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和刘邦的性格司马迁用什么手法描写他们项羽和刘邦的性格司马迁用什么手法描写他们"——浅析《史记》对项羽与刘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史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在这一百三十篇中刻画了帝王将相、谋臣策士、游侠商贾等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众多人物形象，在这一百多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中，或许这两位人物是最让人记忆深刻，不能忘怀的——西楚霸王项羽、汉之高祖刘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来更充分、集中地刻画历史人物形象，较完整地写出人物一生的命运，赋予了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太史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项羽、刘邦，虽然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具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西楚霸王项羽，率直磊落，勇武过人，刚愎自用，寡谋轻信，最后自刎乌江，失去一生霸业。太史公以细腻的笔触精致地雕琢刻画出了两人复杂的人格特征。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将人物置身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为显现个性特征。如在《鸿门宴》中通过展现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揭示了项羽与刘邦两人的不同性格。先看项羽，当曹无伤派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准备“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可是在鸿门宴上，刘邦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席温顺言语对项羽讲过之后，他不但不杀刘邦，而且竟然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幼稚、轻信，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个莽撞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进来保护刘备，进来后“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势，项羽丝毫没有看出来，反而称赞樊哙是个壮士，并赐给酒食。再看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虚心听取了张良的建议，想利用项伯度过难关。刘邦问张良何以与项伯有故，了解关系的深浅，考虑是否靠得住。接着又问项伯的年纪，想出一套逢迎项伯的办法。精细老练、会拉拢人、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刘邦鸿门宴脱险后，立即诛杀了内部的叛徒曹无伤；可是，项羽对项伯的通风报信、吃里爬外的做法不闻不问，表明两个人政治警觉的差异。通过这个戏剧性的情节，成功地展示了项羽和刘邦两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一个豪爽、无谋和轻敌；一个机智、老练和精细。
《史记》善于通过一些细节琐事展示人物性格，看似闲笔，但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的座次，表现了项羽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性格弱点。又如在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向被敌围困的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时，刘邦很生气，《史记》记载：“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与自立为王！’”可是，当张良、陈平一蹑其足，他立刻就醒悟过来了，马上话锋一转，“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为假！’”“复骂”得多么妙，一点痕迹都没有。但诚如清代何焯所说：“人见汉王转换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笔入神也。他人不过曰‘汉王怒，良平谏，乃许之。’”正是太史公对这两个细节的客观描述，显示出了刘邦的头脑机警；也表现出了刘邦的雄才大略。这也恰恰正是他最后能战胜项羽、统一中国的才识和性格上的原因。
通过人物的对话和独白，成功地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对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生动刻画了刘邦那种聪明绝定，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捷而自然的随机应变，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又如写刘邦和项羽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场景，项羽在观看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之也”，显示出了他的雄心壮志，又看出了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备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常采用对比描写的手法，多角度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还是以《鸿门宴》为例——在鸿门宴上，项羽在杀不杀刘邦这件事前后不一的态度上，反映了他的有勇无谋和优柔寡断；另一方面是项羽与刘邦的对比，反映了项羽的盲目自尊和夜郎自大的心理；再次是项羽与范增的对比，如结尾对刘邦所送礼物的不同表现：项羽安然收下，范增摔在地上，并用剑剁碎。范增的坚决果断，反衬了项羽的优柔寡断、自命不凡；范增的老谋深算，更体现出项羽的幼稚轻率、不善权谋。
司马迁善于运用多维透视的手法刻画人物，使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血肉俱全，丰满立体。如司马迁塑造的英雄人物项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忌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是有恻隐之心，不杀刘备，还顾虑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势和儿女情长。
为突出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性格特征，《史记》常用“互见法”。所谓“互见法”就是关于某一历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传中去写，而是移植到其他相关的人物传记中，其主要目的是从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认识出发，将材料加以有意识地安排和剪裁，以使他们服从于对某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项羽本纪》，为不损害他的英雄性格，把他许多政治、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韩信对刘邦说项羽：匹夫之勇、迁逐义帝、失天下之心、妇人之仁。又如《高祖本纪》主要写了刘邦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对他的很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了刘邦形象的另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出他猜忌功臣等等。
司马迁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个人对身世遭遇在内的个人体验，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直接和间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他除了在《史记》每一篇传记结尾添加“太史公曰”，直接、明确地表达他对历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评价之外，还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寄托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如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在垓下之围中，夜闻四面楚歌，于是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时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人虽然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怀着不同的心情歌唱，表达了不同的内心感受，但都可以显现出太史公对两个人物所倾泻的情感。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所能达到的，这正是司马迁一书所特有的成就，是它为视为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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