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是如何发迹的?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⑩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也对（史实准确）。但不要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⑾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⑿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4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⒀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⒁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好伯乐。“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袁世凯的“煦煦和易”有一件小事可资证明。一次，袁世凯去拜会内务府大臣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还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问他看什么书，小孩说了几本书。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第三天中午，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差片”就是让人持名片办事，以示郑重这件事。几十年后这小孩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5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袁世凯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他出身卑微，也把许多与之出身相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袁世凯还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从天津小站走出的穿着欧氏军服拖着长辫子的袁世凯的部下和部下的部下，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无人出其右。徐世昌、王世珍、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一个个名震中外的人物都曾是袁世凯之左右。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是才智超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实力派。在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也有不少袁的部下，曾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等。人们耳熟能详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赵登禹、佟麟阁、韩复榘、张自忠、方振武、宋哲元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说北洋系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北洋系、国民党、共产党三个人才高地，民族精英被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个旷代英才一网打尽。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袁合法地做了大总统，又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并有权推荐继承人，同皇帝也差不多了。⒂但他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成了洪宪皇帝。真是“合六州四十三县之铁，不能为此错也！”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宝座上了。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并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那个一心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做不做？⒃6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57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当皇帝是亿兆民众的梦想。皇帝的权力不受限制，一言而为天下法，还可以传子传孙，世袭罔替。中国大多数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皇帝情结”，从呱呱坠地就一直在强化这个观念，古代小说、戏剧、传说、民间宗教、祖先崇拜等等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活教材。统治者在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皇帝——有皇冠的皇帝或无皇冠的皇帝。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不比皇帝小，蒋介石还父子相传。在号称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还有朝鲜金家父子相继，古巴卡斯特罗昆仲共治。如果袁世凯知道这些情况，决不会称帝。他不称帝，就少了最大一桩罪，反对派也就师出无名了。他死了，他的部下又统治中国十年，继起的统治者都是他的死敌孙中山的信徒，袁世凯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⒄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⒅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⒇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得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袁世凯死了，埋在了他魂牵梦绕的洹水岸边，在他几年前隐居此处时曾作了一首诗，《自题渔舟写真》：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但我更喜欢的是他的《登楼》诗：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云太行低.话虽粗俗，意却纯真。这里远离他的故乡项城有四百多公里。一生叱咤风云的他顶着“窃国大盗”屈辱的帽子孤独地躺在一个高大的坟冢下面，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世人的辱骂。他的子孙有的远走海外，有的悄无声息地生活在芸芸众生的角落里，默默地品尝乃父乃祖给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他的孙子袁家骝衣锦还乡，并充分表达了对现政权的合作态度，并成为庙堂上的座上宾，仍不能将“窃国大盗”的铭牌从袁林去掉。袁世凯死了，他执政时铸造的饰有他头像的质量优良的银元在解放初仍是市面上的硬通货，被人们心情复杂的叫做“袁大头”。当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卡着一个泛着亮光的小圆片凑在唇边用力吹一口气迅即划一道弧放在耳朵边仔细听那从幽深之处发出的微细的金属嗡嗡的颤动声而浮现在脸上的惬意的神情令人终生难忘，此时，他们会不会在心中痛骂“窃国大盗”？只有天知道让我们用皇次子袁克文劝谏其父的一首诗《感遇》作结：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莫到琼楼最上层”，多么恳切的话，是二皇子对父皇的话，可父皇并没有有任何表示，一任他风云逝去。我想，袁世凯在阴曹地府念得最多的当是这首诗。袁世凯是如何发迹的?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⑩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也对（史实准确）。但不要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⑾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⑿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4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⒀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⒁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好伯乐。“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袁世凯的“煦煦和易”有一件小事可资证明。一次，袁世凯去拜会内务府大臣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还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问他看什么书，小孩说了几本书。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第三天中午，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差片”就是让人持名片办事，以示郑重这件事。几十年后这小孩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5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袁世凯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他出身卑微，也把许多与之出身相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袁世凯还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从天津小站走出的穿着欧氏军服拖着长辫子的袁世凯的部下和部下的部下，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无人出其右。徐世昌、王世珍、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一个个名震中外的人物都曾是袁世凯之左右。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是才智超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实力派。在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也有不少袁的部下，曾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等。人们耳熟能详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赵登禹、佟麟阁、韩复榘、张自忠、方振武、宋哲元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说北洋系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北洋系、国民党、共产党三个人才高地，民族精英被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个旷代英才一网打尽。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袁合法地做了大总统，又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并有权推荐继承人，同皇帝也差不多了。⒂但他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成了洪宪皇帝。真是“合六州四十三县之铁，不能为此错也！”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宝座上了。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并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那个一心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做不做？⒃6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57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当皇帝是亿兆民众的梦想。皇帝的权力不受限制，一言而为天下法，还可以传子传孙，世袭罔替。中国大多数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皇帝情结”，从呱呱坠地就一直在强化这个观念，古代小说、戏剧、传说、民间宗教、祖先崇拜等等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活教材。统治者在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皇帝——有皇冠的皇帝或无皇冠的皇帝。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不比皇帝小，蒋介石还父子相传。在号称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还有朝鲜金家父子相继，古巴卡斯特罗昆仲共治。如果袁世凯知道这些情况，决不会称帝。他不称帝，就少了最大一桩罪，反对派也就师出无名了。他死了，他的部下又统治中国十年，继起的统治者都是他的死敌孙中山的信徒，袁世凯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⒄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⒅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⒇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得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袁世凯死了，埋在了他魂牵梦绕的洹水岸边，在他几年前隐居此处时曾作了一首诗，《自题渔舟写真》：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但我更喜欢的是他的《登楼》诗：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云太行低.话虽粗俗，意却纯真。这里远离他的故乡项城有四百多公里。一生叱咤风云的他顶着“窃国大盗”屈辱的帽子孤独地躺在一个高大的坟冢下面，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世人的辱骂。他的子孙有的远走海外，有的悄无声息地生活在芸芸众生的角落里，默默地品尝乃父乃祖给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他的孙子袁家骝衣锦还乡，并充分表达了对现政权的合作态度，并成为庙堂上的座上宾，仍不能将“窃国大盗”的铭牌从袁林去掉。袁世凯死了，他执政时铸造的饰有他头像的质量优良的银元在解放初仍是市面上的硬通货，被人们心情复杂的叫做“袁大头”。当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卡着一个泛着亮光的小圆片凑在唇边用力吹一口气迅即划一道弧放在耳朵边仔细听那从幽深之处发出的微细的金属嗡嗡的颤动声而浮现在脸上的惬意的神情令人终生难忘，此时，他们会不会在心中痛骂“窃国大盗”？只有天知道让我们用皇次子袁克文劝谏其父的一首诗《感遇》作结：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莫到琼楼最上层”，多么恳切的话，是二皇子对父皇的话，可父皇并没有有任何表示，一任他风云逝去。我想，袁世凯在阴曹地府念得最多的当是这首诗。袁世凯是如何发迹的?袁世凯发迹始末苏全有袁世凯本一执垮子弟，科举考试也未能金榜题名，但却在甲午战后得到小站练兵的统军大权，接着荣升山东巡抚、直隶总督，武昌起义后还当上了大总统、皇帝。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能够平步青云，官星似火?说来也是机缘巧合，最近笔者得到日本有关袁世凯的一些珍贵资料，其中有的记载颇为新颖独到，与过去的说法大相径庭，故而特将其辑录、整理出来，以揭开袁发迹之谜。一、得到伊藤博文的赏识袁世凯在甲午战争前凭着自己灵敏的政治嗅觉，及时回国，从而避免了葬身朝鲜战场的命运。后一度赋闲，但不久就得到重用，到天津小站编练新军。袁世凯的发迹，小站练兵是关键环节。过去人们大都认为这是他四处钻营，投身官宦门下所致，其实这里面另有隐情。1895年4月，李鸿章在日本马关签定了《马关条约》后，与伊藤博文、陆奥宗光闲谈，李鸿章面对当时大清国与小日本的地位变化，今不如昔，感叹道:“人才难得啊!”伊藤博文闻听此言，没有作正面回答，而是问道:“袁世凯现任何事?”李答道:“小差使，无足轻重。”伊藤说:“像袁世凯这样的人才，竟然无足轻重，难怪没有人才啊!’，伊藤之所以会在这种场合提起袁世凯，是有原因的。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几年间，袁在朝鲜代表中国驻军交涉通商事务，经常与日本、俄国打交道，纵横驰骋，崭露头角，才能出众，给伊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致他会向李鸿章提起。令伊藤博文没想到的是，他这随意的一句话，对袁世凯而言则是举足轻重的。当时，伊藤博文这句话被李鸿章的书记员记在李的日记中了。回国后，李鸿章的日记被各大报纸竞相刊载，袁世凯也因此声誉雀起，成为众人眼中的英雄豪杰，“袁世凯”三字，掷地有声，人们争相一睹其风采。袁世凯借此机缘，与名流贵胃交往颇密。大家都觉得袁世凯得到清王朝重用的原因是他投机，交接权贵。不错，袁确实谙于此道，但他被提拔到小站编练新军则与日本人伊藤博文的随口一语有关。在19世纪末等级森严、重文轻武的封建社会里，袁世凯作为一个赋闲的中下层军官，要想投身豪门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啊!二、想当买办下海经商袁世凯因伊藤博文的一句话而成为当时的风云人物，借此机缘，得到一些重臣的举荐，奉旨人宫面君，交军务处差遣。但由于此时战事已经结束，无所作为，袁世凯无可奈何，加上几个月来奔走应酬，开支浩繁，人不负出，负债累累，于是产生了想当买办发家致富的念头。买办是中西方贸易的产物。西方商人来中国做生意，因语言不通，情形不熟悉，于是多雇佣中国人经办，这些人就是买办。买办通过参与中外贸易，得到大约5%的佣金，日积月累，家资巨万。袁世凯因一时不能得到官场升迁的机会，又十分羡慕买办这一职业，乃谋求改行下海经商，发家致富。恰在这时，西方商人看到中国因甲午战争的失败，军装器械损失殆尽，势必从西方国家购置进口，这一巨大的商机弓}得西洋人争先恐后，竞相设洋行招揽生意，并打算聘用熟悉官场的人充当买办。袁世凯本打算应聘，但当买办需要保证金数万元，而他两手空空，无计可施。在此绝望之时，袁世凯想到了三个人二他就是自己的莫逆之交一奉天举人王英楷，于是手书一封，祈求援助。主得到友人来书，携带重金到天津会面。二人见面后，王英楷批评袁世凯道:“你怎么这么没有志气?”袁答道:“欧洲国务大臣退位后，以经营工商业为荣，你为何指责我没有志气呢?”王道:“他们是经营自己国家的生意，而买办是为外国人所雇佣，你又不懂外语，而且充当买办在于奔走官场，狗苟蝇营，这都不是你所能做到的，你名震中外，正值我国刚刚战败，朝廷大梦初醒，你不考虑乘机而进，大展宏图，大鹏展翅，而图谋买办这种像奴隶一样的职业，这不是没有志气是什么?”袁世凯闻听此言，悠悠叹道:“区区小名，虽已上达当道，但不被重用又有何用?”王说:“现在这种世道，即使有经天纬地的才干，没有金钱铺路也无济于事，你不打点打点怎么能行呢?”袁世凯道:“我现在可是两手空空、囊中羞涩啊!’’王随即起身，}h}慨保证:“你若认为我的话可行，下面的事就包给我了，你可静候佳音。”袁世凯感慨万千，道:“惟命是从。”王英楷经过了解，得知袁世凯有一个姓赵的手下，河间(即河北)人，与清朝宫廷总管李莲英有亲戚关系，于是给了他一些银两，让他到北京为袁世凯运动，联络李莲英。李莲英知道袁是人才，名声在外，迟早会飞黄腾达，故而顺水推舟，满口答应，嘱咐赵氏回秉袁世凯待机行事。此后朝廷有什么重要事情，李莲英均随时密报。数月后，清廷拟编练新军，袁得李报，秘密遣人到京，声称兵事自己最熟悉，要求李莲英代为运动，李遂游说西太后，慈禧得知袁世凯知兵，又为王大臣认可，乃派袁世凯到小站督练新军。袁世凯遇到了王英楷，可以说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王的一席话，则使我国近代史上少了一个商贾巨富，但却多了一个乱世泉雄。三、结交康有为袁世凯以李莲英为内援，练乓小站，但此时西太后退居颐和司，李莲英的权力已大不如前。可光绪帝自亲政后，励精图治，下愿为傀儡皇帝，于是耀拔新人，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就是其中的重要人物。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政坛之上，康有为大唱维新救国论，意气风发，春风得意，颇缴时誉。对于康有为的救国主张，袁世凯热血沸腾，他希望军事救国，发挥自己的军事才干，因为从内心特别想结交康有为。只是因二人素无交往，不曾谋面，故不能通款曲，郁郁不乐。无巧不成书，这时正好袁世凯有一个幕僚—举人阮忠枢，以举人身份人京。袁世凯遂将他私下仰慕康有为的心思告阮，请他遇有机会，代为表达。阮忠枢到北京后，适逢康有为组织保皇会，阮正发愁交结康有为无门，有负主人袁世凯的重托，得此良机，遂请其同年进士介绍，加人保皇会，借机将袁的心意转达康有为。康有为早已知晓袁世凯手握军事大权，炙手可热，勇敢有为，若揽在身边，将来必有大用，于是欣然表示愿意接纳，并请阮转达他对袁的心慕之j比。有阮思枢的中间联络，袁、康二人英雄相惜，函犊往来，情意融洽，遂结金兰之契。袁、康结交直接影响到后来戊戌血案和袁世凯的飞黄腾达，意义非凡，而二人相交之谜，于此也可揭开了。四、戊戌告密康有为与光绪联手后，面对最大的障碍—西太后慈禧，他打算让光绪下诏书，于1898年秋后太后到天津举行阅兵大典，乘机举事。加以康有为所设的保皇会有保光绪不保大清的话，为顽固派分子侦知，秘告西太后，请求恢复垂帘听政，慈禧默许。李莲英将此事转告袁世凯后，袁想到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函犊不断，担心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遂拜见荣禄，密陈道:“在下曾与康有为有过交往，近来见他种种狂谬，心怀巨测，恐有不规之谋。”荣禄也听到种种传说，私下里止为此忧心忡忡，袁世凯的报告正触动他内心的忧虑，于是乘利因便，让袁到北京秘密侦察康有为的所作所为。书生造反，三年不成，且康有为只是凭着一腔热血，城府不深，宦海经验十分欠缺。面对后党咄咄逼人的气势，这位白面书生空有报国之志、忠君之心，却手无寸铁，只能郁郁寡欢，忧心如焚。袁世凯的造访似乎使他看到了希望，仿佛落水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所以当袁世凯以利害相探，康有为即不加思量，信口而谈，称:“皇上曾下诏谕我与你密谋狱太后，去除维新的阻力，事成之后，将摧拔超迁。我因向来未和你面商，未敢造次。而今见你果真有此热心，我愿先报知皇上。”袁世凯道::“须得皇上手诏，方为名正言顺。”康有为道:“事宜慎密，当先嘱托我弟康广仁奏请皇上颁发。”康广仁当时在上书房教光绪英文，有便利条件，但迁延3天之久，没有结果，袁世凯以不能久留北京为由，向康有为追问诏书。康有为思量许久，觉得既然已经许诺，无诏书似不能取信于袁，而诏书皇上一定不会颁发，只有伪造光绪手诏一条路了。袁世凯得到康有为伪诏之后，没回寓所就匆匆奔赴火车站，搭车直奔天津，密报荣禄。康有为给袁手诏后，见他行色匆匆，知事不妥，遂去看袁，但已无踪迹，于是又追到天津，在大街上看见袁世凯坐在轿子里，康大呼，袁佯装没有听到。此时康有为方如大梦初醒，连自己的亲弟弟康广仁也来不及通知，即乘汽车至塘沽，搭汽船往上海。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报后，遂持伪诏直赴颐和园，紧接着西太后匆匆赶往光绪帝的寝宫。此时光绪已经人睡，慈禧即在床前责骂道:“你与康有为干的好事!我自从热河遭遇肃顺等人叛乱至今，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险阻，又抚养你成人，本以为可以自立，故撤帘归政，我有何罪?你为什么与康有为谋杀我?”光绪闻听此言，如晴天霹雳，一面磕头，一面哭泣着说:“实不知情。”太后拿出伪诏掷到光绪帝面前，说:“你自己看吧!”光绪有口难辩，遂被囚禁了起来。五、剿杀义和团戊戌告密给袁世凯带来了飞黄腾达的机会，之后不久他就被提升为山东巡抚。1900年，义和团在我国北方地区如火如茶，风起云涌，时任山东巡抚的袁世凯可以说是处于事变旋涡的中心。袁世凯对义和团的政策是剿灭，而清政府则是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清廷上谕命令袁世凯:第一，更换北洋新军的西式服饰、洋操，恢复旧制;第二，着率所部迅速来京勤王。袁世凯部新军与当时的旧军不同，服饰、器械乃至号令己然西化，以至山东民众见袁军都呼为“二毛子”，而今突然要全行改变，短期内实难办到。再则，煌煌上谕，命令北上勤王，不去显然是以下犯上，臣子不赴君父之难，这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题，而以区区数千袁军北上，又焉能抵挡列强十万大军?袁世凯遇到了他生平最危险、最困难的事，稍有不慎，就将跌人无底深渊，万劫不复。袁世凯经过慎重思量，决定下一遭险棋—抗命不遵，专力对付山东义和团。他先是以军报不通，借故拖延，对劝告自己勤王的人置若周闻;当时京津一带哄传袁为汉奸，欲据山东自立，袁世凯也不予理睬;直隶总督裕禄电告袁称义和团收复大沽，嘱托他转告东南各督抚，袁世凯均付之一炬;对于山东的义和团，则全力围剿，格杀勿论。为了掩饰自己抗命剿杀义和团的行为，袁世凯声称:真义和团均已北上，俱在京津，在山东的都是假义和团，是土匪。有一统兵官方得胜奉命到沂州剿“匪”，临行前渴见袁世凯请示行止，袁说:“我命你办假义和团，没命你办真义和团。”方又请示如何区分义和团的真假，袁道:“真假你都分不清，如何统兵?”回头对先锋官程某说:“你知道么?”程某很聪慧，回答道:“遇到义和团便以枪相向，被杀的是假的，真义和团能避枪炮，不会受伤。”袁世凯遂命程某替代方得胜统兵。袁世凯凭借自己的狡猾过人，不仅躲过了一劫，而且还在李鸿章死后，继任为直隶总督，成为汉族大臣中的中坚。六、大太监李莲英在袁世凯的发迹史上，李莲英是一个关键人物。没有李莲英的帮助，袁世凯也不会一帆风顺。但李卖官弩爵，引用私人，其不利影响也不可小视。为了长远大计，避免因小失大，袁世凯对李的劣行多予以遏止。袁世凯时常劝告李莲英要注意名声、舆论，不可胡作非为。一次，李推荐其侄辈给袁，请他安置，袁世凯拒绝道:“你的侄子就是我的侄子，他们还很年轻，毫无经验，万万不可置身政界。而且人人都知道我们的交情很密切，何必以此来贻人口实?你的财产给他们一些就会使他们很富裕了，千万不要只考虑后代的事而忽略了自己的名声啊!此后你不但不要给我推荐，还请不要强迫别人办这样的事。不论需要什么样的珍玩，多少款项，我都惟命是从，只此事不可。”当时袁世凯身上系着玻璃翠玲珑带扣，价值连城，李莲英说:“想得到你的带扣可不可以?”袁世凯慷慨相赠，李知道那是袁的最爱，笑着归还。后袁世凯剿办土匪，将上奏保荐人才，李莲英有一个亲戚崔某，乞求李帮忙写信给袁谋差。袁世凯明明知道引见函出自李莲英，却故意斥责崔某伪造，并致书李叮嘱他告诫家人亲戚，不可冒名。李莲英知道袁世凯这是虚张声势，也就置之不理。不久，李莲英推荐他的侄子和崔某随使臣奔赴美国，引起国际舆论一片哗然，美国拟议将拒绝我国公使。经袁世凯多方筹划，更换人员，才得以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袁世凯还写信给李莲英，指责道:“您不听忠告，若此事一旦败露，不仅对您不利，而且还将引起国际纠纷，到那时可就麻烦了。”李莲英得此教训，再也不敢干涉宫外事务。李莲英在清末十余年间格守礼法，老老实实呆在宫中，与袁世凯的劝告不无关系。贪小不成大，无毒不丈夫，这个道理对一代泉雄袁世凯是再清楚不过了。七、袁世彤与袁世凯1907年上调外务部袁世凯在1907年由直隶总督上调外务部任尚书，明升暗降，此举原因，人们大都认为是因为手握大权的袁世凯在上年官制改革中力主立宪，风头甚劲，引起了西太后的疑忌，圣眷不固，故而随即将之上调中央，加强控制。这里所说的原因中，西太后的猜忌确是事实，但猜忌的起因、来由则另有隐情，这需要先从袁世凯的同母弟弟世彤说起。世彤文才出众，为人狂放不羁，他对其兄世凯常存鄙视之心。世彤喜欢押邪之游，他听说上海是天下的花花世界，于是携带重金往游，楚馆秦楼，夜游几遍，时间一久便钱袋见底。其时，上海有一叫胡宝玉的名妓，风姿绰约，领袖群芳，与世彤关系最为密切。为解决眼前窘困境况，二人即与一帮无赖一设卞放鸽子的风流骗局，钓鱼上钩。某贵公子腰缠万贯，在卜海觅香寻玉，无赖们便借花献佛，唆使宝玉与某公子定下三生之约，借机索取万金。当这位公了还在做着金屋藏娇的美梦时，人面桃花已无影无踪，急愤之下就到租界英国工部局控告世彤、宝玉和那一帮无赖并报告了他的家丁所侦知的情况:宝玉的藏身之地就在世彤寓所之地。于是，英国巡捕就前往捕拿。这时，那帮无赖早已蛇惊兔逸，踪影皆无，而世彤还与宝玉交颈比翼，留恋于温柔乡中。巡捕毫不客气，将这一对傻乎乎的酣睡鸳鸯双双拿去。世彤当时叫世选，由于他是袁世凯的弟弟，非同寻常，所以各报竞相刊载报道此事，并注明世选乃袁世凯的胞弟。上海道聂缉规与世凯系旧交，于是让人为世彤疏通解脱，将责任、罪过都推到了宝玉身上。袁世凯闻听世彤在上海的所作所为，大为光火，并上告母亲，严厉责罚世彤。世彤受到其兄世凯的呵护，得免罪罚，不仅不心怀感激之情，反而因母亲的责罚而怨恨其兄，兄弟之间为此结下了嫌隙。待到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世彤打算前往谋一职位，而世凯因人言可畏，多有不便，恰好其兄世廉在聂士成军营务处任职，就推荐世彤到聂军，以便世廉就近教导、照应，聂士成心领神会，乃派他随世廉帮办营务。再说胡宝玉，靠着多方营救也得以解脱刑狱之苦，她听说世彤在直隶，寻踪而至，求天津候补知县龚某代通消息，以旧梦重圆。世彤闻讯赶来相见，二人互诉分离之苦，感情之如胶似漆，胜过往昔。宝玉虽遭囚禁之灾，但对世彤绝无怨言，并言明来意，因自叹年龄已大，厌倦风尘，立志依附世彤以终了此生。世彤想到他浪迹上海的日子里，尽管身无分文，但宝玉不仅将自己容于身旁，相依为命，而且还得到护花之资数千元，现今人家来投靠自己，故人相见，雪泥红爪，涌上心头，难以割舍自在情理之中。世彤鸳梦重温，乐不思蜀，不曾想此事为其兄世凯得知，世凯让世廉代世彤辞去差使，以母亲的名义令世彤到小站。世彤见到母亲，痛陈宝玉立志依附，及其贤淑，求母令世凯给他几千金，了却此局。袁世凯听说宝玉像夏姬一样妖邪，且年龄比世彤还大，为弟弟着想，当然不会答应。世彤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觉得无颜再与宝玉相见，于是复函一通，回归故里。宝玉得见书信，眷念故人，忧郁成疾，不久一缕香魂烟消云散，长归于杨太真庐缥渺山了。世彤闻此噩耗，痛不欲生，感念知己为己丧生，赋悼玉诗百韵，以哀死者，诗风哀婉，凄楚动人，当时传诵者不绝。宝玉死后，世彤对其兄世凯切齿痛恨，终老林泉，不愿再相见。等到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义和团风起云涌，京津哄传他将据山东为己有，世彤遂上书河南巡抚景星，请他转告荣禄，称世凯所作所为，自己向来不予过问，若将来欺君枉法，请免株连。景星知道袁氏兄弟之间的矛盾，并未转达。几年过去了，到1907年袁世凯力主立宪，群臣交相弹幼时，景星才上奏朝廷，并将世彤的上书一并附上。世彤的上书随即在《大公报》刊载，顽固派以为口实，列入奏章，清廷以袁世凯的胞弟竟有这样的言论，为之动容，所以在撤去袁的兼差后仍十分忧虑，于是又采取明升暗降之计，将其上调中央任外务部尚书。jl、免官回籍1908年11月，光绪帝、西太后慈禧仅隔一天先后升天，朝局为之大变。新的执政者为摄政王载洋，他是光绪帝的弟弟，为报戊戌告密一箭之仇，经过一番斟酌考虑，决定借口袁世凯有足疾，将其开缺回籍。当免官诏书下达时，袁世凯尚在朝房，他担心的不仅仅是免官，还有性命之忧，故而心里忐忑不安，如热锅上的蚂蚁。待到内阁值日官捧诏书通告袁世凯时，袁脸色大变，还没来得及读诏书，张之洞自内出来对他说:“皇上考虑到你的足疾，命你回籍养病0”袁世凯读完诏书，连声高呼，“天恩高厚，天恩高厚。”没有被杀头，已经是非常庆幸的事了。袁世凯那边是放心了，但此时袁家则是乱作一团。幕僚张一座借故逃避，仆人们也是慌恐不已，风声鹤aft，草木皆兵。次日早晨，袁世凯人朝谢恩，随即乘车到天津。他身穿素服，神色凝重，近40分钟端坐未动，近乎呆了。到天津后，他先到德国饭店，后到直隶总督杨士骥衙门，住在总督署后花园。家眷也在傍晚到天津，住在德国饭店。次日一早，袁世凯就乘车回北京，家眷也于午后回京。袁世凯去天津，一则是与杨士嚷密商，二来是到德国饭店支取存款，汇往河南。至于他的家眷去天津，是因为惶恐担心。袁世凯到京后，于次日清晨携家眷回籍，走时不仅随从不多，送行的也是寥寥。当时京中谣传将要抄没家产，还有的说不仅仅如此，严重的祸害将接踵而至;有的说袁世凯北洋军队图谋暴动。所以，杨士骤在袁世凯离津后告诫他的门下仆人，对外一律不准说袁在总督署住过。一个人到了落难的时候，方才真正能够感悟到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想来令人倍感凄凉。袁世凯一生一共有17个儿子和巧个女儿，但这时他们大多尚年幼无知，听到谣言四起，茫茫然没了头绪，甚至还有隐匿的，景象十分的凄凉。九、三霖(麟)环奏袁世凯被免官回籍，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晚清末年，御史当中最著名的有3人:赵启麟、江春霖、赵炳麟，俗称三霖(麟)。赵启麟在1906年曾上折弹劫杨翠喜一案，因此名声大噪。杨翠喜是天津的女演员，姿容丰丽，歌喉婉转，表情细腻，深得庆亲王奕励之子、农工商部尚书、贝子载振的喜爱。于是，袁世凯的手下段芝贵重金购得送上，故被任命为黑龙江巡抚。由于此案涉及面太广，袁世凯经过运动、安排，化险为夷，而赵启麟则因污蔑亲贵，被降回原衙门.三霖(麟)本约定联合行事，一人先行弹幼，二人继之，为首尾环攻之策。赵启麟名字居前，先上弹章，免官后赵炳麟又上折子，西太后仍置之不理。督察院陆宝忠再上，被免官。对此结果，御史们均认为是袁世凯指使，对袁十分痛恨。待到两宫宾天，江春霖继续上疏弹幼袁世凯，罗列罪状达20款之多。三霖(麟)的奏折一上，即蒙载伴召见，载津说:“我向来没有经历什么大事，这次奉孝钦皇太后遗旨监国，很希望得到你们御史的帮助。过去让言官议论朝政，本意是集思广益，但是最近两年以来，毫无建白。国家向来没有加罪言官的条例，我自当惰守陈规。希望你转告大家，都要直言进谏，可采纳的采纳，否则留中，不予责罚。你向来憨直，我很赏识，一定要始终如一，不可读职。”江春霖说:“当大臣的大都能休休有容，小臣为了国家，也就顾不上忌讳了。我曾经对同僚说过，留中的事似乎大可不必。”载沫说:“今天的大臣非古代可比，尽管如此，你也要勉为其难。”他又让江春霖详细说明弹幼袁世凯的各条款项。江春霖的奏折，刚刚递上，即获召见，军机处大臣十分惊奇，次日消息传出，受到弹勃的庆亲王马上请假，袁世凯也知晓情形不妙，预先准备。接着，赵炳麟、陈田又上奏章，落井下石，于是，袁世凯被开缺的命运就这样决定了。同样是弹幼袁世凯，江春霖的命运就与赵启麟不一样，江遇到了载伴，而赵遇到的却是慈禧，慈禧尽管对袁世凯有所疑忌，但基本上还是认可他的，而载淬则决意要除掉袁世凯。十、手枪案促使摄政王载津下决心开缺袁世凯，除了以上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直接的诱因，那就是密而不宣的手枪案。当北京政坛风声鹤唤、人心惶惶之时、直隶总督杨士骤为逢迎庆亲王和袁世凯，派一姓骥的军官带领驻扎马厂的士兵二百名，以及天津巡警官龚姓带领巡警若干，暗藏手枪，潜赴北京保护庆王和袁世凯的府邸。淮姓所部一行行动秘密，未被人发觉，而龚姓带兵系乘火车到黄村，然后分头人城，结果被北京前门税局盘查，发现军械，乃将龚性及其手下数人送交巡警厅，步军统领衙门同时在西直门、东华门等处也盘查出几十人，均携带有兵器。步军统领衙门当时系那桐管辖，当审查被抓巡警时，供称:我们是由一个姓龚的军官率领，来京城缉拿要案。那桐于是向巡警厅提审那姓龚的军官，龚声称:“我奉总督杨士嚷的命令来京缉拿革命党，带有公文，但被巡警搜去。”那桐又向巡警厅索要公文，公文由天津巡警开出，内容很是模糊。于是，那桐打电话给杨士嚷，杨称龚某实际上是天津的巡警官，想来是巡警局遣派来京缉拿案犯的。那桐为人十分的明快果断，见此情形，便不打算深究此事，当天就与车站协商，加派车辆命姓龚的军官率所部回天津。北京巡警部隶属民政部，此事为该部某尚书知晓后，本打算刨根问底，严究不贷，不久又发现那桐将来京案犯悉数放回，很是不痛快，便乘机享告载津，说:“袁世凯擅自调遣军队人京。”摄政王问及那桐说:“手枪案确为事实，但究竟是否为袁世凯所调遣，不敢断言。另外袁世凯一向畏惧刺客，或系天津巡警局人员迎合袁世凯，派兵保护，也未可知。兵丁所携带的都是手枪，而且人数不多，似乎没有其他意思。当此多事之秋，这类事情大可不必追。”摄政王对于那桐的冷处理，表面上夸奖他会办事，但内心里对袁世凯更加提防。恰巧这时有江春霖的弹幼袁世凯案发生，摄政王载沫因此决意去袁。十一、东山再起袁世凯被免官回老家养病，他不甘心就此结束政治生涯，终老乡野，而是时刻图谋东山再起。他在彰德曾赋诗二首:(一)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二)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袁世凯人在彰德，心在北京，他野心勃勃，时刻等待着再展雄风的机会。与其说是英雄造时势，不如说是时势造英雄。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的机会来了。为了镇压武昌起义，清政府决定发兵南下，但这时可以利用的军队只有为袁世凯所一手编练的北洋军。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十分注意笼络部下，效忠自己，他要求士兵在吃饭前高喊:“饭是谁给的?是袁宫保。”袁宫保是对袁世凯的尊称。所以，这些士兵只知道效忠袁世凯，不知道效忠清王朝。北洋军清王朝是调不动的，而袁世凯却可以遥控。随着南方革命形势风起云涌，波澜壮阔，清王朝除了起用袁世凯之外，别无他途。武昌起义爆发四天后，清政府就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南下指挥北洋军镇压革命军，但袁世凯因权利没有得到满足，说:“我的脚病还没有养好，一旦有所好转，就将立即上路。”袁世凯不是曾国藩，他不会为清王朝卖命的，所以一点也不着急，稳坐钓鱼船，以静制动，静观时变。袁世凯靠着北洋军做本钱，与清廷讨价还价，不久，清政府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节制全国海陆军。利用革命军与清政府对垒的形势，袁世凯鹏蚌相争，渔人得利，终于当上大总统，登上了权利的顶峰。袁世凯的发迹，与他城府很深、宦海经验丰富、能屈能伸及有巧合有关，也正是由于此，他野心膨胀，竟然想当皇帝，建立家天下。这就注定了他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小处清楚，使得袁世凯发迹，大处糊涂，又导致他一败涂地，一无所有。(本文作者系河南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博士生)见http://tsggl.blog.hexun.com/3347476_d.html
参考资料：http://tsggl.blog.hexun.com/3347476_d.html没有袁世凯清廷不可能灭亡这么快。在1901年—1908年的清末政坛上，袁世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物。是一个对新思想、新事物极为感兴趣的人，在其辖区内进行了很多近代化的改革。对关系朝廷大政的宪政制度的建立也是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为清末衰颓之政局吹进一股清新健康之风。可能有人要说了，袁世凯组建私人政治集团，用重金贿赂庆亲王等朝廷重臣，⑩使贪婪奢糜之风愈演愈烈，怎能说健康清新？这样说，也对（史实准确）。但不要抛开当时的历史背景去评论袁世凯。袁世凯如果不这样做，他也不会生存、壮大起来。以慈禧为代表的清王朝已是百弊丛生，危如累卵，再多出一个清官袁世凯，国家就有救了？袁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不是搜刮来的，有列入清政府财政预算拨给北洋大臣衙门和新军的，还有军费上的陋规“截旷”与“扣建”。袁大手大脚，“敢于用财，视黄金直如土块。”（胡思敬《大盗窃国记》）但本人并不事聚敛，并无贪财之名，“不问家人生产”。（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可以说，袁把“银弹”当成政治舞台上一个得力武器来运用了，同后来的蒋介石是英雄所见略同。武昌首义后，满清宗室不愿退位，袁送给奕匡和小德张各300万两银子，让二人为之说项，使隆裕勉强同意退位。⑾这600万两花的值，比刀兵相见强多啦。如果袁世凯兵围紫禁城，把满清的太后、太妃、皇帝、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等砍瓜切菜般地杀了，国人肯定称赞的多，谴责的少。清朝开国之初不是把朱明王朝的凤子龙孙杀了个干干净净？说来也奇怪，多尔衮是打着为明朝报“君父之仇”的旗号入关的，对“流寇”倒是该杀杀，该抚抚，对口口声声要帮助的明宗室却毫不留情，斩尽杀绝，斩草除根。崇祯的儿子不管真假，一经发现，统统称是假冒的，杀无赦。对南明政权一概不予承认。连逃到缅甸的永历帝也派兵捉来用弓弦勒死。当时，如果没有袁世凯这个内忧，清廷完不了。就是失去了中原，还可以退到关外去，关外不是还有奉天吗，龙兴之地！再加上日俄一干涉，满洲国不会等到二十多年后才成立。二十世纪初的革命党人把满清视为外族入侵形成的外来政权，把东北视为外国。⑿提出的纲领里有“驱除鞑虏”，——三百年前你来了，占了中原，毁了汉家衣冠，现在该把你赶回老家去了，老家在哪？白山黑水之地。4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当时的华夷之分同后来的五族共和有区别。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第一件事就是祭明太祖，以示自己是朱明王朝的继承者。⒀真形成那种局面，才是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清末民初，袁世凯在全体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孙中山还略逊一筹。⒁他为新旧人物所接受，普遍认为袁世凯讲义气、重朋友、有担当、有魅力，是一个能够挽救中国的不二人选。他在朝鲜的上司，金石学家、文字学家、湖南巡抚吴大澄回国后对李鸿章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李鸿章的女婿）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沈祖宪、吴闿生《容庵弟子记》）李鸿章给这个老部下的评价是“血性忠诚，才识英敏，力持大局，独为其难。”还说：“环顾宇内者，无出袁世凯其右者。”孙中山会见袁世凯后，也对他赞不绝口。民国元年二月辞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致电袁世凯时说：“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有华盛顿一人，公为再现。同人深幸公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我中华民国第一华盛顿。”在接到袁世凯赞成共和的电文后，孙中山又说：“民国确立，维持北方各部统一，此实惟公一人是赖。语云：英雄造时势。盖谓是也。……新旧交替，万机待举，遗大投坚，非公莫办。”在1912年8月28日与《亚细亚日报》记者谈话中，当记者问：“先生既不欲重当政局，第二期总统恐难得其人。”孙中山则答道：“仍以现总统袁公为宜。依我所见，现在时局各方面皆要应付，袁公经验丰富，足以当此困境，故吾谓第二期总统非袁公不可。且袁公以练兵著名，假以事权，军事必有可观。”29日，孙中山致电黄兴说：“到京以后，项城接谈两次。关于实业各节，彼亦向有计划，大致不甚相远。至国防、外交，所见亦略同。以弟所见，项城实陷于可悲之境遇，绝无可疑之余地。张振武一案，实迫于黎之急电，不能不照办，中央处于危疑之境，非将顺无以副黎之望，则南北更难统一，致一时不察，竟以至此。自弟到此以来，大消北方之意见。兄当速到，则南方风潮亦止息，统一当有圆满之结果。千万先来此一行，然后赴湘。”在这里，孙中山既劝了黄兴，又为张振武被杀一事为袁作了辩护。他还说：“今日之中国，惟有交项城治理。”孙中山如此，其他人呢？在武昌起义后，黎元洪致电袁世凯：“公果能归来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中华共和大总统固然不难从容猎取也。”黄兴也表示：袁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袁世凯还是个知人善任的好伯乐。“敢于用人，不念私仇，不限流品，不论资格而已。”（胡思敬《大盗窃国记》）后曾作过总统府秘书长的张一麟曾说：“其虚怀下士，有不可及者。其精力过人，两目奕奕有神，其未见者俱以为异。与人言，煦煦和易，人人皆如其意而去，故各方人士奔走于其门者，如过江之鲫。然所用无私人，族戚来求食者，悉以己俸食给月廪，不假事权。属吏苛有脏私，必严劾治罪。……其不用私人，不有私财，非当世贵人所能望其项背。使遇承平之世，岂菲卓卓贤长官哉！”不要以为张一麟是袁的部下，就认为张偏袒他，张说这番话的时候袁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并且张后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著名的爱国老人，在南方有着不小的影响。袁世凯的“煦煦和易”有一件小事可资证明。一次，袁世凯去拜会内务府大臣增崇（字寿臣）。增崇将小儿唤出来见礼，只见袁世凯闪电般地离开了座位，也照样抢前几步还礼，口中还连说：“不敢！不敢！”然后双手紧紧拉住小孩的手连说：“老弟好！老弟好！”问他看什么书，小孩说了几本书。袁世凯连忙说，“好，好。我明天就给送过来。”第三天中午，就看到门房的院子里摆着五个木板箱子（学富五车之意），里面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门房说：“袁大爷差片给少爷送书。”“差片”就是让人持名片办事，以示郑重这件事。几十年后这小孩还牢记在心，回忆起来宛在眼前。5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袁氏当政的时候，革命如章太炎，守旧如王闿运，背信如刘师培，保皇如康有为，善变如梁启超，颓废如严复，有个人野心如杨度，这诸公无一不是文名震天下的狂放之士，性情各歧异，政见相抵牾，而袁世凯都能包容优待并为己所用，这种气派和手腕是后起者如段祺瑞、蒋介石之流望尘莫及的。史学大师湘潭王闿运，当袁世凯复辟邀他作劝进之举时，开出“王闿运”三字一字十万元的高价卖名，正处在登基前亢奋中的袁世凯大喜过望慷慨答应，并且电湖南都督汤芗铭先付十五万。未几洪宪帝制垮台，王闿运居然还惦记那未到手的十五万元，袁世凯竟又付完那剩下的一半“劝进费”。袁世凯手下有不少文人“能员”，还极力任用清朝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一批留学生，为这些稀缺人才提供了广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比如帮他兴办新式教育的严修，如帮他主持修建铁路的詹天佑、帮他打点海关的唐绍仪、梁如浩、梁敦彦，帮他创办巡警的曹嘉祥，这些人都是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的中国现代化先驱。他出身卑微，也把许多与之出身相同的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上去。袁世凯还记忆力惊人，对人名地名和别人的性情喜好天生敏感，任何人，哪怕和他只有一面之交，多年后袁世凯还能一见就叫出人家的名字，道出别人的籍贯郡望，甚至当年见面的某些细节。这等本事常常让与袁结识过的人心中暗暗吃惊，既感到受尊重，又觉得此人精明不可欺。他对自己倚重的各种关系人物的性情爱好也摸得熟透。从天津小站走出的穿着欧氏军服拖着长辫子的袁世凯的部下和部下的部下，在二十世纪前三十年的中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无人出其右。徐世昌、王世珍、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雷震春、田中玉、陆建章、段芝贵、曹锟、吴佩孚、段祺瑞、徐树铮、张作霖、唐继尧、陆荣廷、张勋、赵秉钧、张宗昌、张敬尧、孙传芳等等，一个个名震中外的人物都曾是袁世凯之左右。你可以说他们中间有臭名昭著的人物，但却不能否认他们是才智超群的，是当时统治中国的实力派。在以后的蒋介石政府中也有不少袁的部下，曾任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任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等。人们耳熟能详赵博生、董振堂、吉鸿昌、赵登禹、佟麟阁、韩复榘、张自忠、方振武、宋哲元都是冯玉祥的部下，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们还是下级军官或士兵。可以说北洋系人才济济，群星荟萃。由于历史的局限，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重任，被赶出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在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国大地上形成了北洋系、国民党、共产党三个人才高地，民族精英被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三个旷代英才一网打尽。袁世凯错就错在称帝上。登上总统宝座以后，以前那个机敏、干练、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开始晕乎了，动作开始变形。袁大半辈子为清廷臣子，是一个传统封建思想很深的人。同时，帝制在当时有着雄厚的群众基础，要推翻帝制的是一小撮有着海归背景的精英群体。认不清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当时发生的事情，就难以理解康有为的保皇党，张勋的辫子军，辜鸿铭的不剪辫子，杨度的筹安会，鲁迅的小说《阿q正传》、《风波》、《药》。帝王理想是中国男人潜意识里最根深蒂固的胎记，袁世凯也不能免俗。皇帝梦象一根捆仙绳，把个雄才大略的袁项城牢牢地给捆住了。袁合法地做了大总统，又合法地做了终身大总统，并有权推荐继承人，同皇帝也差不多了。⒂但他在一些帝制发烧友的鼓噪下，欣欣然坐到了热锅上，成了洪宪皇帝。真是“合六州四十三县之铁，不能为此错也！”袁世凯做不做皇帝自己内心也很矛盾，但周围的人连推带拉，把他弄到宝座上了。筹安会中的杨度是“旷代逸才”，严复刘师培是国学大师，名重士林。严复还是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天演论》的翻译者。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原是同盟会的骨干。这几个人是劝进队伍中的智囊团。一个友好而博学的美国宪法顾问古德诺教授受聘于袁政府，并写了一本书，叫《共和与君主论》。强调君主制优于共和制。民主自由的美国来的顾问也这么说，可见君主制确实好。那个一心做“曹丕”的准太子袁克定出了几万银元，处心积虑地办了一份《顺天时报》，来蒙他老子，创下了一个世界政治史上的奇闻。另外，中央大员、地方藩镇（当时有十九将军联名劝进）也纷纷表态支持称帝。全体国大代表1993人全票通过，“一致赞成为君主立宪国体”。设身处地为老袁想想，做不做？⒃6蒙在袁世凯身上的历史冤尘袁世凯称帝，给了孙黄最大的口实，一个边远省份的都督蔡松坡首先起了事，北洋系的大将都看老主子的笑话，不出力，袁世凯噬脐莫及。好像讨袁是因为袁做了皇帝，在当时反袁派的心目中，袁做不做皇帝都要讨。“二次革命”已讨过一次，不过打败了。“二次革命”是因宋教仁案引起的，当时黄兴就提出应依法向袁政府讨要公道，但孙中山不依，仓猝起事，一败再败，把国民党三个都督位子也打没了。不过，袁不做皇帝要推翻也不容易。袁当皇帝错了，还偏偏又短寿，只活了57岁，如果寿及古稀，情况又不一样啦。当皇帝是亿兆民众的梦想。皇帝的权力不受限制，一言而为天下法，还可以传子传孙，世袭罔替。中国大多数男人心目中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皇帝情结”，从呱呱坠地就一直在强化这个观念，古代小说、戏剧、传说、民间宗教、祖先崇拜等等都成了潜移默化的活教材。统治者在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皇帝——有皇冠的皇帝或无皇冠的皇帝。斯大林、蒋介石、毛泽东的权力不比皇帝小，蒋介石还父子相传。在号称有史以来最先进的社会制度下，还有朝鲜金家父子相继，古巴卡斯特罗昆仲共治。如果袁世凯知道这些情况，决不会称帝。他不称帝，就少了最大一桩罪，反对派也就师出无名了。他死了，他的部下又统治中国十年，继起的统治者都是他的死敌孙中山的信徒，袁世凯便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后人每每叹息袁世凯一念之差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如果孙中山没有下野，也成不了华盛顿。孙中山骨子里也是惟我独尊，比袁世凯还不能容人。⒄此说不是抑孙扬袁，可惜历史不能重复。比如民国初年，暗杀名记者黄远庸的著名案件。⒅刺杀竟是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指使，由后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直接指挥，命令则出自中华革命党党首、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却使袁世凯背了一个大大的“黑锅”，直到凶手临终前良心发现道出真相，才为已作古七十多年的袁世凯洗清了不白之冤。此事令我喟然长叹，沉吟良久！谁能相信温文尔雅的林子超先生会去指使杀人？！就这一案来看，孙中山对文人的肚量是比不上袁世凯的；袁氏此时已宣布洪宪帝制，以“中华帝国皇帝”之尊，尚能容得下黄远庸；孙中山在野之身，竟容不得一介报人。袁氏能得天下，毕竟有其过人之处。孙中山流亡国外十几年，一直高擎反清大旗，愈挫愈奋，为推翻清朝作了舆论、组织上的准备，成了反清一号人物。但武昌起义和同盟会没有关系，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干的。武昌起义后，黎元洪和黄兴没有做总统的意思，而是虚位以待袁世凯。革命党人在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也有不妥之处。孙中山当大总统，宪法规定采用美国式的总统制；换袁世凯当总统，却改成了法国式的内阁制，扩大内阁的权力限制总统。⒇宋教仁还把赵秉钧发展成国民党员，挖墙脚挖到袁世凯的家里了。宋准备成立一个清一色的国民党内阁，自己当总理。一贯主张民主、自由、博爱的国民党对一党独大、独掌乾坤也是情有独钟。这些躁进的举措都深深地激怒了袁世凯及其部下，为两派的决裂和共和的消亡埋下了祸根。近几年随着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对袁世凯的评价也有少许改变，发现“坏透了”的袁世凯也有许多可爱的地方，真实的历史逐渐显现出来，这是值得告慰袁大总统在天之灵的。中国传统的历史观把“好人”说得直如“圣人”，把“坏人”说得仿佛“魔鬼”，机械地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简单的“两分法”其实是幼稚的学问，严重阻碍了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影响了我们对历史的真实认识。每当我们看到海外历史学家、汉学家对中国历史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都不禁令人汗颜。为什么我们写不出那样的著作？路径依赖、传统思维在左右我们的行动。我认为袁世凯在新旧交替之际是一个具有独特影响、发挥独特作用得人物，有功有过，应客观公正对待，不可一概否定。否则，就不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袁世凯死了，埋在了他魂牵梦绕的洹水岸边，在他几年前隐居此处时曾作了一首诗，《自题渔舟写真》：百年心事总悠悠，壮志当时苦未酬。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思量天下无盘石，叹息神州持缺瓯。散发天涯从此去，烟蓑雨笠一渔舟。但我更喜欢的是他的《登楼》诗：楼小能容膝，檐高老树齐。开轩平北斗，翻云太行低.话虽粗俗，意却纯真。这里远离他的故乡项城有四百多公里。一生叱咤风云的他顶着“窃国大盗”屈辱的帽子孤独地躺在一个高大的坟冢下面，无可奈何地承受着世人的辱骂。他的子孙有的远走海外，有的悄无声息地生活在芸芸众生的角落里，默默地品尝乃父乃祖给他们留下的“政治遗产”。直到他的孙子袁家骝衣锦还乡，并充分表达了对现政权的合作态度，并成为庙堂上的座上宾，仍不能将“窃国大盗”的铭牌从袁林去掉。袁世凯死了，他执政时铸造的饰有他头像的质量优良的银元在解放初仍是市面上的硬通货，被人们心情复杂的叫做“袁大头”。当人们用拇指和食指卡着一个泛着亮光的小圆片凑在唇边用力吹一口气迅即划一道弧放在耳朵边仔细听那从幽深之处发出的微细的金属嗡嗡的颤动声而浮现在脸上的惬意的神情令人终生难忘，此时，他们会不会在心中痛骂“窃国大盗”？只有天知道让我们用皇次子袁克文劝谏其父的一首诗《感遇》作结：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动九城，驹隙留身旁一瞬，蛮声吹梦欲三更。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莫到琼楼最上层”，多么恳切的话，是二皇子对父皇的话，可父皇并没有有任何表示，一任他风云逝去。我想，袁世凯在阴曹地府念得最多的当是这首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