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是由“典型人物”组成的。史官们一直在先验地贯彻江青同志的指示，不写“中间人物”，只塑造神或者鬼。构成“神”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天纵神圣，完美无瑕，构成“鬼”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top1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事实上，从唐代开始，就不断有历史学家一再指出，所谓“好色”、“淫逸”、“淫母”、“弑父”，绝大多数都是由野史作者们强加在隋炀帝头上的，在正史中并无证据。如果认真阅读那些经得住推敲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杨广其人其实是一个相当雄才大略也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他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始终与元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象他这样感情专一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在位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一生勤于政事，可谓一个宵衣旰食的工作狂。他开凿大运河，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刚刚统一不久的南方和北方，巩固国家的统一。他攻打高丽，也是为了消除边境的威胁，保证亚洲朝贡体系的完整。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相当辉煌，虽然隋炀帝连续四次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资治通鉴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然而，很不幸，虽然关于隋炀帝的野史传说是那样的荒诞不稽，漏洞百出，却被我们这个民族津津乐道了千余年。他的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提起。这当然部分是因为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然而，更重要的却是隋炀帝其人的性格和气质，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偏好反差太大。
隋炀帝最为传统史家所厌恶的，是“多欲好动”。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给他的安定富足的统治基础，却不以“守成”为满足。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希望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规划和改革，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迁都洛阳、开凿运河、重修长城、招徕四夷，每一个举动都是惊天动地。同时，因为好奇心强，探索欲盛，他一生做了许多其他帝王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到西部旅行的人。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而返。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所有这一切，都触犯了传统文化之大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欲望”、“多求”和“好动”一直被认为是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中国文化敌视欲望。朱熹就曾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改革”、“兴作”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炸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虽然在隋炀帝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雄厚的财政基础，使他有理由认为大隋王朝的富足应该被利用起来，为整个帝国谋得更大的利益，但这并不能成为传统文化原谅隋炀帝的理由。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对隋炀帝的厌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失败，更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与主流文化的相克。因此，我们对他的厌恶，不仅仅是意识的，而且是下意识和潜意识的。这就是为什么隋炀帝比秦始皇受到历史更不公正待遇的原因。隋炀帝是隋文帝和鲜卑族女子所生之子，出生于公元569年，他二十岁时被任命为江南征伐军统率，成功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后来10年，他一直担任江南的地方官吏，再后来，他陷害了其兄，自立于皇太子。
三十五时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洛阳从西周起，陆续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因而被誉为九朝古都。隋炀帝继位后立即在此建立新都，这是隋炀帝所筑城墙的遗址。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见方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
隋炀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特别注重从中原到江南广集贤财，并积极推进民族大融合。在6年时间内就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隋朝打破了各地民族间的壁垒，完善了建立统一大国所必备的各种国家制度，例如，将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对其征税的均田制均以实行，将数目庞杂的法律归纳为五百条的《律》，以及行政法令中《令》的制定，用律宜刑以防犯罪，以律采运营政治方针，这两者是国家的两根基础支柱。确立于隋的这一套《律》《令》此后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炀帝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雄心勃勃，雷厉风行，把隋文帝废止的学校全部恢复起来，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举制。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隋炀帝为了使行政区域的划分摄制四海，慕秦王而重设郡县制，大大扩大了郡的辖境。除了整治内部隋炀帝还把目光投向扩展和巩固疆域。
隋大业七年，连年征发天下之兵，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这也是造成隋政权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隋炀帝致力于建设新国家，但是隋朝建立后不足三十年就灭亡了。隋炀帝杨广是个才华横溢的人。
他是个天生的美男子。(《隋书·炀帝纪》：“上美姿仪，少敏慧。”)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许多首优美的诗篇。
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隋书·炀帝纪》）。做了皇帝后，杨坚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581）二月二十六日，在杨坚开国称帝后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为当日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是最风光的。
开皇九年（589），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他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隋书·炀帝纪》）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健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残暴阴险、狡诈......大多了，说不过来！中国历史是由“典型人物”组成的。史官们一直在先验地贯彻江青同志的指示，不写“中间人物”，只塑造神或者鬼。构成“神”系列的是文武周召、孔孟程朱，天纵神圣，完美无瑕，构成“鬼”系列的是夏桀商纣、秦始皇、曹孟德、秦桧，头上长疮，脚底流脓。在这些“鬼”当中，隋炀帝杨广是面目最丑恶的一个。这个古今恶人排行榜中的top1几乎集中了人类所能有的全部邪恶品种：淫荡、贪婪、狡诈、阴险、自私、冷血、残暴、血腥、昏乱……他犯下了几乎人类所有能犯下的罪行：“谋兄”、“淫母”、“弑父”、“幽弟”、“逆天”、“虐民”……
事实上，从唐代开始，就不断有历史学家一再指出，所谓“好色”、“淫逸”、“淫母”、“弑父”，绝大多数都是由野史作者们强加在隋炀帝头上的，在正史中并无证据。如果认真阅读那些经得住推敲的史料，我们会发现，杨广其人其实是一个相当雄才大略也相当勤奋敬业的君主。他十四岁与江南大族之女萧氏结婚，直到他去世，始终与元配如胶似漆，情投意合。象他这样感情专一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他曾把南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在位十四年，这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呆在宫中时间只有四年，其余大部分时间是花在巡游的路上。他一生勤于政事，可谓一个宵衣旰食的工作狂。他开凿大运河，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刚刚统一不久的南方和北方，巩固国家的统一。他攻打高丽，也是为了消除边境的威胁，保证亚洲朝贡体系的完整。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前半段，功业相当辉煌，虽然隋炀帝连续四次大赦天下，多次普免钱粮，可是财富仍然滚滚而来，人口不断高速增长。资治通鉴说：“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有奇。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极于此矣。”
然而，很不幸，虽然关于隋炀帝的野史传说是那样的荒诞不稽，漏洞百出，却被我们这个民族津津乐道了千余年。他的半生功业，却很少有人提起。这当然部分是因为成王败寇，墙倒众人推。然而，更重要的却是隋炀帝其人的性格和气质，与我们这个民族的偏好反差太大。
隋炀帝最为传统史家所厌恶的，是“多欲好动”。隋炀帝继承了隋文帝留给他的安定富足的统治基础，却不以“守成”为满足。他“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希望建立一个“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的王朝，在历史上写下自己伟大的名字，成为“子孙万代莫能窥”的千古一帝。为了在有生之年完成这一理想，在他统治期间，几乎没有一天停止规划和改革，没有一天不在兴建工程、外出巡视和进行战争。迁都洛阳、开凿运河、重修长城、招徕四夷，每一个举动都是惊天动地。同时，因为好奇心强，探索欲盛，他一生做了许多其他帝王没有做或者不敢做的事。他率十几万大军穿越海拔近四千米的祁连山大拔斗谷，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唯一一个到西部旅行的人。他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召募行人，分使绝域”，遣使远至中亚，波斯等地，收集了“玛瑙杯”、“狮子皮”、“火鼠毛”、“五色盐”等而返。对南方烟波浩渺的大海他也十分神往，曾三次派人前往那时还是未知岛屿的台湾探险。
所有这一切，都触犯了传统文化之大忌。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最恐惧欲望和敌视欲望的文化之一。中国文化的底色是贫困，数千年来一直在贫困和人口压力中挣扎的这片土地确实承载不起太多的欲望。荀子说：“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欲望”、“多求”和“好动”一直被认为是引发社会不安定的危险因素。为了“牢笼天下、防止竞争、预防混乱”，中国文化敌视欲望。朱熹就曾断然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也就是说，满足自己的温饱是一个人的权利。不过，在达到温饱之后还奢求美味，那就属于罪恶了。贫困文化是一种没有进取心的文化。“改革”、“兴作”在中国文化中，都是极其危险的词汇。对大部分中国人来说，政治的精髓是保持稳定，稳定高于一切，省事优于一切，“清静无为”是最高的政治追求。如果能把社会束缚在固定的轨道上，使天下世世代代一成不变地按照圣人规定的礼法原则运转，那是一个王朝最理想的政治状态。现实即使千疮百孔，多一事也永远不如少一事，拖延和不作为是保证危机不爆炸的最好办法。不兴革，忌扰民，是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原则。虽然在隋炀帝登基之际，大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雄厚的财政基础，使他有理由认为大隋王朝的富足应该被利用起来，为整个帝国谋得更大的利益，但这并不能成为传统文化原谅隋炀帝的理由。
因此，我们这个民族对隋炀帝的厌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失败，更是因为他的性格和气质与主流文化的相克。因此，我们对他的厌恶，不仅仅是意识的，而且是下意识和潜意识的。这就是为什么隋炀帝比秦始皇受到历史更不公正待遇的原因。隋炀帝是隋文帝和鲜卑族女子所生之子，出生于公元569年，他二十岁时被任命为江南征伐军统率，成功地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后来10年，他一直担任江南的地方官吏，再后来，他陷害了其兄，自立于皇太子。
三十五时杀父继位，成为隋朝的第二代皇帝。洛阳从西周起，陆续有九个王朝在此建都，因而被誉为九朝古都。隋炀帝继位后立即在此建立新都，这是隋炀帝所筑城墙的遗址。新都是一座七平方公里见方的大都市，建好后，其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迅速发展，中央和地方政治组织各具规模。
隋炀帝登上皇帝宝座后，特别注重从中原到江南广集贤财，并积极推进民族大融合。在6年时间内就完成了世界上开凿最早，航程最长，最雄伟的一条人工运河。隋朝打破了各地民族间的壁垒，完善了建立统一大国所必备的各种国家制度，例如，将土地全部分配给农民，对其征税的均田制均以实行，将数目庞杂的法律归纳为五百条的《律》，以及行政法令中《令》的制定，用律宜刑以防犯罪，以律采运营政治方针，这两者是国家的两根基础支柱。确立于隋的这一套《律》《令》此后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
隋炀帝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雄心勃勃，雷厉风行，把隋文帝废止的学校全部恢复起来，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举制。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隋炀帝为了使行政区域的划分摄制四海，慕秦王而重设郡县制，大大扩大了郡的辖境。除了整治内部隋炀帝还把目光投向扩展和巩固疆域。
隋大业七年，连年征发天下之兵，三次亲征高丽，劳民伤财，这也是造成隋政权颠覆的一个重要原因。隋炀帝致力于建设新国家，但是隋朝建立后不足三十年就灭亡了。隋炀帝杨广是个才华横溢的人。
他是个天生的美男子。(《隋书·炀帝纪》：“上美姿仪，少敏慧。”)
除了俊秀的外表，上天还赐予他超乎常人的聪颖。七岁那年，他写出了平生第一首诗歌，立刻为他赢得了“神童”的美誉。后来他成了到他为止的历代皇帝中最博学、最富才华的一个，隋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他许多首优美的诗篇。
作为一个很少承认错误的人，杨坚却不能否认他对这个孩子“于诸子中特所钟爱”（《隋书·炀帝纪》）。做了皇帝后，杨坚把原来打算用为丞相的王韶任命为杨广的师傅。从杨广自少年起接受的一系列任命中，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读出杨坚对他的特殊器重和苦心培养。开皇元年（581）二月二十六日，在杨坚开国称帝后仅十二天之后，年仅十三岁的杨广就被封为晋王，并被任命为并州总管，授武卫大将军称号。并州为当日防备帝国最危险的敌人突厥的战略要地，封杨广于这样的要冲，当然是为了让他尽快成长为帝国的藩屏。在五个儿子当中，杨广的屡次任命是最风光的。
开皇九年（589），在隋帝国最重要的一次战争——为统一南方而进行的平陈战争中，年仅二十岁的他被任命为五十万大军的最高统帅，引起举国瞩目。这次战争是他正式登上帝国政治舞台的亮相之作，杨广深知这是树立自己形象的千载难逢的机会。事实上，他的全国性声誉就是在此刻建立起来的。腐败的南朝不堪一击，平陈战争胜得轻松愉快。攻灭南朝之后，杨广首先命属下收取陈朝政治档案和典章文物，“封存府库，金银资材一无所取”。“秋毫无所犯，称为清白。”由此“天下皆称广以为贤。”“昆弟之中，声誉独著”。（《隋书·炀帝纪》）
二十出头的他成了隋帝国风头最健的政治明星，这个皇子的贤能实为历代少见。
从懂事开始，杨广就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宠儿。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几乎是专为他而创造的。他来到人间，就是为了玩一场叫做“人生”的快乐游戏。残暴阴险、狡诈......大多了，说不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