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昇发明印刷术知道了什么

毕昇发明印刷术知道了什么毕升

活字版印刷术的发明人。中国北宋人，生卒年、籍贯、经历均无考。沈括著《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中记述，庆历年间布衣（平民）毕踦用胶泥刻字，每字一印，以火烧硬后制成活字。排版时，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板上涂布搀有纸灰的松脂蜡，活字排满一框后，再在火上加热至蜡稍熔，用平板按压字面，使全版字面平整，活字也固着于铁板上，即可印刷。毕升是世界上用活字印书的第一人，比德国j.谷登堡用铅活字印书早400年左右。毕昇发明印刷术知道了什么毕升

印

刷

术

印刷术的发明给人类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极其广阔的道路，对于推动世界文明的发展起过极大的作用。正因为这样，印刷术和火药、指南针一起，被马克思称为“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马克思联系欧洲的历史发展阐述说：“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经济学手稿（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第４２７页》。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和研究才发明的。

自从汉朝发明纸以后，书写材料比起过去用的甲骨、简牍、金石和缣帛要轻便、经济多了，但是抄写书籍还是非常费工的，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至迟到东汉末年的熹平年间（公元１７２－１７８年），出现了摹印和拓印石碑的方法。大约在公元６００年前后的隋朝，人们从刻印章中得到启发，在人类历史上最早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雕版印刷是在一定厚度的平滑的木板上，粘贴上抄写工整的书稿，薄而近乎透明的稿纸正面和木板相贴，字就成了反体，笔划清晰可辨。雕刻工人用刻刀把版面没有字迹的部分削去，就成了字体凸出的阳文，和字体凹入的碑石阴文截然不同。印刷的时候，在凸起的字体上涂上墨汁，然后把纸覆在它的上面，轻轻拂拭纸背，字迹就留在纸上了。到了宋朝，雕版印刷事业发展到全盛时期。雕版印刷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也存在明显缺点。第一，刻版费时费工费料，第二，大批书版存放不便，第三，有错字不容易更正。

北宋平民发明家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改进雕版印刷这些缺点。毕升是北宋中期的一个普通平民知识分子，当时人称布衣。他总结了历代雕版印刷的丰富的实践经验，经过反复试验，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制成了胶泥活字，实行排版印刷，完成了印刷史上一项重大的革命。

毕

升

毕升的方法是这样的：用胶泥做成一个个规格一致的毛坯，在一端刻上反体单字，字划突起的高度象铜钱边缘的厚度一样，用火烧硬，成为单个的胶泥活字。为了适应排版的需要，一般常用字都备有几个甚至几十个，以备同一版内重复的时候使用。遇到不常用的冷僻字，如果事前没有准备，可以随制随用。为便于拣字，把胶泥活字按韵分类放在木格子里，贴上纸条标明。排字的时候，用一块带框的铁板作底托，上面敷一层用松脂、蜡和纸灰混合制成的药剂，然后把需要的胶泥活字拣出来一个个排进框内。排满一框就成为一版，再用火烘烤，等药剂稍微熔化，用一块平板把字面压平，药剂冷却凝固后，就成为版型。印刷的时候，只要在版型上刷上墨，覆上纸，加一定的压力就行了。为了可以连续印刷，就用两块铁板，一版加刷，另一版排字，两版交替使用。印完以后，用火把药剂烤化，用手轻轻一抖，活字就可以从铁板上脱落下来，再按韵放回原来木格里，以备下次再用。毕升还试验过木活字印刷，由于木料纹理疏密不匀，刻制困难，木活字沾水后变形，以及和药剂粘在一起不容易分开等原因，所以毕升没有采用。毕升的胶泥活字版印书方法，如果只印二三本，不算省事，如果印成百上升份，工作效率就极其可观了，不仅能够节约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可以大大提高印刷的速度和质量，比雕版印刷要优越得多。现代的凸版铅印，虽然在设备和技术条件上是宋朝毕升的活字印刷术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基本原理和方法是完全相同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人类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中间，我国的平民发明家毕升的功绩不可磨灭的。可是关于毕升的生平事迹，我们却一无所知，幸亏毕升创造活字印刷术的事迹，比较完整地记录在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的名著《梦溪笔谈》里。

造

纸

术

首先，采用了多种植物原料，解决了造纸原料资源不足的问题。破布（当时是麻布）、麻头和破鱼网等废弃物资的利用，既增加了原料来源，又降低了纸的成本。尤其是用树皮做原料，更是重大的创造，可以说开创了近代木浆纸的先声，为造纸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其次，工艺上有比较大的进步。多种原料的利用，对工艺提出了新的要求，推动了造纸技术的改革。由于史书缺乏具体的记载，对当时的实际操作难于详细了解。今天，手工造纸已经基本上被机器造纸所代替，但是造纸的原理和基本的生产工序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

第三，造纸从此成为独立的行业。以前，纸只是纺织业漂絮沤麻的副产品，产量很低，技术上的改进也很受局限。新原料的开辟和新技术的采用，使造纸从纺织业中独立出来，这是造纸发展史上意义重大的转折点。从此，纸的生产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自公元二世纪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制出优良的纸张，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造纸术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简牍和缣帛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公元三到四世纪，纸成了我国唯一的书写材料，同时造纸术也不断得到改进，日趋完善。

后来，我国发明的造纸术传遍了五大洲，大大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正如英国科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评价包括造纸术在内的我国“四大发明”的时候所说：“它们改变了世界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状态，又从而产生了无数的变化；看来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显赫人物，对人类事业曾经比这些机械的发现施展过更大的威力和影响。”

蔡

伦

蔡伦，字敬仲，桂阳（今湖南省耒阳县）人，东汉明帝永平末年（公元７５年或以前），开始在京城洛阳皇宫里当差。章帝建初年间（公元７６－８４年），任小黄门（宦官中职务比较低的）。和帝即位（公元８９年），升任中常侍，侍从皇帝，参预国家机密大事。后来，兼任尚方令，掌管宫廷御用手工作坊。

蔡伦总结西汉（西汉武帝时期）以来用麻质纤维造纸的经验，改进造纸术，利用树皮、碎布、麻头、旧鱼网等原料，经过精工细作，制出优质纸张。元兴元年（公元１０５年），奏报朝廷，受到汉和帝的称赞，从此造纸术得到推广。因此后来他被封为“龙亭候”（封地在今陕西省洋县），所以他组织监制的纸被称为“蔡候纸”。由于蔡伦对造纸术的贡献使我国到公元二世纪初的东汉时期，已经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造纸技术改革。

参考文献：http://post.baidu.com/f?kz=183

转引一篇：

四大发明外传之谜

一场战争将造纸术带到西方小小纸牌帮印刷术传遍欧洲

中国难民将造纸术带至朝鲜，“高丽纸”反成中国文人墨客挚爱

在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中，造纸术是最早传播到其他国家的。

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的方法，向汉和帝献纸，真正实用意义上的纸张开始出现。公元105年这一年，被普遍认为是造纸术发明的年份。

蔡伦改进造纸方法后，纸张开始被广泛应用。两汉交替之际，大批中国百姓为避乱涌入朝鲜半岛。造纸技术随之传到那里。20世纪60年代，在朝鲜半岛的一处古墓中曾经发现过带有西汉永始三年(公元前14年)字样的纸张，成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中国造纸术外传的最早明证。

公元7世纪末期，新罗王朝统一朝鲜半岛。此后，新罗全面吸收唐文化，派遣了大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学和汉文化，曾在唐代大量生产的藤纸也在朝鲜的高丽王朝时期重获生机。出产自朝鲜半岛的“高丽纸”厚实挺括，适合书写各种文字，被称作“中外第一”。中国古代著名书画家苏东坡、黄公望和董其昌等人，都十分喜爱使用“高丽纸”。

在从中国三国时期至唐朝这段时间里，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等国一直充当中国文化向日本传播的桥梁。中国的造纸等技术也正是经由朝鲜半岛诸国东传日本的。日本奈良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手漉和纸工艺程序与中国造纸技术虽操作程序不同，但各有千秋。在这前后，中国的造纸技术也先后传到了越南、柬埔寨等地。公元9—10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又通过丝绸之路西传，古印度从此有了用纸印刷的佛教经卷。

阿拉伯帝国俘虏中国造纸匠，欧洲画师偷走造纸术

公元751年，唐朝大将高仙芝率军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将军沙利会战于中亚重镇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激战中，由于唐军中的西域军队发生叛乱，唐军战败。怛逻斯之战后，唐军中的部分造纸工匠被阿拉伯军队俘虏。沙利将这些工匠带到中亚重镇撒马尔罕，让他们传授造纸技术，并建立了阿拉伯帝国第一个生产麻纸的造纸场。在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唐代著名史学家杜佑的侄子杜环，后来辗转归国。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提及中国工匠传授阿拉伯人造纸术的史实。

从此，撒马尔罕成为阿拉伯人的造纸中心。在许多中世纪阿拉伯旅行家的游记中，都有关于撒马尔罕出产优质纸品的记录。公元794年，在中国工匠的指导下，阿拉伯帝国在都城巴格达建立了新的造纸工场。此后，阿拉伯帝国的一切政府文书、档案均书写在纸制品上。

随后，源自中国的造纸术随着阿拉伯大军迅速传到叙利亚、埃及、摩洛哥、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地。在意大利的博物馆中，至今还保留着西西里国王罗杰一世于1109年书写的一幅诏书，诏书用的纸就是阿拉伯人生产的。在当时的欧洲，能够使用阿拉伯人制造的纸张被视为一种奢侈的行为。由于纸的造价昂贵，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国王菲特烈二世曾在1221年下令禁止使用纸书写官方文件。

中国造纸术传入欧洲前，欧洲人也曾用羊皮进行文字记录工作。在中世纪的欧洲，据说抄一本《圣经》要用300多张羊皮，这极大地限制了文化信息的传播范围，造纸术的西传，为当时欧洲蓬勃发展的教育、政治、商业等方面的活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76年，意大利半岛中部的蒙地法诺地区建起了意大利的第一家生产麻纸的造纸场。此后不久，欧洲人开始改良造纸技术，但直至17世纪，欧洲的造纸技术还只能达到中国宋代的水平。为了解决欧洲纸张质量低劣的问题，法国财政大臣杜尔阁曾希望利用驻北京的耶稣会教士刺探中国的造纸技术。乾隆年间，供职于清廷的法国画师、耶稣会教士蒋友仁将中国的造纸技术画成图寄回了巴黎，中国先进的造纸技术才在欧洲广泛传播开来。1797年，法国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成功地发明了用机器造纸的方法，从蔡伦时代起中国人持续领先近2000年的造纸术终于被欧洲人超越。

蒙古纸钞、欧洲纸牌成印刷术传播的重要工具

制造工艺成熟的造纸术发明之后，随着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以书籍为载体的文字信息的需要量也大大增加。聪明的中国人于是发明了雕版印刷术。

公元645年，日本发生“大化改新”，随后开始向唐朝派遣唐使和留学生，全方面学习中国的儒家文化和先进技术，雕版印刷术也在这时传到了日本。公元983年，立国不久的北宋王朝应高丽王朝的请求，将两套佛经《开宝藏》赠送给高丽，中国刻字工匠有可能在此时进入了朝鲜半岛。后来，高丽又派人专门到中国学习雕版印刷术，培养了朝鲜第一批印刷工匠。公元14世纪，朝鲜人在阅读中国宋代科学家沈括的科技著作《梦溪笔谈》时，了解到中国人毕昇发明了陶活字。从《梦溪笔谈》中，朝鲜人掌握了中国的活字印刷术。

几乎是在造纸术西传的同时，阿拉伯人也接触到了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令后人感到不解的是，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像造纸术一样在阿拉伯人的统治区里传播开来。有一种说法认为，阿拉伯人误以为中国人在印刷时使用猪鬃制成的刷子给印版上墨，认为用这样的方法印刷《古兰经》亵渎神明，因而影响了雕版印刷术在阿拉伯地区的传播。

由于蒙古人在其征服地区广泛使用纸钞，因而，作为纸钞的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术也顺着丝绸之路西传至西亚、北非一带，随后又进入了欧洲。除纸钞之外，宗教画和纸牌促成了欧洲人接受印刷技术。纸牌虽小，却综合了手绘、木版印刷等各种方法，成了欧洲人学习、掌握雕版印刷术最直接的途径。有意思的是，由于外国纸牌被大量倾销到意大利各地，威尼斯政府在不得不在1441年颁布一条法令，禁止威尼斯以外地区的印刷品输入本城。

德技师改良活字印刷术，战乱使新技术传遍欧洲

蒙元时期，欧洲人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学会了使用木活字。由于欧洲人使用的拉丁字母结构简单，且只有26个字母，比汉字更适合活字印刷。但拉丁字母字形圆润，刻字时不易下刀，因而欧洲人研究改进活字印刷工艺的动力更为强劲。

1450年，德意志人古腾堡在美因茨城的工厂中发明了哥特体拉丁文金属活字印刷技术，解决了长期困扰欧洲人的字形问题。1462年，美因茨发生动乱，工厂在战火中被毁，印刷工流落到德意志各地，将古滕堡改进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散播到欧洲各地。印刷术传到欧洲后，改变了原来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和接受高等教育的状况，为欧洲科学的突飞猛进以及文艺复兴运动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条件。

1590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范礼安从澳门到日本传教，把西洋印刷工和西文活字印刷设备带到长崎。范礼安在日本刊印了一些西文和日文书籍，但由于日本政府禁教，没有对日本产生多少影响。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战争侵略朝鲜，被中朝联军击败。日军在朝鲜看到工匠用活字印刷书籍，遂将书籍和数以万计的铜活字，连同铸字工匠一同掠回了日本。

中国火器扬威蒙古西征，波兰学者冒死偷画火器

中国古代在战争中使用火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唐朝末年。在当时的历史著作之中，有在战争中使用火药箭，或用抛石机投掷火药包，发射燃烧性兵器的记载。根据史籍记载，宋神宗年间，在边防军中已大量配备火器。

早期的火器威力有限，尚不具备在战场上取代冷兵器的实力。但经过两宋和辽金等朝的不断改进，在南宋和金国并立时期，已出现了震天雷、飞火枪、突火枪等较为复杂的火器。到元、明之际，又出现用铜或铁铸造的实战管状火器──火铳。南宋初年，军事学家陈规发明了一种管形火器——火枪。火枪的结构在现在看起来实在是太简单了，将火药装进长竹竿，作战时由两人操作，点火后发射。但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人们可以较准确地掌握和控制火药的起爆时间。这在人类使用火药的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在古代希腊的古籍中，曾经出现过使用硫、松炭、沥青和麻屑制造成所谓“海火”(亦称“希腊火”)的记录。后来，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人也都曾在军事行动中出现过纵火作战的记录。虽然欧洲人曾经发明和改进过“希腊火”，但威力远远无法与中国火药相比。宋元时，来华的阿拉伯水手在中国人节庆之时释放的焰火和中国船舶装备的火器中，最早接触到了火药。公元1161年，宋金采石之战中，南宋军队使用“霹雳炮”对蒙古军作战时，也有阿拉伯水手在现场目睹。

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将在开封等地虏获的工匠、作坊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1236年秋，蒙古大军攻至伏尔加河沿岸，在这里击溃钦察部后，进入俄罗斯腹地。在随后的几年中，装备火器的蒙古大军横扫东欧平原。1241年4月9日，蒙古大军与3万波兰人和日尔曼人的联军在东欧华尔斯塔德大平原上展开了激战。根据波兰历史学家德鲁果斯《波兰史》一书的记述，蒙古大军在这场会战中使用了威力强大的火器。波兰火药史学家盖斯勒躲在战场附近的一座修道院内，偷偷描绘了蒙古士兵使用的火箭样式。根据盖斯勒的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在木筒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

阿拉伯人急切打探火器情报，欧洲雇佣兵学会使用火器

蒙古大军席卷东欧大地，让阿拉伯人也感受到了火药的巨大威力。由于担心会成为蒙古军队的下一个进攻目标，阿拉伯人迫切希望获得火药的情报，以提升阿拉伯军队的战斗力。但阿拉伯人缺乏制造火药最为关键的硝石(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的提炼技术。于是，善于航海的阿拉伯人通过与东南亚各国贸易，间接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硝石。但蒙古人没有给阿拉伯人足够的时间利用这些硝石。1258年2月15日，在唐朝名将郭子仪后裔郭侃率领的手持火器的蒙古大军进攻下，阿巴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终于陷落。蒙古人灭亡阿拉伯帝国后，建立起了伊利汗国。这里迅速成为了火药等中国科学技术知识向西方传播的重要枢纽。而配备火药武器的蒙古军队在欧洲的长期驻扎，给欧洲人偷窥火药技术提供了机会。

由于元朝政府不禁止火器出口，蒙古军队还在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中招募士兵，因此，欧洲人有了足够的机会掌握火药制造技术。希腊人马克在研究中国火器的基础上写了《焚敌火攻书》，记述了35个火攻方。该书在1804年由法国人杜泰尔奉拿破仑的皇命译为法文，随后又被译为德文和英文。

意大利是获得中国火药知识较早的国家之一，欧洲人话语中的“火箭”一词就首先出现在意大利语中。1379年—1380年间，意大利两大强国威尼斯和热那亚为争夺海上贸易垄断权发生战争，双方在这场战役中都使用了火器，这是欧洲人制造使用火器的最早记录。火器在传到欧洲以后得到了革命性的发展，最终成为了欧洲人征服世界的利器。

频繁搭乘中国商船，阿拉伯商人学会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公元3世纪前后，中国人发现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同时还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并依此特性制造了“司南”。最迟在公元9世纪，指南针已应用于古代中国的陆上测量，还被阴阳家广泛用来看风水。官府在丈量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经常使用指南针。

大约在10世纪的北宋时期，中国人已将指南针用于海上导航。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在北宋人朱彧1119年成书的《萍洲可谈》中，有这样一段文字：“甲令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一些外国学者在翻译这段文字时，误将其中的“甲令”(南宋政府的命令)一词翻译成了往来海上的阿拉伯船长的名字，因此就一错再错，得出了最早装备指南针的不是中国海船，而是阿拉伯海船的错误结论。实际上，中世纪时阿拉伯人海船船体狭小，根本无法容纳百余人。当时往来南中国海、印度洋和波斯湾之间的商船，能够容纳上百人的只有中国海船，连阿拉伯商人也经常搭乘中国海船。宋代与阿拉伯的海上贸易十分频繁，中国开往阿拉伯的大型船队有指南针导航，阿拉伯人是很容易从中国商船上学到指南针的用法的。

受战乱和锁国影响，近邻朝鲜日本竟最后获得指南针

虽然古代希腊、罗马的学者们很早就已知道了磁石能够吸铁的特性，但长时间不知道磁石的指向性。而当欧洲人最终了解并掌握这一自然现象时，已落后于中国人一千多年了。而以磁石制造罗盘指引航海，落后于中国300余年，用人造磁石导航晚于中国人100余年。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在早期使用的航海罗盘，是与中国人同样的水罗盘，而且制作方法也与中国水罗盘几乎完全相同。这一系列的趋同现象，只能以技术传播来解释。

在13世纪前半叶之前，欧洲人还停留在对中国宋代指南针的仿制阶段。此时的欧洲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建树，没有超过中国宋代的罗盘应用水平。

13世纪后半期，通过法国实验物理学家皮埃尔的研究，欧洲的指南针开始了本土化的进程。随着中国旱罗盘传入欧洲，法国人又将旱罗盘改进，将其装入有玻璃罩的容器中，成为便携仪器。后来，这种携带方便的指南针被欧洲各国的水手广为应用。

没有指南针之前，航海只能使用观星的方法推算大概方位。指南针出现后，海员们不仅可以确定方位，有时甚至能推算出两地间的里程。从此，各国的远洋船队依据海图和罗盘所记载、测算出来的航线、航向和里程，安全地行走于茫茫海天之间。

指南针在航海上应用，使得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航行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成为了可能。这大大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前提。

由于宋朝与辽、金战争不断，影响到了朝鲜与中国的朝贡贸易，加之日本藤原氏幕府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中国的指南针和火药传入这两个近邻国家的时间大大落后于欧洲，这与造纸和印刷术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直到公元15世纪前后，罗盘才作为看风水的工具，在朝鲜广泛使用。而指南针传入日本，则是公元17世纪的事情了。

http://internal.northeast.cn/system/2006/09/28/050564265.shtml

火药:公元1000年，一个名叫唐福的人发明了火药。公元1132年南宋人陈规发明了火枪，它是近代枪炮的前身。至公元14世纪初，中国火药武器的制造和使用技术经由阿拉伯传入欧洲。争论中呢。别说德国谷登堡，韩国还有争着的呢。

有一种说法：

活字印刷术，中学历史课本上都说是北宋人毕升发明的，可惜这伟大发明随着毕升本人一起被扔进了棺材，历史上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几乎没有采用过。从宋朝一直到明清，大量采用的还是雕版印刷，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泥活字从技术上根本就不过关，否则的话，难以解释为什么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愿意采用。对印刷业产生革命性推动作用的，不是毕升的泥活字，而是德国人谷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并且，根本没有证据表明德国人古登堡是采用了毕升提出的技术方案才解决了制作金属活字的难题。实际上，是古登堡发明的金属活字促进了信息在西方的广泛传播。

又有人说：

宋代发明家毕升（？-约1051）首创活字版印刷术。据沈括著《梦溪笔谈》载：毕升在宋代庆历年间，发明在胶泥片上刻字，一字一印，用火烧硬后，便成活字。排版前先在置有铁框的铁板上敷一层搀和纸灰的松脂蜡，活字依次排在上面，加热，使蜡稍熔化，以平板压平字面，泥字即固着在铁板上，可以象雕版一样印刷。此外，毕升还研究过木活字排版。毕升的发明比欧洲早400多年。印刷术的发明使人类摆脱了蒙昧，提高了交流效率，为人类创造文明史奠定了技术基础。但少数西方人对东方文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们在印刷术问题上不愿承认中国人的历史贡献，总认为德国人谷登堡为活字印刷术的最早发明人。谷登堡何许人也？谷登堡(johannesgensfleischzumgutenberg，?-1468)德国人，铅活字印刷的发明者。年轻时曾学金工。后从事金属活字的铸造和金属活字版印刷的研究，并建立了活字版印刷工场。1450年前后用所制活字字模浇铸铅活字，排版印刷了《四十二行圣经》等书，为现代金属活字印刷术奠定了基础。还根据压印原理制成木质印刷机械以代替手工刷印。显然，谷登堡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其作用不可低估，少数西方人固执地认为谷登堡是活字印刷术的最早发明人，可能是认为他发明了印刷字母的活字印刷机的缘故，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观点是荒谬的。

为什么少数西方人只承认谷登堡为印刷术的最早发明人呢？是因为中国古代著名科学家沈括在他的《梦溪笔谈》中有北宋时期（公元960年至1127年）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记载，但由于当时的活字印刷品未能流传于世，以致后来有人怀疑中国对活字印刷术的首创。但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证明，这些西方人的观点是错误的。2000年1月初，中国历史学家宣布，中国新近发现的一批世界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表明，活字印刷术的确源自中国。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夏学专家史金波教授介绍，这批活字印刷品出现于俄罗斯收藏的中国黑水城文献，以及中国宁夏、内蒙古和甘肃等地出土的文物中。中国专家学者在对这批800年前西夏王朝时期的世俗文献和佛经进行整理研究时获得这一重大发现。史金波教授说：“西夏（1038-1227）是与宋王朝同时期的中国少数民族政权。这批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问世，说明活字印刷术在中国中原地区发明不久，就很快传播到了西部地区。”这位历史学家同时透露，史学界还发现由中国敦煌出土、现流失于海外的近千枚回鹘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实物。回鹘也是中国古代的少数民族政权。西夏使用的活字是方块字活字，而回鹘活字则是一种包括了词、词缀和字母活字在内的混合型活字。从使用活字印刷的时间上看，毕升发明活字印刷不久，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西夏和回鹘在十二世纪中叶和十三世纪也相继使用活字印刷，而欧洲采用活字印刷是在十五世纪中叶。这就说明中国的活字印刷是怎样由东向西沿着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

印刷术发明权的论争并未止息

——访北京大学肖东发教授

姚雪

编者按：印刷术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北宋时期，平民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改进，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大大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我国是印刷术的起源国这一事实，不仅长期让国人引以为豪，也得到了世界的承认。然而尽管如此，印刷术的起源之争，仍未停止过。以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为例，近年来，韩国就一直在这方面有不同观点，近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姚雪采访了一直密切关注此事的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东发先生，并将访谈作了详细记录。本刊现将记录全文发表如下。

姚：肖教授您好，听说您2002年6月再次访问了韩国，并参观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馆。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最新情况么？

肖：2002年6月，韩国济州岛耽罗大学第二次请我讲旅游文化课。6月12日,我访问了位于清州市的古印刷博物馆。1992年3月17日，清州市整修兴德寺旧貌，在此基础上修建了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兴德寺就是韩国的金属活字本——《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以下简称《直指》)的刊出地。现在这个博物馆是2000年6月在韩国政府的支持下重新整修以后扩建开放的，主要陈列室有印刷文化室、印刷工具室、《直指》金属活字工房模拟馆等。尤其是金属活字工房模拟馆引人注目，这里以几组蜡像来展示活字印刷的步骤，从烧蜡、制模、排字到印刷、装订等，每道工序大概有3～4个蜡像，和真人一样大小，每组中都有一个是活动的，以头、手的动作来演示具体操作，口中还念念有词，用韩语进行解说。这个博物馆正在举办”古活字印刷特别展”,展出了来自韩国各地的大量的活字。在博物馆入口的醒目位置，摆放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证书和2001年6月11日国际咨询会的照片，还有与会者的签名。《直指》在该会议上被认定为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印本。这次我还看到了一些平时不轻易展出的展品，并且拍摄了整个参观过程，留下了宝贵的资料。我的感受可以用“震惊”两个字来形容。一方面，整个博物馆从规模、设计到宣传，都是下了大力气的，展品也很丰富，可见韩国对这段历史非常重视。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关注和学习的。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印刷史研究者，我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历史上，韩国对活字印刷尤其是金属活字是做出过一定的贡献，但在整个展览中，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却被不公正地抹杀了。许多关键的技术环节用的就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所记的毕升的方法和王桢在《造活字印书法》中以及金简在《武英殿聚珍版程序》中所用的工艺流程,十分明显，然而却均不加以说明。只讲韩国金属活字发明最早,对印刷术贡献最大,不仅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对一部《直指》进行了超大规模宣传，在时间和投入上可以说异乎寻常。这些现象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引发更深一层思考，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姚：您说的超大规模宣传包括哪些方面？它们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肖：韩国对印刷术发明权的宣传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最上一层是争取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承认，认定在高丽王朝隅王3年（1377）兴德寺刊出的《白云和尚抄录佛祖直指心体要节》，即《直指》是在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活字本。我特意看了该馆展出的国际咨询会议上的照片和签名，发现其中没有中国人。这就是对中国学术界的刻意回避，否则它申请世界遗产必然会面对来自我国学者的质疑。

第二层次是对韩国内外的学术界和知识界。他们在举办其他学科国际会议时,也组织与会人员参观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的展览，以多种方式向外国学者宣传韩国在印刷术方面的贡献。

第三层次是各种媒体和形式的宣传。“直指”二字的标志常常醒目地出现在各种媒体和当地的建筑物上，在韩国不同文本的旅游手册及宣传品上也将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宣传点。

第四层次是广大韩国国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印刷术的发明及金属活字本《直指》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重视。金大中总统亲自参加了该馆的活动，与此相关的清州市和发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庆州市更是将印刷术作为本地的重要卖点和旅游资源，比如在清州就有“直指路”、“直指桥”，清州古印刷博物馆馆长指着对面的建筑还给我讲了下一步扩建的宏伟计划。活字印刷已经成为该城市的一个金字招牌。2001年11月，清州古印刷博物馆被韩国的文化观光部选定为韩国最优秀的博物馆。除了古印刷博物馆外，与其邻近的还有清州国立博物馆及几个民俗博物馆，都有关于《直指》和韩国活字印刷方面的陈列。2000年9月，韩国政府投入100亿韩元举办清州国际印刷出版展览会，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通过各种活动宣传《直指》和韩国在活字印刷方面取得的成就，鼓吹他们是金属活字的最早发明者。现在他们又投入50多亿韩元，准备筹办清州古印刷博物馆开馆十周年庆典。这样前后相继投入相当于人民币1.2亿元的资金，这还不包括1997年到2002年每年召开的国际会议的费用。当你看到2000年9月22日到10月22日当地历时一个月的活动节目表和有关画册,就会感到我所用的词汇并不过分。

第五个层次是对少年儿童和对教育界的宣传。在参观博物馆时，有一位馆员自豪地说，《直指》已经写入他们的小学教科书了，这让我感到心头一震。于是,后来在韩国的几天里，我所有空闲的时间都在书店里寻找他们的教科书,尽管我不认识韩文,但我熟悉有关图片。老天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在有限的时间里,在他们小学五年级、六年级的《社会》课本中，找到了这方面的内容。这样全方位地宣传，其影响是可想而知的。无论是对本国国民，还是对外国人，如果他们对印刷术历史没有深入研究，很容易被这样强大的宣传所蒙蔽，留下错误的印象，忽略中国在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传播方面的真正功绩。我更加感到匡正视听、还历史本来面目的必要性。

姚：对于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是如何的呢？

肖：这里有一些重要事实需要澄清。一是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取得了成功。韩国学者认为毕升的活字印刷术只是一种思想,没有在实践中使用，毕升制造活字后便将其收藏起来,束之高阁。而事实上，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对活字印刷的步骤记载的非常清楚，还说“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说明它有过实践。关于这些活字的收藏，则是“升死后，其印为予群从所得,至今宝藏之”。也就是说是在毕升死后，这些活字才被沈括的侄儿们收藏起来，在此之前，已经有过许多印本，认为它没有在实践中成功是站不住脚的。从年代上说，沈括和毕升是同时代的人，并且亲眼见到过这些活字，也增加了这些记载的可信度。另一个有力论据是，最近在我国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这些地方的活字印刷术是沈括在1080年知延州的时候传过去的。延州就是今天的延安,其位置正和西夏交界，如今从宁夏的银川、贺兰山，一直到甘肃敦煌、新疆西域一线上，发现十几处西夏文的泥活字和木活字，这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活字印刷术在实践中不仅成功了，而且很快向西北传播。韩国的活字印刷也是由我国传去的，从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的实物和模型都可以看出采用蜜蜡固定找平活字，也就是毕升发明的松脂蜡法。他们沿用着毕升法,却同时否定贬低毕升的发明，这是不明智的。这就引出第二个必须强调的论点，我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这一点不容置疑。大量文献和事实材料证明，我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这已经得到了世界的承认。韩国《直指》刊出的时间是1377年，相当于我国明代洪武十年。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我国宋元时期的活字印刷》，里面引用的文献和实物，有宋代的，也有元代的，都早于韩国的1377年。仅举一例,如元代王祯的《农书》里附的《造活字印书法》写道：“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它的意思是把锡字用铁条穿成行，排在字盘里，然后用界条隔开来印书，这就把当时锡活字的铸造方法讲得很清楚了。据潘吉星等学者考证，这里的“近世”指的是“元以前的南宋。事实上，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最迟应该在南宋，也就是12～13世纪，这早于韩国。三是韩国在活字印刷方面的成就该如何恰当评价的问题。在历史上，韩国对活字印刷的发展做过贡献，特别在金属活字方面。在大约相当于我国明代初年的李朝太宗3年（1403），设立了专门从事金属活字铸造及印刷的机构铸字所，前后大概铸有几百万金属活字，目前尚有大量的活字印本存世，这一点在清州博物馆展出的展品中就可以充分体现。对此我们应给予肯定。但就活字印刷术这一重大发明而言，其原理是最重要的，它出于毕升的发明，这一点有着充分的论据支持，是必须予以承认的。而采用何种材料制作活字则是多样的，木、铜、锡、铁等都是材料上的扩展和应用。所以，对于历史应该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不要不恰当地用一些“最早”、“最大”等字眼来夸大其辞。

姚：中韩两国究竟哪国发明金属活字更早，在金属活字印刷技术上有哪些不同呢？

肖：在韩期间我与几位韩国学者心平气和地交换过看法。可以说各持己见，也有不少启发。金属活字包括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铁活字等，两国都以铜活字为最早。从时间上看，韩国最早用金属活字印刷书籍的记录为1234～1241年之间。中国关于铜活字起源时间的记载更多，有五代、宋、元、明四种说法。明代已被大量文献和实物证明是铜活字发展的成熟时期，不必讨论。我在2000年提交的论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在宋元时代的发展与传播》以及2001年出版的《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一书中都详细列举了前三说的根据。

“五代说”的根据是，元岳浚在《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曾与二十三种版本的“九经三传”相比勘，其中提到五代后晋“天福铜版”。明杨守陈也提及“魏有《太和石经》，晋天福有《铜版九经》，皆可纸墨摹印，无庸笔写”。张秀民等学者据此认为是整块铜刻板。也有学者指出九部经书有四十余万字，刻成铜版，工程巨大，在国家处于分裂状态的五代后晋，刻铜版印刷九经在经济实力上难以负担，只有用铜活字摆印才有可能，但其年代为公元936～943年，比毕升还要早100年，原文过简，缺少旁证，不便肯定，留待研究。

“宋代说”的文献依据有三条、旁证两条：一是宋孙奭《圆梦秘策》序文，有“用不敢私，镌金刷楮，敬公四海……景佑三年（1036）四月上浣休休老人孙奭叙於《圆梦秘策》之端”。这里的“镌金”以镌刻铜活字的可能性为最大。

二是清蔡澄《鸡窗丛话》：“尝见古骨肆，古铜方二三寸，刻选诗或杜诗韩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识者曰：此名书范，宋太宗（976～997）初年，颁行天下，刻书之式。”贺圣鼐在其《中国印刷术沿革史略》中认为此书范即宋代的活字版。《清仪阁所藏古器物文》一书中还提到清张延济藏有监官翟惠铜版，长方形，反文，厚半寸，背无文字，其面中凿山水形，左旁凿“掌典”二字一行，右旁凿“专知翟惠监官”一行。

三是孙从添《藏书记要》称“宋刻有铜字刻本、活字本”。

旁证之一是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复制了一图版“金代之金属活字版”，并引《金泥石屑》一书的说明文字：“千佛铜牌，多无文字，此有皇统纪元年号，及李稀造题字一行，用活字排集成之，乃活字版传世之最先者。”魏志刚先生在《关于我国金属活字版（公元1148年）记述与物证》一文中也复制了这一图版，并指出“皇统为金熙宗完颜禀的年号，使用此年号时间为公元1141～1149年，戊辰为1148年。由于此图中的多个图版高低不平，两边文字排列歪斜，明显地是活字排版”，末题“皇统戊辰岁次十一月日记平阳府李稀造”可以清楚看出字距较大，互不交叉，字形歪斜，字列不正，浓淡不一等活字版的特点。

旁证之二是北宋庆历年间，宋朝政府曾“发内府金，收换会子。收铜版，勿造”。可见这时已有用铜版印刷钞票的事情了，可参见《辞源》铜版条。

“元代说”的根据有二。

一是元代黄溍（1277～1357）《金华先生文集》卷四十一《北溪延公塔铭》载：元“英宗皇帝以禅师先朝旧德，每入见，必赐座，访以道要。命于永福寺与诸尊宿校勘三藏（原为岁字，从蔡美彪文改），将镂铜为板以传。后因屑金书藏经，虑前贤撰集之书或有伪滥，复命之删定焉”。这段话的意思是：元英宗命智延“校勘三藏”，然后“镂铜为板以传”；后因发现藏经“或有伪滥”，复改命先行“删定”。有的学者认为：镂板“三藏”，工程浩大，英宗只当了三年皇帝（1320～1323），便被御史大夫铁失所杀，元朝政局陷入混乱，英宗的计划实际并未实现。但这条资料仍有重大的学术价值，正如蔡美彪先生所说：“足见‘镂铜为版’的事在当时已经是可能的，并且还一定有过这样事实的经验。如果真的要印行藏经之类的大部分书籍，就很有可能使用这种比较方便的铜活字印刷。”另外，杨绳信先生的《中国版刻综录》也认为“镂铜为版”是“铜活字”。这就是说，在元代中期，我国已经可以“镂铜为版”，铜活字的发明时间当会更早。

二是元代王祯《农书》所附《造活字印书法》载：“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锡活字是铸造的，而不是在锡上直接刻字。既是铸造，那么一定要经过刻字模、熔锡、修整等工序。锡字能用铁丝穿成行，想必是每个锡字上有小孔。把它们穿好排在字盘内，再用界条隔开来印书。但是，由于锡活字吸水性差，与金属活字配套的油墨没有很好解决，以致难于使墨，印刷效果不好，这种新的印书方法未能久行。王祯所述“铸字”、“易行印书”技艺及其“不能久行”的原因，是如此具体而明晰，说明其作绝非凭空而论，无据而谈，而是用锡活字印书实际情况的记述。关于“铸锡作字”的时间，潘吉星等学者经过认真考辨，认为王祯这里所说的“近世”是指“元以前的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朝，因为谈到宋元之际或元初时，他已用‘今’或‘今世’的词了。事实上他所列举的印刷史四个发展阶段是：1）五代（10世纪）雕版印刷→2）北宋至南宋（11～12世纪）的泥活字印刷→3）“近世”或南宋（12～13世纪）的金属活字→4）“今”或宋元之际至元初（13世纪）经改进的木活字印刷。由此可以看到，中国金属活字印刷的起源时间最迟应在南宋（12～13世纪），而不是元初（13～14世纪）。以上两条元代文献的时间都带有上溯性，均可作为宋代说的旁证。年代范围应不晚于1234年。对王祯的这段话有必要进行重新认识，“不能久行”说明它还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其不能久行的真正原因，并非简单的“难于使墨，率多印坏”，也并非现在韩国学者推测的是由于“中国用水墨，韩国用油墨”，而是由于和当时发达的雕版印刷术相比，它的效率实在太低。

金属活字印刷的低效，在古代中韩两国是相同的，韩国甚至比中国更甚。据朝鲜《世宗实录》记载，韩国在1403年至1420年之间使用的金属活字“癸未字”由于“才印数叶，字便松动”，因而一天的印刷数量不超过10个印刷页。到1420年经过改革后出现的“庚子字”，其一天的印刷数量也仅20余页，被韩国人奉为金属活字印刷顶峰的“甲寅字”，其一天的印刷数量也才40余页。

由此可见，金属活字在中国不能久行，是由于在中国具体的印刷环境中，其印刷效率相对低下造成的。而相同甚至更低的印刷效率，在韩国的印刷环境中却能不以为少，坚持印下来。(id:382)

在印刷方法上，中国很早便脱离了捶拓式方法，进化为“刷印”，在印刷的用力方向上，脱离了捶拓式的上下纵向方式，而进化为左右横向方式。（由于碑石为竖向长方形，因而上下纵向捶拓效率高；书版为横向长方形，因而横向刷印效率高。）但在韩国，最原始的捶拓技术（打印）及上下纵向印刷方式一直被使用着，而这种方式恰恰适用于金属活字印刷。（金属活字“难于使墨”，通过“打印”可加以解决；而王祯在《造活字印刷法》中特别强调活字印刷时要“竖直刷之，不可横刷”，也即这种上下纵向印刷方式适用于活字印刷。）

姚：我觉得活字印刷技术原理更重要，至于是泥、木、还是金属，包括铜、铁、锡、铅是第二位的。

肖：我非常赞成你的这一见解，许多学者也都持这样一种观点。包括多数韩国学者都承认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是毕升，他创造的原理和印刷实践带有开创性，其后任何工匠和技术人员都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加以探索和尝试，可以在不同的层次和领域做出各自的贡献。

韩国学者徐有榘在《怡云志》卷七的《活版缘起》中说：“沈括《梦溪笔谈》记胶泥刻字法，斯乃活版之权与也，视镂版用力省，而程功速，后世其法寝备，或用木造，或用铅造，或用铜造，我东尤尚之。”可知朝鲜半岛的活版技术确实源于毕升之法，而且在材料上推出更多的数量和品种如陶活字、瓢活字、铅活字、铁活字等。高丽朝有关铸字印成二十八本《详定礼文》和《南明证道歌》的史料证明1239～1241年前，半岛已有铜活字印书活动。其时相当于中国南宋末理宗端平至淳佑年间。进入朝鲜李太宗三年（1403，相当于明永乐元年），政府置“铸字所”，金属活字印刷得以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从15世纪到19世纪，先后铸造了“不下三十副”金属活字，印刷了为数众多的儒经和佛典，在世界印刷史上做出了贡献，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仅据一本1377年（明洪武十年）的《直指》就认定其为“金属活字最古老的书籍”，进而把出版之书的清州兴德寺遗址认定为“世界上首先使用金属活字之地”是不科学的。因为中国早在宋代就已经有金属活字的印刷活动。王祯提到的1298年以前锡活字难道就不是金属活字吗，何况上文所列的文献和实物都早于明初洪武年间。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包括金属活字的史实是不容置疑的，也是否定不了的。

说起活字印刷，有几个技术关键。沈括《梦溪笔谈》卷十八“技艺门”中的记载虽然只有短短的三百余字，但内涵相当丰富，基本包括了活字印刷的整个工艺流程，包括刻字、置范、排版、固版、印刷、拆版、效率，以及印版下落。这不仅增加了这一记载的可信度和权威性，也可看出毕沈两家有比较密切的关系。

就在清州古印刷博物馆的展览中也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些技术环节的应用。他们称之为“蜜蜡法”。

王祯对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现在发现的实物告诉我们，在王祯以前的宋和西夏以及与王祯同时的回鹘地区都有木活字本流传。王祯虽不是木活字的发明者，但还是对活字技术做出过独特的贡献。《造活字印书法》，中明确写道：

“今又有巧便之法。造板木作印盔，削竹片为行，雕板木为字，用小细锯锼开，各作一字，用小刀四面修之，比试大小高低一同，然后排字作行，削成竹片夹之。盔字既满，用木榍榍之，使坚牢，字皆不动，然后用墨刷印之。”

这种用竹片界行夹紧活字的排版法后来也传到韩国，为之所用。朝鲜李太宗三年政府置“铸字所”初期的金属活字以及民间排印家谱还是沿用“蜜蜡法”。世宗以后才逐渐改用王祯的“竹片界行夹紧法”。遗憾的是这些关键之处在展览中根本不提，如果说整个展览都不讲外国，只展示韩国的活字，我也不强求。可为什么直到最后，甚至在德国谷登堡之后才出现中国的《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图片？这就难以自圆其说了。既然展览的是活字印刷，为什么不提这一技术的发明者和改进者毕升和王祯？这能说是尊重历史吗？

姚：和韩国这样大规模的宣传相比，我国在这方面似乎显得有些沉默？您觉得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我国应该做些什么努力达到以正视听的目的呢？

肖：像我前面谈的，韩国对于活字印刷是做过贡献的，但是他们的这些成就与我国古代对活字印刷的贡献相比，是不能等量齐观的，尤其在发明权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