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韩非子白话译本在哪有下载??韩非子《五蠹》原文: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韩非子《五蠹》译文:
上古时代,人民少,可是禽兽却很多,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有位圣人出现了,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有巢氏。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有腥臊难闻的气味,伤害肠胃,人民疾病很多。有位圣人出现了,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人民很爱戴他,便推举他做帝王,称他为燧人氏。中古时代,天下发大水,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近古时代,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还钻木取火,一定会被鲧、禹耻笑了;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一定会被商汤、周武王耻笑了。这样说来,那末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舜、汤、武、禹的政治措施,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有个耕田的宋国人,田里有个树桩子,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碰断脖子死了;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再捡到死兔子,兔子不可能再得到,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活。今天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
古时男子不须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妇女不须纺织,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不需要做费力的事,给养就很充足,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因此不需实行厚赏,不用采取重罚,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现在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可是给养还是很少,所以人民发生争斗。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还是不能避免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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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定法
译文:
发问的人说:“申不害、公孙鞅,这两家的言论哪家对治国来说更急需?”回答的人说:“这是不能估计的。人不吃饭,十天就死,严寒之极,不穿衣服也会死。按说衣服、食物对人来说哪一样更急需呢?那么这是不能没有一样的,它们都是供养生命的用品。现在申不害谈论术,而公孙鞅制定法。术,就是根据能力而授予官职,依照名分而贵在求得实效,就是生杀的权柄,考核群臣的才能,这是君主掌握的。法,就是由官府制定政令,刑罚条例一定要深入民心,奖赏恪守法律的人,而惩罚触犯法律的人,这是臣子要遵循的。君主没有术,就会在上面被蒙蔽;臣子没有法,就会在下面作乱,这是不能没有一样的,法与术都是帝王统治的工具。”
发问的人说:“仅仅有术而没有法,或是仅仅有法而没有术,这都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呢?”回答的人说:“申不害,是韩昭侯的辅佐。韩国,是从晋国分出的国家。晋国的旧法没有废止,而韩国的新法又产生了;晋国国君的政令尚未收回,而韩国国君的政令又下达了。申不害不掌握国家的法律,不统一国家的政令,违法事件就会多。因此人们认为过去的法律从前的政令有利,就照旧的办理;认为新近的法律后面的政令有利,就照新的办理。获利在于旧的新的法令彼此相反,前后矛盾,那么申不害即使不断地要韩昭侯用术,奸臣还是有狡诈的辩解之辞。因此依托强大的万乘之国韩国,十七年也没达成霸王之业,原因是虽然在上面用了术,而法在官府中没有得到整饬产生了祸患。公孙鞅治理秦国,设立告发和连坐的制度而责求它的实效,把居民组成什与伍的单位,实行一家有罪,同时受罚的制度,奖赏丰厚而诚信,刑罚苛重而坚定,所以民众努力劳作而不休息,追赶敌人时危险也不退却,因此秦国国富而兵强。但是没有用术去探知奸情,那就会用国家的富强来资助臣子而已。到秦孝公时,商鞅死了,秦惠王即位,秦国的法律没有败坏,而张仪却拿秦的国力牺牲在从韩国、魏国谋取私利上。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即位,甘茂又拿秦的国力牺牲在从周国谋取私利上。秦武王死后,秦昭襄王即位,穰侯魏冉越过韩国、魏国向东攻打齐国,打了五年秦国也没增加一尺土地,而魏冉竟得了陶邑作为他的封地。应侯范睢攻打韩国八年,那汝水以南的地方成了他的封地。从这以后,在秦国被重用的那些人,都是应侯、穰侯之类的人。因此战争获胜,大臣就尊贵起来;增加了领土,私人的封地就建立起来,原因是君主没用术了解奸情。商鞅即使不断地整饬他的法令,臣下反而利用了它的帮助。因此凭着强大秦国的力量几十年也没有达成帝王之业,原因是法令虽然在官府中整饬了,而君主在上面没有术而产生祸患。”
发问的人说:“君主采用申不害的术,而官府推行商鞅的法,行吗?”回答的人说:“申不害对术不精通,商鞅对法不精通。申不害说‘治政不可逾越官职,即使知道本职之外的事情也不说’。治政不可逾越官职,说这是恪守职责是可以的;知道本职之外的事情也不说,这就叫错了。君主用全国民众的眼睛来看,所以看得最清楚;用全国民众的耳朵来听,所以听得最清楚。如果知道了也不说,那么君主的视听还靠什么做凭借呢?商鞅的法令说‘砍敌军一颗人头给一级爵位,想做官的可做年俸五十石的官;砍敌军两颗人头给两级爵位,想做官的可做年俸一百石的官。’官职爵位的升迁与砍敌军人头的功劳相当。如果有法令说:‘砍下敌军人头的让他做医生、工匠’,那么房屋就建不成,病也好不了。工匠,是靠手的技巧;医生,是靠调和药剂。可是用砍敌军人头的人来做,那就同他们的技能不相当。治理官事,需要智慧才能;砍敌军的人头,靠的是勇力的施展,如果用勇力的施展来治理需要智慧与能力的官事,那就是用砍敌人头而立功的人来做医生、工匠。因此说:申不害、商鞅二位在法于术上,都没有达到尽善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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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用人第二十七
听说古代善于用人的君主,必定会遵循天道顺应人情并且赏罚分明。遵循天道,就能够少用气力而建立功业;顺应人情,就能够少用刑罚而推行法令;赏罚分明,伯夷、盗跖就不会混淆。这样一来,黑白就分明了。太平国家的臣子,为国立功来履行职守,为公尽能来接受职务,依法尽力来担任职事。做臣子的都能发挥他们的才能,胜任他们的官职,完成他们的任务,而不需要把余力保存在心里,不需要对君主承担兼职的责任。所以在国内没有心怀怨恨的祸乱,在国外没有像赵括那样轻敌冒进的祸患。明君使职事不相干挠,所以不会发生争吵;使臣下不兼任官职,所以各自都有擅长的技能;使人们不为同一件事情而立功,所以不会发生争斗。争吵平息了,擅长的技能表现出来了,强弱之间就不会争胜,如同冰炭不在同一个器皿中一样,天下所有的人不得相互伤害,这是治世的最高境界。
放弃法术而凭主观办事,就是尧也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不要规矩而胡乱猜测,就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废弃尺寸而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做君主的能去掉贤人、巧匠也办不成事情的做法,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的做法,人们就会竭尽全力,功名也会建立起来。
明君设立可以得到的赏赐,设立可以避免的刑罚。所以贤者奋力立功得赏而没有伍子胥那样的灾祸,不贤者少犯罪而不会遭到驼背被剖那样的冤枉刑罚,盲人处在平地而不会遇到深渊,蠢人过着安静的生活而不会陷入险境。这样的话,君臣之间的恩情就结下了。古人说:人心难以捉摸,喜怒难以猜中。”所以要用华表给眼睛当座标,用鼓声给耳朵传信息,用法制给人心作规范。做君主的放弃这三种容易的方法而用一种难以摸透的思想行事,这样办事,君主就会积怒,臣下就会积怨。用积怒的君主来驾驭积怨的臣下,君臣就都危险了。明君的标准容易看到,信约就能确立;他的教导容易懂得,说话就起作用;他的法制容易遵守,命令就会得到执行。这三方面都做到了,君主又没有私心,臣下就可以遵循法令而治理政事,如同看着标志来行动,随着墨线来下斧,根据锥孔来上针一样。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滥施淫威的残酷,臣下也没有愚蠢笨拙的过失。所以君主明察而少怒,臣下尽忠而少罪。
听别人说:“办事不出差错,就是尧也做不到。”而社会从没有平安无事的时候,做君主的不肯放手赏给臣下爵禄和富贵,就不能解救危亡的国家。所以明君鼓励廉耻之心,提倡仁义之举。过去介子推没有爵禄,凭着“义”追随晋文公出亡;途中饥饿难忍,又凭着“仁”割下身上的肉给晋文公吃,所以君主铭记他的德行,书上著录他的名字。君主乐于使臣下为公尽力,而苦于他们为私夺权;臣子安于量才录用,而苦于身兼二职。所以明君除去君臣苦恼的事,设立君臣快乐的事。君臣的利益,没有比这更深远的了。不考察大臣私下的活动,轻率地考虑重大的事情,过重地处罚犯轻罪的人,长期怨恨臣下的小错,经常侮弄臣下来取得一时的愉快,频繁地用恩惠来补偿给人造成的灾难,这就像砍断手臂而接上玉一样,所以天下有君位被篡的祸患。
君主树立难以达到的标准,而去怪罪臣下没有达到,臣下就会产生私怨;臣下丢掉特长而去从事难以胜任的事情,心头就会积下怨恨。君主对臣子的劳苦不抚慰,忧伤不同情;高兴时连小人都称誉,对贤和不贤的人一律赏赐;发怒时连君子也诋毁,使伯夷和盗跖同遭侮辱;所以臣子中就有背叛君主的人。
假如燕王对内憎恨本国民众,对外喜爱鲁国人,那么燕人就不为他所用,鲁人也不会依附他。燕人被憎恨,就不能尽力来求得功劳;鲁人被喜爱,但不能冒死罪去亲近别国君主。如果这样,臣子就成了缝隙一样的隐患,君主就会陷于孤立。用成了隐患的臣子去侍奉孤立的君主,这就叫危险。
放弃靶子而胡乱发射,即使射中很小的东西也不算技艺高超;放弃法制而乱发脾气,即使大肆杀伐,好人也不会害怕。甲犯了罪,祸归于乙,怨恨就产生了。所以治理得最好的国家,实行赏罚,但不凭个人喜怒,所以圣人能达到治国的极致;建立刑法,但不逞私威杀人,所以奸人服罪。射箭中靶,赏罚得当,所以尧可复生,羿能再世。这样一来,君主就没有殷、夏亡国的祸患,臣下就没有比干剖心的灾难,君主高枕无忧,臣下乐于尽职,法术普遍地实行于夫下,恩德流传千秋万代。
君主不堵塞缝隙而致于粉饰外表,遇到暴风骤雨就一定会坏事。不消除眼前祸患,却幻想孟贲、夏育为自己效死,不谨防内部祸患,却在边远地带加固城墙,不采用国内贤士的谋略,却去结交千里之外的大国,突然变故一旦发生,孟贲、夏育来不及解救,而结交的大国来不及赶到,灾祸再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在当今社会中,替君主忠心献计的人,一定不要使自己的君主学燕王爱鲁人,不要使当代君主去仰慕古代的贤人,不要去指望善于泅水的越国人来救中原的溺水者。这样一来,君臣就能亲密无间,在国内建立功业,在国外成就威名。
原文:
闻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顺人而明赏罚。循天,则用力寡而功立;顺人,则刑罚省而令行;明赏罚,则伯夷、盗跖不乱。如此,则白黑分矣。治国之臣,效功于国以履位,见能于官以受职,尽力于权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争讼止,技长立,则强弱不觳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伤,治之至也。
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君人者能去贤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万不失,则人力尽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故贤者劝赏而不见子胥之祸,不肖者少罪而不见伛剖背,肓者处平而不遇深谷,愚者守静而不陷险危。如此,则上下之恩结矣。古之人曰:“其心难知,喜怒难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语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释三易之数而行一难知之心,如此,则怒积于上而怨积于下。以积怒而御积怨,则两危矣。明主之表易见,故约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为,故令行。三者立而上无私心,则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动,随绳而断,因攒而缝。如此,则上无私威之毒,而下无愚拙之诛。故上居明而少怒,下尽忠而少罪。
闻之曰:“举事无患者,尧不得也。”而世未尝无事也。君人者不轻爵禄,不易富贵,不可与救危国。故明主厉廉耻,招仁义。昔者介子推无爵禄而义随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结其德,书图著其名。人主乐乎使人以公尽力,而苦乎以私夺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职,而苦乎以一负二。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乐。上下之利,莫长于此。不察私门之内,轻虑重事,厚诛薄罪,久怨细过,长侮偷快,数以德追祸,是断手而续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难为而罪不及,则私怨生;人臣失所长而奉难给,则伏怨结。劳苦不抚循,忧悲不哀怜,喜则誉小人,贤不肖俱赏,怒则毁君子,使伯夷与盗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内憎其民而外爱鲁人,而燕不用而鲁不附。民见憎,不能尽力而务功;鲁见说,而不能离死命而亲他主。如此,则人臣为隙穴,而人主独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独立之主,此之谓危殆。
释仪的而妄发,虽中小不巧;释法制而妄怒,虽杀戮而奸人不恐。罪生甲,祸归乙,伏怨乃结。故至治之国,有赏罚而无喜怒。故圣人极有刑法,而死无螫毒,故奸人服。发矢中的,赏罚当符,故尧复生,羿复立。如此,则上无殷、夏之患,下无比干之祸,君高枕而臣乐业,道蔽天地,德极万世矣。
夫人主不寒隙穴而劳力于赭垩,暴雨疾风必坏。不去眉睫之祸而慕贲、育之死,不谨萧墙之患而固金城于远境,不用近贤之课而外结万乘之交于千里,飘风一旦起,则贲、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祸莫大于此。当今之世,为人主忠计者,必无使燕王说鲁人,无使近世慕贤于古,无思越人以救中国溺者。如此,则上下亲,内功立,外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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