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下学期历史第一单元第一课。隋炀帝为什么要开通运河???请知道答案得人告诉我!!谢谢!!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南北交通,便于从富庶的江南搜刮更多的财物。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经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广大地区,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举世闻名的大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的统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开凿无疑对隋朝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隋炀帝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残暴无比,这也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加速了隋朝灭亡.
开凿大运河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大部分粮食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陆路运输,运量小,速度慢,费用大,无法满足需要。而我国主要河流大多为东西走向,开通南北运河,利用水力运输,已是势在必行。其次,隋灭陈后,需要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不可否认,隋炀帝想坐龙舟游江南也是开凿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隋文帝统治二十余年使隋朝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则为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隋朝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古代世界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人评论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历史上,大运河曾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中国交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它自北而南穿过的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都是物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区。沿岸的北京、天津、德川、徐州、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杭州等众多的城市,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运河之滨。大运河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和工程技术专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又一象征。杨广(604年—618年在位)“修通运河”、“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
登基前完成祖国统一(一统江山)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
一、下令修建完成大运河(修通运河)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
二、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近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隋炀帝在这次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另一首隋炀帝写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足以显示他的文采。“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此外隋朝还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有些现代人看唐朝疆域的看法,隋朝的疆域比唐朝大。
三、开创科举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四、开发西域
隋炀帝向四处用兵扩张的野心从即位第一年就激发出来了。这年,北方的契丹族侵扰营州,被隋炀帝派出的将领韦云起击败,这使杨广用兵的信心倍增。两年之后,杨广开始大规模地开发经营西域。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后来,裴矩上疏主张开发经营西域,这激发了隋炀帝建立像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样功绩的强烈欲望。但是,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好大喜功,贪慕虚荣,白白地浪费了国家巨大的财富。
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但隋炀帝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本来,和西域的贸易应该是双方互利的,但在隋炀帝朝贡式贸易的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向西域炫耀隋朝的富有,所以隋朝基本上是赔钱的。在西域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的赏赐。本应给百姓带来好处和幸福生活的经营西域,结果使国家耗费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而负担巨增。
公元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国财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来朝贺,面子赚足了,钱也赔老了。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然后给你丰厚的金银珠宝赏赐。"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
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
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
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
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ǔ驴晌罚?
宋金
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佑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据说是为了游玩为了方便游玩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南北交通,便于从富庶的江南搜刮更多的财物。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经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广大地区,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举世闻名的大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的统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开凿无疑对隋朝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隋炀帝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残暴无比,这也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加速了隋朝灭亡.
开凿大运河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大部分粮食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陆路运输,运量小,速度慢,费用大,无法满足需要。而我国主要河流大多为东西走向,开通南北运河,利用水力运输,已是势在必行。其次,隋灭陈后,需要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不可否认,隋炀帝想坐龙舟游江南也是开凿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隋文帝统治二十余年使隋朝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则为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隋朝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古代世界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人评论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历史上,大运河曾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中国交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它自北而南穿过的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都是物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区。沿岸的北京、天津、德川、徐州、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杭州等众多的城市,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运河之滨。大运河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和工程技术专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又一象征。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南北交通,便于从富庶的江南搜刮更多的财物。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经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广大地区,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举世闻名的大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的统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开凿无疑对隋朝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隋炀帝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残暴无比,这也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加速了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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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凿大运河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大部分粮食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陆路运输,运量小,速度慢,费用大,无法满足需要。而我国主要河流大多为东西走向,开通南北运河,利用水力运输,已是势在必行。其次,隋灭陈后,需要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不可否认,隋炀帝想坐龙舟游江南也是开凿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隋文帝统治二十余年使隋朝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则为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隋朝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古代世界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人评论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历史上,大运河曾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中国交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它自北而南穿过的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都是物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区。沿岸的北京、天津、德川、徐州、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杭州等众多的城市,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运河之滨。大运河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和工程技术专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又一象征。为了方便游玩据说是为了游玩"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
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
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
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
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ǔ驴晌罚?
宋金
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佑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杨广(604年—618年在位)“修通运河”、“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
登基前完成祖国统一(一统江山)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
一、下令修建完成大运河(修通运河)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
二、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近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隋炀帝在这次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另一首隋炀帝写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足以显示他的文采。“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此外隋朝还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有些现代人看唐朝疆域的看法,隋朝的疆域比唐朝大。
三、开创科举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四、开发西域
隋炀帝向四处用兵扩张的野心从即位第一年就激发出来了。这年,北方的契丹族侵扰营州,被隋炀帝派出的将领韦云起击败,这使杨广用兵的信心倍增。两年之后,杨广开始大规模地开发经营西域。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后来,裴矩上疏主张开发经营西域,这激发了隋炀帝建立像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样功绩的强烈欲望。但是,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好大喜功,贪慕虚荣,白白地浪费了国家巨大的财富。
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但隋炀帝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本来,和西域的贸易应该是双方互利的,但在隋炀帝朝贡式贸易的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向西域炫耀隋朝的富有,所以隋朝基本上是赔钱的。在西域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的赏赐。本应给百姓带来好处和幸福生活的经营西域,结果使国家耗费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而负担巨增。
公元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国财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来朝贺,面子赚足了,钱也赔老了。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然后给你丰厚的金银珠宝赏赐。初一下学期历史第一单元第一课。隋炀帝为什么要开通运河???请知道答案得人告诉我!!谢谢!!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南北交通,便于从富庶的江南搜刮更多的财物。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经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广大地区,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举世闻名的大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的统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开凿无疑对隋朝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隋炀帝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残暴无比,这也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加速了隋朝灭亡.
开凿大运河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大部分粮食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陆路运输,运量小,速度慢,费用大,无法满足需要。而我国主要河流大多为东西走向,开通南北运河,利用水力运输,已是势在必行。其次,隋灭陈后,需要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不可否认,隋炀帝想坐龙舟游江南也是开凿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隋文帝统治二十余年使隋朝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则为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隋朝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古代世界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人评论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历史上,大运河曾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中国交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它自北而南穿过的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都是物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区。沿岸的北京、天津、德川、徐州、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杭州等众多的城市,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运河之滨。大运河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和工程技术专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又一象征。开凿大运河是为了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加强南北交通,便于从富庶的江南搜刮更多的财物。大运河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河流,经过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和浙江的广大地区,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是举世闻名的大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凿对中国的统一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从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大运河的开凿无疑对隋朝当时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开凿大运河的过程中,隋炀帝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残暴无比,这也加深了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加速了隋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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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凿大运河是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首先,隋朝的政治中心在北方,而大部分粮食要依靠江淮地区供应。依靠陆路运输,运量小,速度慢,费用大,无法满足需要。而我国主要河流大多为东西走向,开通南北运河,利用水力运输,已是势在必行。其次,隋灭陈后,需要加强对江南的控制。隋炀帝开通大运河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王朝对全国的统治”。不可否认,隋炀帝想坐龙舟游江南也是开凿运河的动机之一。而隋文帝统治二十余年使隋朝的经济实力迅速增强,则为隋炀帝开通大运河提供了充分的物质条件。隋朝大运河,与长城一样是古代世界最雄伟的工程之一。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的交流,巩固了国家统一的局面。人评论大运河说:“天下转漕,仰此一渠。”大运河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47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历史上,大运河曾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对中国交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都起过重要的作用。它自北而南穿过的华北平原、长江三角洲等都是物产富饶、经济发达的地区。沿岸的北京、天津、德川、徐州、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和杭州等众多的城市,犹如一颗颗灿烂的明珠,镶嵌在运河之滨。大运河是中国历代劳动人民和工程技术专家改造自然的智慧和劳动的结晶,是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又一象征。为了方便游玩据说是为了游玩"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
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
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
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
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
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溯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
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隋唐
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回洛仓(回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ǔ驴晌罚?
宋金
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佑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杨广(604年—618年在位)“修通运河”、“西巡张掖”、“开创科举”、“开发西域”可以概括他一生所为。
登基前完成祖国统一(一统江山)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
一、下令修建完成大运河(修通运河)
隋炀帝下令开挖修建南北“大运河”,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连接起来。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
二、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
公元605年(大业元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4万余人。隋朝阻止拖延了契丹的崛起强大。
公元608年(大业四年),隋炀帝派军灭了吐谷浑。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并实行郡县制度管理。使之归入中国统治之下。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
公元609年(大业五年),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近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史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这是举世创举。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隋炀帝在这次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另一首隋炀帝写的《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足以显示他的文采。“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
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此外隋朝还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有些现代人看唐朝疆域的看法,隋朝的疆域比唐朝大。
三、开创科举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员。隋炀帝时,正式设立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科举制的创立是封建选官制度的一大进步: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起到抑制门阀的作用;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四、开发西域
隋炀帝向四处用兵扩张的野心从即位第一年就激发出来了。这年,北方的契丹族侵扰营州,被隋炀帝派出的将领韦云起击败,这使杨广用兵的信心倍增。两年之后,杨广开始大规模地开发经营西域。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后来,裴矩上疏主张开发经营西域,这激发了隋炀帝建立像秦始皇和汉武帝那样功绩的强烈欲望。但是,隋炀帝所做的却是赔本的买卖。好大喜功,贪慕虚荣,白白地浪费了国家巨大的财富。
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但隋炀帝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本来,和西域的贸易应该是双方互利的,但在隋炀帝朝贡式贸易的思想指导下,主要是向西域炫耀隋朝的富有,所以隋朝基本上是赔钱的。在西域商人走的时候,还要给予很多的赏赐。本应给百姓带来好处和幸福生活的经营西域,结果使国家耗费巨额钱财,百姓也因此而负担巨增。
公元610年的正月,隋炀帝在洛阳用大演百戏来招待西域商人,前后达一个月之久。洛阳的店铺都用帷帐装饰,让西域的商人们免费吃饭,免费住宿。隋炀帝用巨额国财赚取虚有的名声,用钱引诱西域各国商人和使者来朝贺,面子赚足了,钱也赔老了。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朝贡贸易,小国来朝拜,我得到高高在上的荣誉,然后给你丰厚的金银珠宝赏赐。隋炀帝的功业:
一、亲自指挥完成祖国统一(一统江山)
公元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强盛的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陈国绝对不是什么小国,也绝对不弱。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当时人们认为“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为南北……”当年苻坚百万大军都没有突破长江天堑。可见这是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可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而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在公元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来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自此南北朝之后和北方隔离多年的江南才始归顺中央,更使得之后唐朝在南方的统治得以顺利进行。公元600年,北上击败突厥进犯。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隋书》赞曰:杨广“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20岁的杨广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结束了上百年来中国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中国三、四百年的战乱时代。从此中国进入了和平、强盛的时代。这要比李世民指挥部队平定各路农民起义与割据的小军阀要战功卓著。隋炀帝杨广功劳盖世!!!
二、修建畅通国家命脉(修通运河)、(修建东都)
隋文帝杨坚曾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公元604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征发百万士兵和夫役,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大业四年(公元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以供辽东之需。公元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在江苏的镇江)到达余杭(现在浙江杭州)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在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大运河以余杭、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是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隋炀帝在修运河同时,运河两岸筑起御道,种上杨柳树。从长安到江都,沿途建造离宫40多处,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大运河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的物资能够顺利地到达当时的洛阳和长安,在有利于军事和政治的同时,南北方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有力的加强。唐朝文学家皮日休说,运河“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如此浩大的工程,利于千功万代。大运河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长城对于中国更重要。大运河连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接了两个文明。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体。修建大运河是凝聚中国之举。满足了将已成为全国经济中心的长江流域同仍是政治中心的北方连接起来的迫切需要。“大运河”的修建使中国水运畅通、发达,为中国后世的繁荣富强打下了牢固坚实的基础。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隋炀帝为中国后代子孙万代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他对中国的功绩是不朽的、是很难有人比拟的……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劳民伤财导致灭国。如此浩大的工程谁修建都不讨好,谁建都会伤国体。有谁敢修建如此浩大的工程?还有谁敢做如此大的手笔?大概只有气魄同样浩大的千古一帝秦始皇了。文史专家顾一平先生说,大运河凝聚着决策人隋炀帝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和敢办前人不敢办的大事的自信和决心。唐朝文学家皮日休在《汴河怀古》中说:“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唐人拿杨广和大禹来比,足以说明唐人对炀帝修运河的功绩是万分明了的。事过几百年到了宋朝时候发大水的时候这条千里隋堤还救了成千上万家人的性命。王安石在《白日不照物》诗中云:“隋堤散万家,乱若春蚕箔。”隋炀帝开创的南北大运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丰功伟业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是后代造史者想诋毁所掩盖不住的。因为它的存在就是铁证,不像其它原始史料被销毁了。
三、亲自开拓疆土畅通丝绸之路(西巡张掖)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亲征吐谷浑,吐谷浑故地皆空,大隋拓地数千里。吐谷浑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皆为隋有。炀帝在吐谷浑故地置西海(今青海湖西)、河源(今青海兴海东南)、鄯善(今新疆若羌)、且末(今新疆且末南)四郡,西海郡就设置在吐谷浑故都伏俟城。炀帝命令把隋朝天下所有犯轻罪的人移居到吐谷浑故地居住戍边,并发西方诸郡运粮以供给之。命刘权率军镇守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大隋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实行郡县制度管理,这是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地方。《隋书食货志》:“帝亲征吐谷浑,破之于赤水。慕容佛允委其家属,西奔青海。于是置河源郡、积石镇。又于西域之地置西海、鄯善、且末等郡。谪天下罪人,配为戍卒,大开屯田,发西方诸郡运粮以给之。”
隋炀帝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因为西部自古大漠边关、自然条件环境恶劣,隋炀帝还曾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此峡谷海拔三千多米,终年温度在零度以下。士兵冻死大半,随行官员也大都失散。隋炀帝也狼狈不堪,在路上吃近苦头。隋炀帝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其意义重大。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隋炀帝一人。隋炀帝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进一步促成了甘肃、青海、新疆等大西北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北史西域列传》:“隋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镇。”(唐朝人写史难免有贬低言语)
隋炀帝到达张掖之后,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使臣纷纷前来朝见,表示臣服。各国商人也都云集张掖进行贸易。隋炀帝亲自打通了丝绸之路,加强中原与西方的各个方面的联系与交往。这是千古名君才能有的功绩。为炫耀中华盛世,隋炀帝杨广在古丝绸之路举行了万国博览会。游人及车马长达数十百里,这是举世创举。由于丝绸之路的畅通,不仅使张掖的国际贸易市场更加繁荣昌盛,还促进了中原一带贸易市场的兴起和发展,如关中的歧州(今陕西凤翔)、京师长安、东都洛阳等。从此,西域的高昌、焉香、龟兹、疏勒、于阗、康国、安国、米国、吐火罗等国家的商贾使者来往于长安、洛阳一带,络绎不绝。负责西域事物的裴世矩在《西域图记》中说:”伊吾(今哈密)、高昌(今吐鲁番),鄯善(今若羌),亚西域之门户也。总溱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隋炀帝派遣薛世雄在西域伊吾国内修建一座“新伊吾城”,罢州置郡,敦煌又为敦煌郡。隋代在莫高窟开凿了大批的石窟,敦煌地区甚至还出土了一些隋皇室成员的写经,可见隋王朝对西域的重视。隋炀帝还派司隶从事杜行满出使西域,从安国带回五色盐。又派云骑尉李昱出使波斯,回国时,波斯的使者、商人也随至中原。炀帝之前,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只有南北两道。隋炀帝时期不仅以前的道路更加畅通,而且新增一道,即新北道。这样,隋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条:北道(又叫新北道),出自敦煌至伊吾,经蒲类、铁勒部,度今楚河、锡尔河而达西海;中道(汉代的北道),出敦煌至高昌,经焉耆、龟兹、疏勒,越葱岭,再经费尔干纳、乌拉提尤别等地而至波斯;南道,出敦煌自鄯善,经于阗、朱俱波、渴盘陀,越葱岭,再经阿富汗、巴基斯坦而至印度各地。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台小子智,先圣之所营。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这是隋炀帝在这次西巡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隋炀起敝,风骨凝然。隋炀从华得素,譬诸红艳丛中,清标自出。隋炀帝一洗颓风,力标本素。古道于此复存。”
《剑桥中国隋唐史》:“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
炀帝《野望》:“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斜阳欲落处,一望黯销魂。”《春江花月夜》:“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王夫之评曰:“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朱乾云:“隋炀自负才高,今观此词,未见其必亡国。如“暮江平不动”,即唐人能手,无以过之。”“能作雅正语,比陈后主胜之。”,“隋炀诗文远宗潘、陆,一洗浮荡之言。惟录事研词,尚近南方之体。”郑振铎对炀帝诗文创作才华揄扬不已:“(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夫之评隋炀帝《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隋炀帝《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可谓七律之祖。隋炀帝的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隋炀帝的诗歌地位不可小视,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在百年陈梁诗音靡靡之中,恢复汉民族的诗歌的风骨与精神实属难得。可以说他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济苍生”“安社稷”一直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精神他可谓唐诗之祖。
隋炀帝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我国威、畅通丝路。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政府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隋炀帝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此外隋文帝时期已经把强大的突厥分裂成东突厥与西突厥两部,并在和东突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说:“在炀帝全盛时期,西突厥人对他似乎是一个次要问题,一个以少量代价即能为中原帝国所用的累赘。”这也为以后唐太宗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有些现代人看唐朝疆域的看法,隋朝的疆域竟比唐朝大。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的。《隋书》记载道:“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靺鞨、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靺鞨、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四、重视教育、寻求典籍、开创科举、修订法律(改革创新)
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我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隋炀帝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隋炀帝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炀帝时的着名地理学家裴世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蒐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三卷。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著28,4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469卷,可惜这些图书大部分也难逃战火……如果杨广整理编辑收藏的这些书都留存到现在,那他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帝王。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杨广创建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科举制,开设进士科,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炀帝杨广更注重个人品质的选拔人才的政策,为初唐培养了大批的强毅正直的人才。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魏、周官不得为荫。”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这无疑是异常高明的创举,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但这也触动了门阀大族的利益,为日后门阀大族的反叛埋下了祸根,有时候过于超前开明的举措也不是什么好事……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隋炀帝颁《大业律》。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胡戟教授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隋炀帝)多半也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我们还可以说,隋炀帝做过的事,唐太宗多半也做了,但是唐太宗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前期富庶,然而,秦始皇、唐太宗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世唾骂的恶名。”
《剑桥中国隋唐史》这样评价隋炀帝:“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在中国的帝王中,他决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
尽管arthurwright说:“(杨广)既被视为典型的亡国昏君,在一大团歪曲的历史记载和传奇性道听途说之下,今人即想窥测此人的真实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见其一二。”但是他所建立的功业是不朽的,大运河、科举制度无不影响深远,造福于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