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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称明州望海军。北宋建隆元年（960）称明州奉国军。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置沿海制置使，辖温台明越四郡。南宋庆元元年（1195）升为庆元府。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称庆元路。大德七年（1303年）设浙东道都元帅府。
朱元璋吴元年（1367年）称明州府，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为避国号讳，改称宁波府。宁波之名沿用至今。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设宁绍台道，驻宁波。1927年划鄞县城区设宁波市。
1949年5月浙东解放，鄞县城区建置宁波市，城区亦为宁波专署驻地。1983年撤销专署，实行市管县体制，随着北仑深水良港的开发建设，宁波逐渐由河口城市向海港城市演进，并形成三江、镇海、北仑三片滨海临江发展的空间格局。1986年宁波列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计划单列市。
宁波以港兴市，是中外闻名的商埠。唐时已是与日本、朝鲜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通商的主要港口。鸦片战争后，宁波被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在近代史上，宁波新兴工商业发展较早，“宁波帮”更是蜚声海内外。2000年宁波港吞吐量已突破亿吨。北仑港已经成为我国著名的深水良港。
宁波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精英荟萃，历代各类人才如群星璀灿、绵延不绝、蔚为大观。其中不乏"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绝顶"的第一流人物。元人危素曾说鄞县"为文献之邦，宗公大儒，前后相望"；至于"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之说，则更是这一"大观"的生动描绘。
据统计，南宋时宁波科举进士达983名，其中鄞县出了4个状元，居全国之冠；仅有明一代，余姚就有进士387人，武进士43人，状元3人，大学士3人；列人《中国历史名人大辞典》的历代余姚籍名人就有162位，因而有"姚江人物甲天下"之誉。历史上宁波（包括历史上原属于绍兴的余姚、慈溪及原属于台州的宁海）涌现出不同领域以及家族性的多个人才群体，在不太大的一个地域范围内形成了"人才群发"、"人才共振"效应，值得从人才文化学角度加以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带规律性的认识以为今天人才队伍建设所用，并为开展爱国爱乡教育服务。有学者认为，文化是名人效应最为显著的领域，诚哉斯言。经济文化精英、名人的不断出现，推动了宁波经济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扩大了宁波的地方知名度，聚集了文气、人气、商气和财气，同时反过来又推进了宁波经济文化的发展。人才文化的兴盛为历史上宁波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主体动力。
一、家族性人才群体家族性的人才"共振"与"群发"，构成了历史上宁波人才文化的一道独特景观。由于共同的家学渊源与"书香传世"的传统，以及相近的人文环境、爱好、性格、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先天禀赋等原因，宁波历史上出现过众多同一家族名人辈出的现象，一座家门内出现数个天文学家、藏书家或父子同为数学家，兄弟同为文史专家的奇迹屡见不鲜。余姚的虞氏家族人才群体尤为引人注目：前有易经学家兼天文历算家虞翻，中有著名天文学家虞耸、虞喜，以及经学、史学家虞预、虞荔、虞愿、虞僧诞，文学家虞炎，后有著名史学家、书法家虞世南等数十人，虞氏人才研究领域涉及经学、史学、文学、诸子学、天文学、历法学、金石学、医药学、饮食娱乐文化等。正如一史家所言："吾邑世家之盛未有虞氏者也"。南宋时鄞县史氏一门相继出现了3名宰相，其中有敢于为岳飞冤案昭雪的著名政治家、诗人史浩。清初宁波学者万泰有子8人：万斯年、万斯程、万斯祯、万斯昌、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均以学显名，个个在文学、史学、经学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被时人誉为"万氏八龙"，其中史学家万斯同尤为著名。余姚邵曾可、邵贞显、邵廷朱祖孙3人均为文献学者，为搜罗、保存姚江书院派的文献作出了贡献。除外，还有黄宗羲、黄百家、黄炳??是三代人同为天文学家、数学家，黄宗炎、黄宗会、黄宗羲三兄弟同为学术名家；鄞县董沛、董庆西、董濂叔侄3人同为文献学者；范钦、范大澈父子同为藏书家等。进入近现代，又有同为北京文史名家的鄞县"五马"，即马裕藻、马衡、马鉴、马太玄、马廉，同为著名文人的奉化陈氏兄弟--陈训正、陈布雷、陈训慈，同为自然科学家的翁文灏、翁文波兄弟，同为教育家的慈溪冯君木、冯定叔侄，同为革命家的慈溪赵家蕃、赵家荪、赵家艺三兄弟等。鄞县还诞生了著名的"沙氏六兄弟"，即著名书法家沙孟海与革命家弟弟沙文求、沙文汉、沙文威、沙文度，以及作为画家的堂弟沙耆。至于镇海的包氏家族、邵氏家族以及应氏家族等也涌现了许多杰出人才。
二、八大人才群体由于历史上的宁波一度成为全国学术文化重心、海外经济文化交流重镇和重要外贸港口，因而宁波历史上涌现、集结了时间跨度较大、属于不同类别和不同领域的八大人才精英群体，为宁波经济文化的长足发展、为宁波社会文明乃至中华民族的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群体是：
学术文化人才群体。这一群体以王守仁（阳明）、杨简、范蠡、王应麟、黄震、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为代表。他们创立的"阳明学"、"浙东学派"在全国乃至日本都有重大学术影响。王应麟创作的《三字经》则被今天的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定为国际性教材。
藏书文化人才群体。这一群体以王正已、楼郁、楼钥、袁桷、丰坊、范钦、范大澈、黄宗羲、万斯同、黄澄量、全祖望、蔡鸿鉴等为代表。他们接续、弘传了优良的藏书传统，创造了名闻四海的浙东藏书文化。
佛教文化人才群体。浙东历代名寺古刹众多，高僧大德云集。他们中以祖阐、祖元、宁一山、密庵、知礼、普济、宏智、如净、太虚、圆瑛等为杰出代表。这一群体创立了在全国乃至日本、朝鲜半岛佛教界都有重大影响的佛教临济宗与曹洞宗，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贡献。
海外交流文化人才群体。这一群体除上述身兼中日汉文化交流使命的佛教人士外，还有文化使者朱之瑜、航海家张支信、李邻德、李延孝、李达、詹景全、钦良晖、朱仁聪、曾令文、周文德，以及哲学家陈亮等代表人物。他们与历史上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学者与航海家、海外贸易家一起，开辟了举世闻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揭开了中外文化交流新篇章。
科教文化人才群体。近代以前，这一群体以虞喜、邵昂霄、陈藏器、滑寿、陆士逵、燕肃、黄百家、"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楼郁、王致、王说）、史浩、王应麟、程端礼、王阳明、沈国模、史孝咸、刘宗周、黄宗羲、朱舜水等为代表。他们在不同学科创造了当时国内堪称一流的科教成就。
科举文化人才群体。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虽有诸多弊端，但不可否认它是封建朝廷举贤选能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民间有志之士"入仕济世"的必须门槛，因而也选拔了不少从政人才。宋代以降宁波涌现的科举进士、状元之多，令人惊叹，在全国占据显赫地位。北宋时宁波人中进士161名，南宋上升至983名。有明一代宁波进士人数居全国第一。据新编《鄞县县志》统计，仅该县在宋、明、清三代便出了718名、297名、162名进士，其中史氏一门在南宋出了3名宰相。这批人才当官后往往亦官亦学，兼具从政与治学双重身份，其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藏书家、教育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
外来人才群体。一部宁波文明史就是"宁波帮"人士、"帮宁波"（非甬籍）人士与广大人民共同铸就的历史。"一腔热血献四明，莫道明州非吾乡"。据史书记载，外地的杰出人才"群贤毕至"，对宁波的贡献比比皆是，涉及各个领域。晋代与南宋更有大批中原人才南迁宁波，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这一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有：西汉尉梅福，南昌人，在??县为民众"筑塘堵潮"，功绩卓著，鄞县"梅墟"即为纪念他而命名的；东汉名士严光，原籍河南新野，隐居余姚时不事权贵，其高风亮节对浙东文化有深远影响；宋代写出《三字经》一书的王应麟原籍河南；北宋燕肃，山东益都人，任明州知州时写有《海潮论》，对浙东海运、水利都有贡献。此外，还有以外来文人而首开宁波士学藏书风气的福建人林鼎，推进明州酿酒业发展的江苏昆山人王可交，率民众修建著名的它山堰的山东监沂人王元炜，为筑明州城出了大力的江西南丰人曾巩，代表四明人士与奸臣秦桧作正义斗争的福州人黄龟年，率民众修筑东钱湖的江西抚州人王安石，在栎社写出名剧《琵琶行》的温州人高明，在明州抗倭的山东蓬莱人戚继光，亲临镇海口指导抗敌的福建侯官人林则徐等。
近现代人才精英群体。进入近现代，宁波的人才文化出现一次发展高潮，涌现出一大批文艺大家、科技群星、商海巨子、政坛名人。文艺大家以著名作家柔石、殷夫、巴人、邵葵麟、楼适夷、陈企霞、唐??、鲁彦、庄启东、穆时英、徐讦、苏青、应修人、邵洵美、袁可嘉，以及著名艺术家潘天寿、陈之佛、沙孟海、朱复戡、周信芳、张石川、应云卫、袁牧之等为代表。科教群星则以著名科学家钟观光、翁文灏、翁文波、吴耕民、童第周、沈宗瀚、何育杰、范文虎、卢于道、贝时璋、李庆逵、戴运轨、戴传曾，以及著名教育家经亨牙颐、金海观、张雪门、冯君木、杨贤江、冯定、蒋梦麟、林汉达、张寿镛、马氏五兄弟、张其昀等为代表。商海巨子则以近现代宁波商帮人才精英为主体，其代表性人物有严信厚、叶澄衷、吴锦堂、朱葆三、鲍咸昌、虞洽卿、宋汉章、黄楚九、傅筱庵、余芝卿、秦润卿、项松茂、蒉廷芳、包达三、刘鸿生、俞佐庭、方液仙、胡西园、李康年、鲍国昌等。政坛名人以民国时期宁波籍政坛人才为主体，在短短的民国时期37年间，宁波出了国家元首、执政党领袖1人，政府首脑3人，中央与国共两党部长级人物数十人。这一政治人才"群发"、"共振"的现象在近代中国各地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们中的共产党方面的革命人才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贡献了力量；国民党方面的人才在辛亥革命时期、国民革命阶段、抗日战争时期，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复兴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不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而且对近现代宁波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深刻影响。他们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共产党方面的吴亮平（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朱镜我（上海中央局和东南分局宣传部长）、卓兰芳（浙江省委书记）、沙文汉（江苏省委代理书记）、杨贤江（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等。民国政权与国民党方面有：王正廷、赵家蕃、童保暄、俞飞鹏、蒋介石、陈布雷、董显光、张其昀、蒋经国、叶公超等。
一个地区在历史上能够拥有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藏书史、中国佛教史、中国商贸史与海交史、中国古代科教发展史、中国科举人才史乃至中国近现代文艺、科教、政治发展史中占有如此显著地位，而又以精英群体形式出现的众多似"群星灿烂"的人才，的确是极为罕见的。这也证明了宁波这块土地的人才文化底蕴，充分展示了历史上宁波人才文化的魅力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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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城1180周年
宁波这座古老的港口城市，除了宁波这个地名外，还有一个让人们难以忘怀的古地名———明州，它在宁波历史上曾沿用过４５０多年。在距今１１８０年前的唐长庆元年（公元８２１年），明州州治从小溪（今鄞县鄞江镇）迁到了三江口（今宁波市区），并用砖土建筑了一座内城，这标志着宁波建城的开始。
公元７３８年，越州境内新设立了一个与越州齐肩并坐的州，它就是后来名扬海内外的明州。明州是以其境内有四明山而得名。明州刚设立时，州治设在四明山山麓的小溪，这是浙东地区一个比较繁华的地方，自晋代以来，句章、鄞州、县都先后在那里建治过。小溪西扼四明入山隘口，承光溪和鄞江的丰富淡水资源，利于生繁种植；东临大批湖沼地带，便于向东拓展，且有小溪港水路沟通会稽郡。明州建立以后，州官为使百姓能更好地休生养息，发动民众筑成了被列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建筑之一的它山堰，根治了水患；浚治了小江湖，利于蓄纳淡水；还建了州学、开元宫道和咸宁佛塔，人口也随之发展到２０多万。可以说，当时的小溪已具备了良好的城市环境和物质基础，算得上是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但是明州的地方官对此并不满足，他们将视野投向了一块更为广阔、更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因而作出了一个在宁波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这就是将州治迁往三江口。
富有远见而果断拍板迁州治的是刚上任不久的明州第２４任刺史韩察，这个籍贯京兆（今陕西西安）的北方人，可能见识过唐朝长安城壮观而华丽的都市景象，因而比起他的前任刺史显得更富有创造力，上任不久即操办起迁治之事。他以明州州治所在地小溪“北临鄞江，地形卑隘”为由，向浙江东道观察使薛戎和朝廷请求迁州治，朝廷很快就批准奏请。于是，在唐长庆元年明州治迁移到了距小溪２５公里的三江口。
三江口是因其地处于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交汇处而得名，当时的自然状况现在我们已无法详知，只能从有关史料的记载中略知是一片比较荒凉的地方，虽然在东南隅已建有高达１８丈的天封塔和开元寺（今已毁），但三江口的周围还多为荒地和沼泽，居住人口不多，土地贫瘠。
我不知道韩察迁州治的决策抱有什么政治目的，也不知道他是否亲临现场考察过，但我相信他一定是因向往着浩瀚的大海才这样决定的。小溪的基础条件虽然比三江口优越，但处于半山地的环境毕竟制约城市的发展；而三江口的自然条件差些，却离蔚蓝色的大海更近，甬江是通向一望无垠大海的最好途径。
韩察在任职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带领民众挑土运石，拓展城域，用砖土建造了一座内城，古称子城。子城周围４２０丈，四周环水，其大体范围在今南至中山路，北至和义路，西至呼童街，东至府桥街，作为州衙署所在地；民众则以子城为中心散居城外。子城尽管范围不大，城墙也不算高，但已不同于东晋时期刘牢之为防孙恩起义军进攻而在三江口筑造的“筱墙”，它标志着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具有军事防御和行政管理作用的建城活动的开始，以至后来不论是韩察的继任者，还是在朝代更替中地名怎么变化，宁波地方政府在三江口的位置始终未变。对这块风水宝地，清代李邺嗣在《东竹枝词》中称道：“三江水合夹灵桥，形势无如此地饶。九十九龙蟠岸北，一龙翔处半乘潮。”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山路旁当年的子城南城门鼓楼时，不应忘却韩察的建城功绩。
宁波坐卧三江，濒临大海，从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从唐代至明朝初期朱元璋实行海禁前，在长达将近１０个世纪的岁月里，宁波不仅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而且还是全国造船业的中心。江厦码头一带“樯橹接天，藩舶如云”，从海上来宁波的有日本、朝鲜、越南、印度尼亚西、泰国和阿拉伯等国家的使者、商贾、僧侣等人员，进口货物也多由宁波转运全国各地。
对外商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宁波经济繁荣。“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这句不知起源于何时、也不知传播了多远的老话就是古代宁波兴盛的一个真实反映。商贸也促进了城市人口增长和城市规模的扩大。但是，当我们翻开民国初期的宁波地图时，惊异地看到宁波城区虽已向四周呈放射性的扩展，而整座城市却是紧紧地拥抱在姚江、奉化江和甬江的怀里，三江口仍然是宁波人生存和凝聚的中心。
如今，宁波城市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宁波人正以新的起点、新的视角和新的开拓精神走向大海。当年站在天封塔上就可以俯视整个宁波城已成为往事，城区规模已由海曙、江东和江北老三区，扩大到新五区（增加了镇海、北仑区），城市东扩势头强劲，东钱湖整体开发也已启动。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高楼林立，桥梁纵横，道路交错，车水马龙，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港口城市正在我国东海岸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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