋
1、明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公元1405年7月11日），郑和初次奉使出洋。永乐五年九月二日（1407年10月2日）还朝。这是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据《明史》记载：“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五虎门扬帆，……。”此行历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山、古里及旧港等国家和地区，于永乐五年九月二日（1407年10月2日）还朝。
2、第二次奉使，是在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明史》记载：“永乐五年九月癸亥（即九月十三日），郑和复使西洋。”又，明实录载：“九月乙卯（即初五），命都指挥汪浩改造海船二百四十九艘，备使西洋诸国。”经历之地较前次大为增多，计有占城、爪哇、满剌加、暹罗、渤泥、苏门答腊、锡兰山、小葛兰、柯枝、古里、加异勒等国。回国日期是在永乐七年夏末。
3、第三次奉使是在永乐七年九月。据《星槎胜览》云：“永乐七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使（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此次所历国家，据《明实录》载：“……太监郑和赍敕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小柯兰、南巫里、甘把里诸国，赐其王锦绮纱罗。”其还京日期则为“永乐九年六月乙巳（即十六日）。”
4、第四次奉使，据《明实录》称：“永乐十年十一月丙申，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急兰丹、加异勒、忽鲁谟斯、比剌、溜山、孙剌诸国王锦绮纱罗綵绢等物有差。”惟《天妃灵应之记碑》载为永乐十一年。可知前述十年十一月，乃奉使日期，出国之期则在次年。
又，郑和为此次出使，曾亲至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充通译。据《禅寺记》云：“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可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据此可以断定，第四次出使开洋之期当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冬。
此行通译，除哈三外，尚有马欢随行。据其所著《瀛涯胜览》卷首序云：“永乐十一年癸巳，太宗文皇帝敕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据马欢云，此行有“宝舡六十三号，大者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八十四员百户四百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两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余丁两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小监十员，内官。内史五十三员。”统计数目间有不合，然亦可见其规模之大。
据马欢记云，此行历占城、阇婆、三佛齐、五屿、苏门答腊、锡兰、柯枝、古里、溜山、忽鲁谟斯、大宛、米息等地。惟近人冯承均则谓：“是役也，郑和所历之地不仅远至忽鲁谟斯，且抵非洲东岸麻林（melinde）、木骨都束（mogedonu）、不剌哇（blawa）等国。”此盖据《明实录》所载入贡诸国而推断者。因此诸国前此与明王朝俱不通音向，郑和于是于是役使至其地，乃知有中国，故相率来朝也。
至其还京日期，则在永乐十三年七月。
5、据《明史》记载，第五次奉使之期，“在（永乐）十四年冬，满剌加、古里等十九国咸遣使朝贡，辞还，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十七年七月还。”
《刘家港通番事迹碑》云：“永乐十五岁，统领舟师往西域，……”另据《泉州行香碑》云：“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
可见，第五次出使的开洋日期当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冬。此役费信、马欢俱未往，别有僧人胜惠偕行。这次航行，先要护送亚非诸国使臣回国，由近及远，一般先到占城，然后到爪哇，以此经旧港、满剌加、彭亨，到苏门答剌、南巫里。转向西航至锡兰，而达柯枝，然后到古里。由古里向西北行至忽鲁谟斯，又南下入阿拉伯海，而至剌撒、阿丹，由阿丹过曼德海峡，而抵木骨都束、卜剌哇、麻林等东非国家。再由麻林东航，横渡印度洋，经由溜山、锡兰、苏门答剌、满剌加等地回国。
其回归日期为：“（永乐）十七年七月庚申（即1419年8月17日），郑和还。”
6、第六次下西洋的日期，据一些学者认为应在永乐十九年春，于永乐二十八年八月返回。所经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占城、满剌加、苏门答腊、暹罗、锡兰、溜山、小葛兰、加异勒、柯枝、古里、忽鲁谟斯、祖法儿、剌撒、阿丹、木骨都束、竹步、天方。这次出使的随从人员，有孔和卜花、唐观保、杨庆、洪保、李恺、杨敏、周满等。
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回国后，又专程去旧港一次，命施进卿之女施二姐袭宣威使之职。
7、据《明实录》记载：“宣德五年（1430年）六月戊寅（初九），遣太监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国，诏曰：‘朕恭膺天命，祗嗣太祖高皇帝，太宗文皇帝、仁宗昭皇帝大统，君临万邦，体祖宗之至仁，普辑宁于庶类，已大敕天下，纪元宣德，咸与维新。尔诸番国远外海外，未有闻知，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赍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在郑和船队停航的五、六年间，原来郑和使团访问过的亚非国家，大多数已同中国断了来往，不知道宣德皇帝已“君临万邦”，若不首先将中国“纪元宣德”的消息通知“万邦”，那朱瞻基自称“君临万邦”就不仅是一句空话，而且显得滑稽可笑了。所以，作为宣德朝首次派往海外诸国的外交使团，郑和一行每到一国，都要先把明宣宗朱瞻基“祗嗣大统”的事情交待清楚。
郑和第七次出使的时间是宣德六年十二月（1932年1月），于宣德八年七月返回。此次下西洋主要访问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渤利、苏门答剌、剌撒、溜山、阿鲁、甘巴里、阿丹、佐法儿、竹步、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
不幸的是，在归途中郑和于1433年4月初在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逝世。
郑和下西洋又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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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明代虽说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毕竟还是彻底的封建社会，郑和出海的性质完全是一种官方的行为，主要目的也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上炫耀国力、震慑海外诸国，至于传说中的寻找建文帝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恐怕也就是顺带的，顶多就是郑和临走，成祖拍拍肩膀“小郑阿，这次去注意下我那大侄子的下落阿”。
而欧洲人出海，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得到王室的赞助，但经济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意义，事实上，开发大陆后名义上归属王室领地，也会上交一部分所谓的税收，但是始发现者一般就成为总督一级的实际统治者。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同意楼上的。所谓意义都是后人附加的，当初都是各怀鬼胎。《瀛涯胜览》中对郑和下西洋的描写，越详细越好。马上就考试了，各位越快越好啊。《瀛涯胜览》校注序
冯承钧
考《明史》“郑和传”，永乐、宣德间，郑和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帛，造大舶数十艘(第一次共有六十二艘，见“本传”，第二次共有四十八艘，见《星槎胜览》)，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自永乐三年之初次航海，迄宣德八年之还京；二十八年间，先后七次奉使，擒叛王三人，历国凡三十余。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又考郑和统率大綜纵横印度洋上之时，尚在西方诸大航海家甘马、哥伦布等航海之数十年前，则我华人此种空前航海事业，应为东西交通史中之一大事；乃迄今西方史书之述航海家者，不言郑和。而三保下西洋事，昔在中国流转委巷，演为戏剧、平话者，今几尽湮没而不彰，则此旧事安得不重再提起?
郑和将命海表时，随使者有会稽人马欢，太仓人费信，应天人巩珍。兹三人者归志其事，各撰一书，曰《瀛涯胜览》，曰《星槎胜览》，曰《西洋番国志》。巩珍《西洋番国志》，仅见《读书敏求记》、《述古堂书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目著录，原书今已不传。费信《星槎胜览》传世者有两本：一为两卷本，(天一阁本及国朝典故本)，一为四卷本，疑即周复俊之删析本，亦今日流行最广之本也。惟费信之书，半采汪大渊《岛夷志略》之文，而本人所记者亦颇简略，实不如马欢《瀛涯胜览》之叙事详赅。《瀛涯胜览》现存者，亦有两本，一为张升改订本，流传较广。其刻本可考者，有张文僖公(升)诗文集附刊本，宝颜堂秘籍本，续说郛本，广百川学海本，天下名山胜概记本，图书集成本。惟张升本删削太甚，原文所存无几，不足观也。马欢原书现存者有四本：一为纪录汇编本，一为国朝典故本，一为胜朝遗事本，一为《三宝征彝集》。《三宝征彝集》首见《天一阁书目》著录，后见《抱经楼藏书志》著录。据最近调查，此本今已不知为何人所得，则现今可得见者，实仅三本而已。比较三本，纪录汇编本为最详，胜朝遗事本对于原文及译名不得其解者，概从删节。国朝典故本原刻本似未删节，然今日仅存之抄本，脱误太多，致较胜朝遗事本之文为尤简。顾此三本，或为明刻本，或为明抄本，概为今日学者所不易见；爰取三本合勘，以纪录汇编本为底本(后省称原本)，证以胜朝遗事本(后省称吴本)，及国朝典故本之文，复旁采业经采录马欢《瀛涯胜览》原文之《西洋朝贡典录》(后省称黄录)、《明史》等书，以及《抱经堂藏书志》所录存之《三宝征彝集》前后序(后省称集序)，马欢本附有纪行诗，仅纪录汇编、国朝典故二本载之。惟国朝典故本之纪行诗，错诋难读，乃取罗懋登《西洋记通俗演义》所载之纪行诗勘校，《西洋记》所采《瀛涯胜览》之文可资参证者不少，未可以其为小说而轻之也。
马欢原书文言、白话夹杂，录其本者，莫不意为删润，故现存三本多有出入。今校勘之目的，务在使原书还其旧，使读者通其读。还其旧，故对于俚语别字概不为之改正画一；通其读，故凡译名多附原名于其下。书中之译名涉及印度洋一带之语言甚多，现在虽未能作全部之诠释，然多已经麦耶儿思、格伦威耳德、菲力卜思、司克列杰耳、罗克希耳、兑温达、伯希和诸人之考订，今采其说较长者从之。至若地名，仅著录当时之译名。至其古今同名异译，将来拟在“南海地名”中裒辑比附。
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马欢纪行诗曰，“阇婆又往西洋去”。足见其以爪哇以西之海洋为西洋。《明史》三二三“婆罗传”云：“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又足证明其以印度洋为西洋，第所指者不仅海洋而已。沿海陆地亦名西洋，如西洋琐里、西洋古里、西洋布等名称，皆可证之。至以欧洲为西洋，要在耶苏会士东来之后。
《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条有云：“详观前后敕书，下西洋似非郑和一人，郑和往返亦似非一次，惜乎国初事迹纪载阙如，茫无援据。”第检载籍，及最近发现之资料，郑和奉使次数，随使人名，以及往返年月，多不难考求得之。郑和本传云，和先后七奉使，兹为分别考证如下：
第一次奉敕通使西洋，在永乐三年六月己卯，还京时在永乐五年九月癸亥。随使者有中官王景弘诸人，此见诸《明史》纪传者也。
第二次奉敕复使西洋，事在永乐六年九月癸亥，还京时在永乐九年六月乙巳，亦见《明史》本纪著录。顾奉使年月不必即是出发年月。此次费信曾随行，据信所撰《星槎胜览》云：“永乐七年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泊。十二月自福建五虎门开洋，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则出发时距奉敕时有一年矣。
第三次奉敕时在永乐十年十一月丙辰(按是月无丙辰，疑《明史》误丙戌作丙辰)，回京时在永乐十三年七月癸卯，亦见《明史》。此次出发时与奉敕相距或者亦有一年。盖马欢在此次初随行，其《瀛涯胜览》永乐十四年序云：“永乐十一年，命正使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余以通译番书，亦被使末。”可以证之。此次随行者，尚有回教掌教哈三，考西安羊市大清真寺嘉靖二年《重修清真寺记》云：“永乐十一年四月，太监郑和奉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信使者，乃得本寺掌教哈三焉。”足证奉敕之次年四月郑和尚在陕西。
第四次奉敕时在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回京时在永乐十七年七月庚申，亦见《明史》，出发时亦在奉敕数月之后。泉州城外回教先贤墓有《郑和下番路经泉州行香碑记》，其文曰：“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佑，镇抚蒲和日记立。”可以证之。此次从行者尚有僧人胜慧，曾见永乐十八年刊本《太上说天妃救苦灵验经》，经后题记，郑和虽奉回教，然亦曾皈依佛教。考《佛说摩利支天经》，经后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有云：“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其一证也。
第五次奉敕时在永乐十九年正月癸巳，还京时在永乐二十年八月壬寅，亦见《明史》本纪。出发时疑在是年冬季，马欢此次疑从行。随使者似尚有内官杨庆、洪保二人，《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条云：“此册首载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初十日敕太监杨庆往西洋公干，永乐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敕内宫郑和、孔和卜花、唐观保：今遣内官洪保等送各番国使臣回还，合用赏赐即照依坐去数目关给予之。”是年十月尚敕郑和等，足证当时和尚未出发也。吾友向觉明达藏有清初人钞本残卷一册，书题序跋并阙，殆是“针位编”之一种。中有一条云：“永乐十九年奉圣旨，三宝信官杨敏字佛鼎洎郑和、李恺等三人，往榜葛刺(原误傍葛据)等番邦，周游三十六国公干，至永乐二十三年，经乌龟洋，忽暴风浪。”(下言祷告天后娘娘得平安)此条虽合五六两次奉使为事，然可考见奉使者尚有杨敏、李恺二人。杨敏名见《明史》“外国传”。旧本《星槎胜览》卷首行程表，永乐廿年有少监奉使往榜葛剌等国，其人名在天一阁本中作杨敕，在国朝典故本中作杨剌，疑皆是杨敏之误。
第六次奉使时在永乐二十二年正月癸巳，然《明史》“本纪”未载回京年月，要在洪熙元年二月命和以下番诸军守备南京之前，则此次往返最久不过一年，似仅至旧港即还。
第七次往还年月，皆不见《明史》“本纪”，惟“郑和传”云：“宣德五年六月，郑和、王景弘复奉命，历忽鲁谟斯等十七国而还。”《读书敏求记》“西洋番国志”条云：
宣德五年五月初四日，敕南京守备太监杨庆、罗智、唐观保、大使袁诚，今命太监郑和往西洋公干，大小海船，该关领原交南京入库各衙门一应正钱粮，并赏赐，并原下西洋官员买到物件，及随船合用等物，敕至即照数放支与太监郑和、王景弘、李兴、朱良、杨真，右少监洪保等关领前去应用。
又足证郑和、王景弘而外，尚有李兴、朱良、杨真、洪保均在奉使之列。又据《读书敏求记》同条，《星槎胜览》卷首行程表，及《瀛涯胜览》“天方”条，知巩珍、费信、马欢三人并随行使，尚有郭崇礼者，名见《瀛涯胜览》后序，似亦为随使之一人。至若往返年月，据祝允明《前闻记》(纪录汇编本卷二０二)，则在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六日于南京附近之龙湾开船，宣德八年七月六日回京。
郑和等先后所至诸国，据郑和本传，有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刺加、浮泥、苏门答剌、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南巫里、甘把里、锡兰山、喃渤利、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比刺、溜山、孙剌、木骨都束、麻林、剌撒、祖法儿、沙里湾泥、竹步、榜葛剌、天方、黎代、那孤儿等三十七国，《明史》常因一国译名不同，析为二传。此三十七国中之南巫里、喃渤利，即同一国也。西洋琐里、琐里，亦同一国也。又考明史之大葛兰，乃本于《星槎胜览》之大暝喃条者，而《星槎胜览》此条，又系转录《岛夷志略》之小*[口+具]喃条者，则此大小葛兰或大小*[口+具]喃殆指一国。所余者仅三十四国。又考阿丹一国，名见马欢、费信、巩珍之书，亦系郑和所历之地，郑和本传漏举其名。《星槎胜览》之卜剌哇，亦系宝船所至之地，亦不见于郑和本传。有人以为即是传中之比剌，然与对音未合，未敢以为是也。此外，传中国名不见于马欢、费信、巩珍之书者，有印度之琐里、加异勒、阿拨把丹、甘把里、沙里湾泥五国。马来半岛之急兰丹一国，疑是《岛夷志略》孙陀之孙剌一国，非洲东岸之麻林一国，似多非宝船所至之地。证以马欢书误刹利作琐里，复误以琐里为印度人概称之例，可以见之。尚有真腊，似亦非宝船之所经。总之，郑和等所历之国有迹可寻者，仅二十余国。郑和所历之国可考者固仅此数，然宝船航行所经，实已遍历印度洋沿岸之地，兹可以其航行路线证之。
记载宝船里程之最详者，要为《前闻记》之“下西洋条”，所记者虽为第七次航行之里路，然亦七次航海所循之旧道。据载由龙湾开船，经刘家港而至长乐港，约停七月，乃开船出五虎门到占城。由占城到爪哇之苏鲁马益，由苏鲁马益到苏门答剌东南角之旧港，由旧港到满刺加，由满剌加到苏门答剌西北角之亚齐，由亚齐到锡兰，由锡兰到古里，由古里到波斯湾口之忽鲁谟斯，复由忽鲁谟斯回到古里，大腙宝船由古里回洋；历经亚齐、满剌加、占城等地，径航太仓。
《前闻记》所载之里程，要为大腙宝船之里程，即对于大*[舟+宗]宝船所历之地，亦未遍举。兹综合《瀛涯胜览》、《星槎胜览》、《西洋朝贡典录》、《明史》所志之针位证之。诸书中时常著录不见于字书之“*[舟+宗]”字，此字应是当时海上航行用语，以指海舶者也。腙有大*[舟+宗]及分腙之别，马欢书旧港、苏门答剌、古里等条之“大*[舟+宗]宝船”，殆指正使所驾之大队船舶。卷首纪行诗同阿丹、天方等条所言之分腙，殆指分遣赴各地之船舶，考诸书所志之针位，分*[舟+宗]出发之地，大致有五：
一为昔日占城之新州，今日安南之归仁。其航线大致有三：一为赴浡泥岛之文莱之航线，一为赴暹罗之航线，一为赴爪哇岛苏鲁马益之航线，后一线应经过假里马打，麻叶瓮两岛之间，大腙宝船所循者，盖为此第三线。自是由苏鲁马益历旧港、满刺加、亚鲁而至亚齐。
二为亚齐，即诸书之苏门答剌也。其航线有二；一为赴榜葛剌之航线，一为赴锡兰之航线。兹二航线虽在亚齐分道，似皆经过喃浡利、翠蓝屿两地，然后分途。航行大*[舟+宗]宝船所循者，乃后一航线也。
三为锡兰岛之别罗里。此地虽不能必为今之何地，要在今之高郎步附近。其航线亦有二：一为西赴溜山群岛之航线，一为西北赴小葛兰之航线，亦即大腙宝船之航线。《明史》言锡兰可通非洲东岸之不剌哇，殆为溜山一线之延长线也。
四为小葛兰，其航线亦有二：一为经航非洲东岸木骨都束之线，一为北赴柯枝之线，大腙宝船即遵此线经过柯枝而至古里。当时宝船似未北行至阿刺伯人之沙里八丹及狠奴儿二国。
五为古里，其航线似亦有二：一为西北赴波斯湾口忽鲁谟斯岛之航线，一为赴阿剌伯南岸祖法儿(或应加入今地未详之刺撒)，阿丹等国之航线。当时宝船虽未径航默伽，所遣通事七人附载之古里船，应亦循此线西北行而抵秩达也。
当时之分腙不止一队，马欢、费信、巩珍等未能同时遍历诸国，所以其记载各有详略。如马欢未至剌撒，所以《瀛涯胜览》无“剌撒”条；费信未至默伽，所以《星涯胜览》列天方于传闻诸国之内。
前所述著，仅就以郑和为中心之下西洋宝船而言。此外，在郑和以前及宝船以外之特使，航行南海及印度洋中者，亦不乏其人。兹据《明史》列志如下：
使臣刘叔勉于洪武二年使西洋琐里。
使臣塔海帖木儿于洪武三年使琐里。
御史张敬、福建行省都事沈秩于洪武三年使浡泥阁婆(即爪哇)。
中官尹庆于永乐元、二年使爪哇、满刺加、柯枝、古里等国。
副使闻良辅、行人宁善，于永乐二年使苏门答剌、西洋琐里二国。
中官冯彬于永乐二年后使西洋琐里。
中官张谦、行人周航，于永乐六年送泞泥王还国。
中官甘泉于永乐十年送满剌加王侄回国。同年有使印度之绍纳朴儿、底里二国者，不知是否为同一人。
中官侯显于永乐十三年使榜葛剌国。此次遣使并见《星槎胜览》，惟在卷首行程表中误作郑和。此次《星槎胜览》行程表并志有少监杨敕等于永乐十年使榜葛剌国。
如前所述，足征洪武、永乐、宣德三朝国势之盛，传播国威之远。汉代虽亦有遣黄门与应募者人海市异物之举(《汉书》卷二九)，然不及明初规模之大。抚今追昔，感慨系焉!
本书校勘，承向觉明以若干难觅之抄本、刻本见示，并以若干新发现之资料见贻，而于名物之考证，得之于罗克希耳及伯希和二氏者不少(原考见1915年及1933年《通报》)。惟去岁出版兑温达撰“重再考订之马欢书”，未能一检，而国朝典故本《瀛涯胜览》得之较晚，惜脱误甚多，故仅摘录其异文之重要者。至与吴本、黄录相合之写法，未能遍注也。三校既毕，爰将考证所得，志于卷首云。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冯承钧识。
原载《禹贡》半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1934年11月《瀛涯胜览》，明马欢著，成书于景泰二年（1451年）。马欢字宗道、汝钦，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今绍兴）回族人；明代通事(翻译官)，通阿拉伯语，曾随郑和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永乐十九年（1421年）和宣德六年（1431年）三次下西洋。马欢将郑和下西洋时亲身经历的二十国的航路、海潮、地理、国王、政治、风土、人文、语言、文字、气候、物产、工艺、交易、货币和野生动植物等状况纪录下来，从永乐十四年(1416年)开始著书《瀛涯胜览》，经过35年修改和整理在景泰二年定稿。
参考文献：http://baike.baidu.com/view/55782.htm为何郑和下西洋那么多次，却没有想过将那些地方变成中国的殖民地呢？以当时中国的能力，应该不是问题吧。“靖难之役”（公元1399—1402年）之后，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夺得帝位，是为成祖。正统解释是：成祖为了提高威望，显示中国富强，加强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友好联系，明成祖派郑和出使西洋。
野史解释是：成祖担心建文帝没死，躲在东南亚，所以派郑和去找。
中国当时的海军技术与军力，不但是世界第一，还是远远超前于西方。西方最大的船只有郑和的船的十分之一左右。
郑和不但没有殖民东南亚，还到处大派礼物，以示大明的宏大。为什么大明不像葡萄牙或西班牙搞殖民与到处抢别人之地？（1）中国地大物博，没有出去的需要；（2）文化理由。欧洲人出海是为了新大陆、是为了财富，
郑和下西洋又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深刻的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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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复杂的
明代虽说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毕竟还是彻底的封建社会，郑和出海的性质完全是一种官方的行为，主要目的也不是经济而是政治上炫耀国力、震慑海外诸国，至于传说中的寻找建文帝我觉得有可能，但是恐怕也就是顺带的，顶多就是郑和临走，成祖拍拍肩膀“小郑阿，这次去注意下我那大侄子的下落阿”。
而欧洲人出海，虽然大部分情况下得到王室的赞助，但经济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意义，事实上，开发大陆后名义上归属王室领地，也会上交一部分所谓的税收，但是始发现者一般就成为总督一级的实际统治者。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同意楼上的。所谓意义都是后人附加的，当初都是各怀鬼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