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日本民族的历史，是一部侵略、扩张和杀戮史，倭寇是一群嗜杀成性魔鬼，除了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外没有更好的办法！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日本民族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它们的双手沾满亚洲人民的鲜血。
戴季陶曾经说：“中国强，日本就是妾，中国弱，日本就是贼。”日本人为了讨好美国人，获得喘息的发展空间，把整整一代的年轻女人送上了美国大兵的床，近代日本人的性变态人格，就是从此而来。纵观日本民族的历史，其民族性格就是游离在极度狂妄和极度抑郁状态，像是医学上的狂躁抑郁症。
请耐心看完此文，就知道灭亡就是日本民族宿命。
日本是一个国土面积狭小，资源极其匮乏的孤立岛国，自然条件恶劣，每年发生一万多次地震，台风海啸也是司空见惯，日本人自古就有日本列岛终将沉入海底的宿命观点，千百年来他们梦寐以求的就是要用武力去夺取一块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陆土地。
日本鄙视亚洲甚至是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并自负只有大和民族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大和民族应当成为世界的征服者，因而，征服亚洲，称雄世界就成为其永远的“光荣与梦想”，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霸道的扩张主义精神激励着日本拚命向外扩张。而欲称雄世界，必先征服亚洲，欲要征服亚洲，须先征服中国。
日本是一个岛国，它的眼睛是向外看的，它看到了中国这么大，资源丰富，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对于它来讲，这是一个极好的目标。千百年来，特别是近一百年间，日本日日“卧薪尝胆”，梦寐以求“移都北京”、“皇化世界”。从近代日本发动的一系列侵华战争来看，日本是早已经把中国作为他的侵略的一个既定的目标。土地富庶物产丰饶的中国成为日本征服亚洲的起点！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自唐朝开始便一次次不厌其烦的入侵中国，中国历史上东南沿海“倭寇”绵绵不绝的唯一解释！
中日从来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民族，中日两个民族的性格相距甚远，甚至超过了中国和西方的差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温顺和善，对国境边土固守不进，对异族的噪动恩威并施，怀柔为主。而日本民族有一个异常庞大的武士集团，他们坚忍凶暴、杀伐为本，一旦稍感强大，就对高丽（朝鲜）和中华高高举起倭刀。
综观中日两千年的交往，中国与日本之间，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之间从来没有过平等友好的关系。宋朝以前，日本称臣于中国，而中国人毫无保留地传授文化与技术，特别是在唐朝，日本人多次派人到中国求学，而中国也有鉴真东渡等。从明朝开始，则是日本人对中国不断侵略、破坏，不断残杀中国人的历史。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而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
甲午之战的结果是日本吞并朝鲜、屠城旅顺、割取台湾、牟获暴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痛苦和灾难，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的欢乐和利益。
明万历年间，也就是甲午战争之前三百年，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六十多小邦之后，出兵二十一万，攻占朝鲜，意欲以朝鲜为基地，一举征服中国。丰臣秀吉的计划包括：占领中国后定都北京，将朝鲜王移至日本，巩固中国的统治之后，即向印度进军。这一计划的主旨就是将日本举国从贫瘠的岛屿上迁移到大陆，也就是日本后来的所谓大陆政策。
日本人从来都是只做不说，或先做后说--这与美国人的特点正好相反，他们自明治强盛以来，一直就没有放弃他们的大东亚战略。
此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1927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称“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日本右倾思想的总根源是自称与公认的日本近代化道路的祖师爷福泽谕吉，现在流通的一万日圆纸币上 还印着他的头像--日本社会对他的崇拜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福泽谕吉在他创建的《时事新报》（现《产经新闻》的前身）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时事评论，主张日本应该“不客气地”占领亚洲各国， “以我手新筑”之，“杀尽朝鲜京城的支那兵，海、陆大举进入支那，直陷北京城”，“长驱直入北京首府，扼其喉”，“占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为我版图”，“直冲其根本，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洲”。
真正建立起武士道理论体系的是300年前的日本古学派的先驱者山鹿素行。他从儒学中找到“理论根据”，提倡守“忠节”、“武勇”、“义理”，表现出 “尽忠死难”的所谓“武士精神”。他把“得主尽忠”作为武士应尽本分，宣扬“报恩、克己、面对死亡不动摇的勇气”。山鹿素行还有强烈的日本中心主义，他将日本称为“中朝”或“中华”，认为天皇“可至万世而为君”，“与天地无穷”，这与日本古已有之的天皇是“日出处天子”、中国皇帝是“日没处天子”的说法，以及后来的各种叫嚣，如日本是“大地之元首、万国之纲纪”等，一脉相承。这些理论后来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经常以“效忠天皇”的思想和“忠勇义烈”的事迹，对军队进行奴化教育。
日本“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日本封建武士两大基本思想：一是要实现以日本为中心征服世界的野心；一是要实现“武国”观念，其特色就是以杀伐征战、穷兵黩武为极大荣耀。明治维新后掌握日本统治权利的大多数是武士出身的人物。1871年时，中央官厅9省（部）87%的官吏是武士出身。明治维新以后左右日本命运的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松方主义等、二战后被绞死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以及山本五十六等，也都是武士出身。这些武士门人的内心仍受以“武”为业的传统价值观支配，以“武”的视角观察世界，制定政策和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
“民间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大特色，封建时代的武士集团在明治维新后无所依托，于是用过剩的好战精力毒化整个社会，武士道精神渗透到民间各个角落。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经过长期战略准备并精心策动的一场侵略战争。日本政府在大力扩充军备的同时，积极着手组织了对中国的战略侦察。中法战争期间，日本间谍乘乱游历了中国沿海各省，提出了《攻取中国以何处为难何处为易》的报告书，对中国的“山川险要，土俗人情，无不详载”。1893年，负责日军情报工作的参谋次长川上操六陆军中将还亲自化名进入朝鲜和中国境内，实地考察了预定战区的情况。与此同时，日本还组织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对中国的总兵力和作战能力，甚至每个省能提供多少参战兵力等，都做了专题的报告；日军对朝鲜、中国东北及渤海湾等预定战区都绘制出极其详尽的军用地图，图上甚至标示出了每一座山丘、每一条道路、每一口可以饮用的水井等细微目标。
上世纪60年代他在距离武汉30多公里的郊区一个非常闭塞的丘陵地区作社会调查时，当地的新四军老战士告诉他，他们在抗日战争中曾经缴获一张日本人的军用地图，这张图祥细地绘下了该地区的地形]交通和村镇，连一个名叫快活岭的小山坡上的一座茅草茶棚都赫然在上。而据当地老人回忆，这座茶棚早在北伐战争之前就已消失。这证明这张图至少是在20年代初期就已经被日本人的谍报人员绘成了。他听了后毛骨悚然，深感旧中国真象摆在豺狼虎豹眼前的一具赤裸裸的肉体。
日本自认为大和民族天生优秀，所以不需要道德戒律来约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高尚的。两百年前的日本国学四大家之一的本居宣长曾写到：“道德戒律适合于因本性低劣而不得不用这种人为手段予以约束的中国人。”
“忠”、“勇”被无条件地使用，统治者的魔棒指向哪里，凶捍的武士就如群狼般扑向哪里，冷酷的心里没有一丝仁和爱，哪管异国可怜的人民哀告哭叫、尸横遍野；战俘、平民、女性，落到日本军队手里，就如堕入了无底深渊，要受到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军队更残酷的折磨和虐杀。
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无耻地说：“侵略者对无抵抗能力的俘虏和平民进行杀害、强奸和抢劫，是战争中的娱乐。”这与武士道精神里没有善恶标准，没有怜悯，只有以强凌弱、杀戮和效忠，是分不开的。
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残暴本性，与武士道精神分不开的。武士道认为，人的两重性格不是“天理”与“人欲”、“善”与“恶”的对立，而是“柔顺”与“刚猛”，这两个同属“善”的构成，前者施于内，部、上级，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后者则施于对手。这种观念模式里铸就的兵士，在国内和平时期是忠顺的臣民、孝顺的人子或慈祥的父亲；在战时，尤其是在国外，就成为杀人不眨眼的“英雄”。所以说，在近代史上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滥杀我国，恰恰是武士道精神造成的必然结果。
一位西方作家写道：他询问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士兵，为什么能如此杀戮中国的无辜。士兵回曰：他不觉得是在杀人，他们在刀枪下的哀号恍如畜生在叫，那是他的猎物，他没有杀人时的负疚和颤栗。
日本侵略中国，向中国勒索巨额赔款不是始于甲午年，而是1874年就开始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寻找借口，悍然出兵台湾，勒索白银五十万两。从此，步步紧逼，蓄意制造战争，并且不断以“开战”、“重新开战”、“割地”相要挟，比别的列强尤其透出一种狡诈和无赖。对日本来说，凡能从中国勒索、敲诈、胁迫走的，就无所不用其极。
据史书记载：日军从辽东半岛撤走时，将营口、海城、金州、旅顺、凤凰城、大连……等城的官廨库藏抢掠一空，甚至连旅顺清军营房门窗也拆卸运回日本。
令中国人永远感到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为库平银2亿3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日本年财政收入的数十倍！实际上，日本以各种手段，通过甲午战争掠夺的财富达3亿3千万两以上，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并用于军备扩张，一再侵略愈加贫困落后的中华民族。
近代史上对中国和中国人民造成最大伤害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奉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妄图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据学者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开始，一直到1945年，在这七十年当中，对外的战争发生了14次，其中有十次是针对于中国的。[7]1931年“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继发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武力实施其“大陆政策”，大规模武装侵略中国，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在随后的14年中，日本给中国造成了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经济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中国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铁蹄蹂躏。这与鸦片战争不可同日而语。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这个民族的大发展迄今不过一百多年。而它的发展是和中华民族的衰败和血泪紧密相连的。明治维新后的七十多年里，它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中国的侵略，烧杀抢夺、攻城掠地，加上强索赔款。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日本那样，给予中国社会如此深刻、激烈的战争创伤。而我国无论何朝何代，均无一兵一卒侵入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绝不仅仅在于东北，也不仅仅在于中国，它想侵略整个东亚，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但是，由于日本国土资源贫乏，在工业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应付不了传统战争所需的巨大资源消耗。于是，侵华日军在寻找其他的途径时想到了细菌武器。
细菌武器不同于传统武器，它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源病菌培育成功，便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侵华日军就是抱着“生产廉价武器、节省资源”的想法开始建立细菌研究所的。
根据天皇的命令，教官出身的少佐石井四郎担起了建立细菌部队的任务。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一个当时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七三一部队”。
1949年12月，苏联政府曾在其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对12名日本731部队的医生和军官进行审判。对审判所揭露的事实，再麻木的人也会感到震惊：一批日本一流医学院的毕业生，为了制造生物化学武器，在受害者身上注入伤寒、霍乱、梅毒等多种病菌，并使之扩散到附近的中国村落。他们甚至把动物的血液注入人体；把活人头朝下挂起来，看看这些人要多长时间才死；把人的胃从连接食管之处切下来，然后接到肠子上；把人的左右胳膊砍掉，调换位置，接到身体的另一侧；一个出生刚刚三天的婴儿，全身刺满了针，被放入冰水中；一位妇女不经任何麻醉就被活活切开腹腔，为的是看看她生殖器官的构造！大约有1万人，就这样丧生于日本遍布亚洲的26个实验室中，而在生化战的实地试验中，估计有25万人丧生。
短短几年的时间，731部队便建立起一条月产炭疽菌粉末200公斤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
1939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犯哈桑湖边界，挑起了哈桑湖事件。日本侵略军原想侵犯苏联的领土，没想到却吃了败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立即派人来到731部队，协商细菌战事宜。
此后不久，石井四郎便派人将22.5公斤的炭疽、伤寒、霍乱病菌散播到哈尔哈河及附近的水源和地面。细菌的散播立即使该地区出现大量的伤亡。731部队的首次细菌战取得了“胜利”。
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
1942年，731部队第三批远征队参加了浙赣战役，同日军1644部队相配合，用飞机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等病毒运至预定地点，然后向水源地、沼泽区和居民区投撒，使这些地区陆续暴发疫情，中国军民大批死亡。日本战败后，731部队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国的谴责，迅速毁坏了自己所有的设备和用品。他们还将不便携带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细菌散播在华中一带，造成大量无辜民众丧生。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侵华日军侵占南京后，置人类道德和国际公法于不顾，在六个星期中，屠杀了三十万平民及放下武器的士兵，制造了两万多起强奸妇女的事件，焚毁了全城三分之一的建筑，使南京这座当时中国的首都、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尸横遍野、满目疮痍、万户萧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
日本为损人利己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从暗杀张作霖、南京大屠杀、扶植伪满和汪精卫、偷袭珍珠港，“三光政策”，到今天的参拜靖国神社、否认与美化侵略罪行，种种事例都说明日本人的道德里尚未包含良知二字，更不知道廉耻。疯狂侵占我钓鱼岛的急先锋“日之丸青年队”总干事就曾经说过：“如果与别人争夺东西。惟有用武力解决”。
日人高桥敷曾经写到：“无论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平时，只要有发迹机会，日本人就会变成忠实的狗或狂暴的狼而‘勇往直前’。”
日本人唯强权而是从。跟日本人谈什么国际准则甚至人性公理，是毫无意义浪费时间而且是极其幼稚愚蠢的。对缺少普遍价值观的日本人来说，力就是正义！没有实力的国家和民族只配受奴役。
可以说，在近代史上，大和民族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和精神伤害是永远也无法抹掉的。然而，在处理和解决中日历史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现出了在国际关系中难以看到的以德报怨的豁达和大度。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从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造成的损失是死伤军民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以上。
而在此之前的1895年甲午战争日本强迫中国赔款二亿三千万两白银。合美元十亿之巨，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向缅甸赔偿720亿日元，向菲律宾赔偿1980亿日元，向印尼赔偿803.088亿日元，向南越赔偿140.4亿日元，韩国 1965年放弃对日索赔权后日本提供了无偿、有偿援助5亿美元。此外日本还向老挝、柬埔寨、新加坡等许多受害国家提供了战争赔偿。
中国一直主张战争责任应由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者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并以此教育本国人民。加上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中国政府放弃了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