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国父"，一辈子叱咤风云！当时代大潮悄悄退去的时候，留下来让后人反思的点点滴滴，只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看孙中山...从百年前就注定了中国只能有中国党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缺不再重要...****+****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
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重组国民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会上，孙中山宣誓就任党总理，并公布了亲手拟定的《党章》。明确表示一个国家必须只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只有一个党总理。一党必须****。党员必须宣誓，坚决听从党总理的安排。孙中山还宣布了一条不容商议的组织原则："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孙中山）一人，毫无疑义而后可。"《誓约》说："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新党成立，黄兴及老一批革命党元老拒绝加入。他们一致反对入党必须按手印，立誓词，绝对服从党总理命令，认为这有背"平等自由精神"原则。
早在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国民党掌握****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历史挺会捉弄人：袁氏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文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再加上"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也就是说，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是绝对不容其他国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考量其实质，这是把中国降为附属国的盟约。
从头开始的错误，政治人物的忠贞值的怀疑。
在孙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革命之导师"、"共和"和"****"的象征，党员若想"再举革命"，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他，"如众星之拱北辰"，"如江汉之宗东海"（《陈其美致黄兴书》），按照他的指挥棒跳舞。孙中山既把自己神圣化，错估了自己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又低估了党员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性，企图把个****威建立在强制党员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之上。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杰出的领袖人物，但领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党员群众，而以贵族态度对待他们，就必将一事无成。
对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黄兴等一批革命元勋进行了坚决抵制。
黄兴认为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时宜的，"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致黄兴书》）黄兴在写给孙中山和刘承烈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复孙中山书》）
惟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诚如来示所谓"人生以精神贯注而立，大事一线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复刘承烈书》）
黄兴断言二次革命"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国民党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光大"素来所抱之主义"，依靠本党骨干，团结"异党之有爱国心者"，"计画久远，分道进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黄兴还表示，"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坚持"平等自由主义"，反对袁世凯式的********。
黄兴信奉卢梭的《民约论》，赞赏其关于权威和自由****的关系的论述。卢梭认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真正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立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黄兴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制度，而孙中山却抛弃了****原则，企图在剥夺党员自由平等权利、实行********的基础之上树立个****威，结果不仅侵害了党员的平等自由权利，导致党的****，而且损害了个人声誉和革命事业。正如黄兴所说：由于"此不妥之章程"，使"吾党中****，于孙先生名誉有碍，党务亦因而不能统一，于国家前途亦有莫大关系"（《与梅培的谈话》）。
由此可见，孙黄关于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修正和坚持他们曾经共同倡导的"平等自由主义"之争。“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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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在汉阳督师，兵败后东下上海，武昌诸将对他大为不满，但他们对孙中山尚无怨望。然而临时政府内阁中“次长取实”，几乎清一色同盟会人。除了黎元洪被举为副总统之外，首义诸将无一人进入内阁。章太炎说孙武到南京活动陆军次长不成，怀恨而去，从此心生怨望。张继评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说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
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到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83〕。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其中恐怕也包含了他本人之所以立党的原因：“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84〕当然，孙武热衷权位，本身品格就很成问题，即使让其如愿，历史恐怕也未必有大的不同。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有临时政府设北京之议，包括同盟会籍的议员李肇甫等都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议案已经通过。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以为然。孙中山主张依法交付复议，黄兴则大为责怪同盟会员不应有异议。邓家彦回忆说：“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85〕吴玉章也回忆到，2月15日早晨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86〕最后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决定定都南京，而章太炎等反对之声已响彻全国。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长之处”，“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87〕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黄兴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88〕张继回忆说，当时孙中山诸事由黄兴做主，开会时孙中山只是偶尔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辈则称只有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比如广西巡抚出身的沈秉堃，口必称“克老”〔89〕。沈秉堃在广西被推为都督，受到带兵的副都督陆荣廷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到南京找到同乡黄兴，被任命为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又被推为国民党参议。其他如李书城等亲信部下也多称黄兴为“克公”。
胡汉民回忆说：“克强以三月二十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明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謇〕、汤〔寿潜〕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90〕
熊希龄批评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导致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发生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为此，李书城致电熊：“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最后乃由克公毅然取消。当时鄙人亦有所赞助，公所言适与相反”〔91〕)。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汤寿潜等更愿意和黄兴打交道是事实，说黄兴被旧立宪派人物的水平、能力所折服，似乎太简单了一些。何况当革命告成，重视建设也没什么不对(说黄兴念旧倒是对的，他对杨度、胡瑛都是如此。临终之时，他交代几件事也多与故友有关，如他要同志照顾胡瑛生活，为宋教仁修墓等。“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有真性情、仗义的一面，是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袁世凯曾将黄兴、宋教仁看作英雄，谭人凤有言“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92〕。1912年秋天，孙、黄先后进京，袁世凯以袁、黎、孙、黄四人的名义公布所谓八大政纲，实际都只是些泛泛而列的原则，对袁氏没有任何约束力。孙、黄之所以爽快同意，无非是想感化袁，使其能效忠民国，所以表面上对袁有所敷衍。袁当时也说：“必我等四人携手料理天下事，则无不可为矣。”他一度还有合组“救国社”的说法〔93〕。
国民党成立时，唐绍仪提议请袁世凯入党，孙中山愿做介绍人，黄兴等也都表示赞同。当黄兴劝袁世凯入党时，赵秉钧、梁士诒、范源廉、熊希龄等都表示赞成，反对者则认为袁氏不如自组一党。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终于未成为事实，但赵秉钧内阁大部分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则成为当时政坛“佳话”，这可以说是黄兴的“作品”。黄兴进京与袁氏见面，再三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为后盾，他提出邀请全体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与闻其议”)，袁世凯“极以为然”。10月4日黄兴、陈英士在离京南下前夕，在六国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黄兴致辞时特别公开宣布：“尝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表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94〕黄兴对此深感兴奋，以为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中山也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赞扬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谭人凤后来批评道，如果说请张謇、程德全入党还可以理解，那么梁士诒、赵秉钧、朱启钤不过袁夹袋中人，思想政见相区何止千里？请他们入党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有人甚至说，黄兴是革命实行家，劝人入党也用革命强迫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英而不雄”的宋教仁看得就比较清楚，他把这个内阁仍然看成是“袁派内阁”，而不是政党内阁。黄远生当时发表评论称“宋派之颇能讲究严格的政治理论”，并说有人说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黄兴主张内阁政党，“黄系、宋系之说，诚为不诬者”〔95〕。即使如此，黄远生也肯定黄兴“朴直之热诚”，对其人格钦佩不已。
1912年9月13日，黄兴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自己与袁世凯晤谈两次，“均情意欣洽”。其实，不独黄兴，孙中山也是差不多。曾采访过孙中山的黄远生从1912年9月5日到10日一连发表四篇《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其中他与孙中山有这样一番问答：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何如？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96〕
直到1913年初，在“宋案“发生前道路传闻国民党要推黄兴为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孙中山在日本还为袁“游说”。他表示自己已坚决辞去总统候选人，国民党人必推黄兴，但黄兴终必力辞，“此事终不能不烦袁世凯君”。因此，如果不是“宋案”，孙、黄那时未必会与袁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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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ul.book.sina.com.cn/y/2005-08-23/1725139536.html
看看这个吧孙中山，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国父"，一辈子叱咤风云！当时代大潮悄悄退去的时候，留下来让后人反思的点点滴滴，只为从另一个角度看看孙中山...从百年前就注定了中国只能有中国党而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缺不再重要...****+****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特色吧....
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重组国民党，改名为"中华革命党"。会上，孙中山宣誓就任党总理，并公布了亲手拟定的《党章》。明确表示一个国家必须只有一个政党，一个政党只有一个党总理。一党必须****。党员必须宣誓，坚决听从党总理的安排。孙中山还宣布了一条不容商议的组织原则："是以此次重组革命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孙中山）一人，毫无疑义而后可。"《誓约》说："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新党成立，黄兴及老一批革命党元老拒绝加入。他们一致反对入党必须按手印，立誓词，绝对服从党总理命令，认为这有背"平等自由精神"原则。
早在30年代初，后来任《大公报》总编辑的著名报人王芸生就在其名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中，全文公布了孙文1914年5月11日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信。这封信有四个要点：
1，中国对日本，可以起到比印度之于英国更大的作用。孙文说："英国之区区三岛，非甚广大，然人莫不知其国力膨胀日加者，以其得印度之大陆，为母国之大市场，世界列强始莫能与争。日本之发展已尽，殆无回旋之余地，中国则地大物博，尚未开发。今日本如英国之于印度，无设兵置守之劳费，而得中国之大市场，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提供给日本比印度这块殖民地之于英国更廉价和利益更大的作用。具体说来是内政、外交、军事、实业、司法等等均靠日本帮助，且"可开放中国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日本制造品销入中国者免税，中国原料输入日本者亦免税。"
国民党掌握****之目的未达到之前，中国不可能安定。信中的原话是："夫惟民党握中国之政柄，而后中国始有治安可言也。"民党"抱有主义，为求其之必达，生死以之......民党之志一日不伸，即中国一日不能安"。
日本能助革命党，则有大利"，所以要敢于超越常规，帮助国民党。孙文坦言"中国革命党事前无一强国以为助，其希望亦难达到"，但"助一国之民党，而颠覆其政府，非国际上之常例。然古今惟非常之人，乃能为非常之事，成非常之功，窃意阁下乃非常之人物，今遇非常之机会，正阁下大焕其经纶之日也。"
历史挺会捉弄人：袁氏庆幸力争幸免的条款，却被孙文主动送给日本人了。他草拟的《中日盟约》规定："为便于中日协同作战，中华所用之海陆军兵器、弹药、兵具等，宜采用与日本同式。""与前项同一之目的，若中华海陆军聘用外****人时，宜主用日本军人。""使中日政治上提携之确实，中华政府及地方公署若聘用外国人时，宜主用日本人。"而在经济领域，从事关经济命脉的金融到矿山和铁路、航运亦交由日本控制，"宜设中日银行及其支部于中日之重要都市。""中华经营矿山，铁路及沿岸航路，若要外国资本，或合办之必要时，可先商日本，若日本不能应办，可商他国。"再加上"属于前各项范围内之约定而未经两国外交当局者或本盟约记名两国人者之认诺，不得与他者缔结。"也就是说，以上政治、军事、经济上的种种特权是绝对不容其他国家染指的。此外，在外交上中国也不能独立行事，"中日两国既相提携，而他外国之对于东亚重要外交事件，则两国宜互先通知协定。"考量其实质，这是把中国降为附属国的盟约。
从头开始的错误，政治人物的忠贞值的怀疑。
在孙中山心目中，他是革命的"唯一（崇高伟大）之领袖"、"革命之导师"、"共和"和"****"的象征，党员若想"再举革命"，就必须"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他，"如众星之拱北辰"，"如江汉之宗东海"（《陈其美致黄兴书》），按照他的指挥棒跳舞。孙中山既把自己神圣化，错估了自己在革命进程中的历史定位，又低估了党员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性，企图把个****威建立在强制党员绝对服从甚至盲从之上。殊不知革命固然需要杰出的领袖人物，但领袖人物倘若不信任和依靠党员群众，而以贵族态度对待他们，就必将一事无成。
对于孙中山的这种态度和做法，黄兴等一批革命元勋进行了坚决抵制。
黄兴认为孙中山要求党员宣誓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是不合时宜的，"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致黄兴书》）黄兴在写给孙中山和刘承烈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弟自抵日以来，外察国势，内顾党情，鉴失败之主因，思方来之艰巨，以为此次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试翻中外之历史，推天演之公例，未有正义不伸者，是最后之胜利，终归之吾党，今吾党既握有此胜算，若从根本上做去，本吾党素来所抱之主义发挥而光大之，不为小暴动以求急功，不作不近情言以骇流俗，披心剖腹，将前之所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尽披露于国民之前，庶吾党之信用渐次可以恢复。又宜宽宏其量，受壤纳流，使异党之有爱国心者有所归向。夫然后合吾党坚毅不拔之士，学识优秀之才，历百变而不渝者，组织干部，计画久远，分道进行，事有不统一者，未之有也。若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窃恐功未成而人已攻其后，况更以权利相号召者乎？数月来，弟之不能赞成先生者以此。……弟自闻先生组织会时，即日希望先生日加改良，不愿先生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复孙中山书》）
惟兴素性迂拙，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虽以人之如何毁伤，亦不稍为之动。诚如来示所谓"人生以精神贯注而立，大事一线到底而成"，此堪自慰者。至于欲反对自己十余年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不惜以权利相号召，效袁氏之所为，虽爱我如兄，兴亦不敢从兄之后。（《复刘承烈书》）
黄兴断言二次革命"乃正义为金钱、权力一时所摧毁，非真正之失败"，国民党只要总结经验教训，发扬光大"素来所抱之主义"，依靠本党骨干，团结"异党之有爱国心者"，"计画久远，分道进行"，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黄兴还表示，"主义所在，不敢变换手段以苟同"，坚持"平等自由主义"，反对袁世凯式的********。
黄兴信奉卢梭的《民约论》，赞赏其关于权威和自由****的关系的论述。卢梭认为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真正合法的权威只有一种，即建立在人们自由之上的权威。自由意味着****。****的制度是惟一可以既建立权威又不丧失自由的制度。黄兴所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制度，而孙中山却抛弃了****原则，企图在剥夺党员自由平等权利、实行********的基础之上树立个****威，结果不仅侵害了党员的平等自由权利，导致党的****，而且损害了个人声誉和革命事业。正如黄兴所说：由于"此不妥之章程"，使"吾党中****，于孙先生名誉有碍，党务亦因而不能统一，于国家前途亦有莫大关系"（《与梅培的谈话》）。
由此可见，孙黄关于中华革命党组党原则之争，实质上是修正和坚持他们曾经共同倡导的"平等自由主义"之争。“雄而不英”：黄兴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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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在汉阳督师，兵败后东下上海，武昌诸将对他大为不满，但他们对孙中山尚无怨望。然而临时政府内阁中“次长取实”，几乎清一色同盟会人。除了黎元洪被举为副总统之外，首义诸将无一人进入内阁。章太炎说孙武到南京活动陆军次长不成，怀恨而去，从此心生怨望。张继评论辛亥革命失败原因时也说没有任孙武为陆军次长是因小失大，致使孙武与
首义诸将拥戴黎元洪，另组民社，武汉俨然与南京对峙，然后被袁世凯利用。到1913年6月25日，章太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还认定，之所以导致“天下汹汹，党争如水火者”，就是自黄兴不重用孙武开始的〔83〕。章在1913年写给上海国民党的信中说得更坦白，其中恐怕也包含了他本人之所以立党的原因：“既而武汉倡义，稍有权利之争，地位有殊，遂分政党，条件未异，门户各分，昔之弟兄，今为仇敌。致令奸人乘间，坐拥高权，天下汹汹，徒以黄克强、孙尧卿二公之反目耳，衅隙已成，弥缝无术。”〔84〕当然，孙武热衷权位，本身品格就很成问题，即使让其如愿，历史恐怕也未必有大的不同。
1912年2月14日，参议院有临时政府设北京之议，包括同盟会籍的议员李肇甫等都主张建都北京。经过激烈辩论，议案已经通过。孙中山、胡汉民、黄兴不以为然。孙中山主张依法交付复议，黄兴则大为责怪同盟会员不应有异议。邓家彦回忆说：“黄兴尤怒不可遏，两手插入军服口袋中，踱来踱去……〔说〕：‘政府决不为此委屈之手续，议院自动翻案，尽于今日；否则吾将派宪兵入院，缚所有同盟会会员去！’”〔85〕吴玉章也回忆到，2月15日早晨黄兴对他说：“过了十二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86〕最后参议院以十九票对八票复议决定定都南京，而章太炎等反对之声已响彻全国。
谭人凤评价黄兴待人接物“有一种休休之容，蔼蔼之色，能令人一见倾心”，认为这是他“生平最长之处”，“而其最短之处，则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无怪乎誉满天下而事业终不能成也。惜哉！”〔87〕
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的几个月中，黄兴以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军事全权，集于一身，虽无内阁之名，实各部之领袖也”。“各部之组织，则采纳克强意见。”〔88〕张继回忆说，当时孙中山诸事由黄兴做主，开会时孙中山只是偶尔参加，“仅坐会场前列，并未特置台上座位。而诸同志仍呼为‘先生’，甚少呼大总统者，气度使然，并非有人教之也”。而一般趋炎附势之辈则称只有三十八岁的黄兴为“克老”，比如广西巡抚出身的沈秉堃，口必称“克老”〔89〕。沈秉堃在广西被推为都督，受到带兵的副都督陆荣廷排挤，以带兵援鄂的名义离开桂林，到南京找到同乡黄兴，被任命为留守府高等顾问和国民捐督办，又被推为国民党参议。其他如李书城等亲信部下也多称黄兴为“克公”。
胡汉民回忆说：“克强以三月二十九之役及汉阳督师，声明洋溢于党内外。顾性素谨厚，而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骤与立宪派人遇，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其为进步欤？抑退步欤？克强不自知也。既引进张〔謇〕、汤〔寿潜〕为收缙绅之望，杨度、汤化龙、林长民等，方有反革命嫌疑，亦受克强庇护。而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90〕
熊希龄批评黄兴“于政治少所经验”，导致第一次主张建都南京而北方发生兵变，第二次主张国务员拥兵北上，而苏州又兵变(为此，李书城致电熊：“克公之政治经验如何，鄙人不能尽知，至国务员带卫兵北上，系当时唐总理在南京与众拟之辞，最后乃由克公毅然取消。当时鄙人亦有所赞助，公所言适与相反”〔91〕)。辛亥革命时期，张謇、汤寿潜等更愿意和黄兴打交道是事实，说黄兴被旧立宪派人物的水平、能力所折服，似乎太简单了一些。何况当革命告成，重视建设也没什么不对(说黄兴念旧倒是对的，他对杨度、胡瑛都是如此。临终之时，他交代几件事也多与故友有关，如他要同志照顾胡瑛生活，为宋教仁修墓等。“无情未必真豪杰”，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有真性情、仗义的一面，是其人格魅力之所在)。
袁世凯曾将黄兴、宋教仁看作英雄，谭人凤有言“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92〕。1912年秋天，孙、黄先后进京，袁世凯以袁、黎、孙、黄四人的名义公布所谓八大政纲，实际都只是些泛泛而列的原则，对袁氏没有任何约束力。孙、黄之所以爽快同意，无非是想感化袁，使其能效忠民国，所以表面上对袁有所敷衍。袁当时也说：“必我等四人携手料理天下事，则无不可为矣。”他一度还有合组“救国社”的说法〔93〕。
国民党成立时，唐绍仪提议请袁世凯入党，孙中山愿做介绍人，黄兴等也都表示赞同。当黄兴劝袁世凯入党时，赵秉钧、梁士诒、范源廉、熊希龄等都表示赞成，反对者则认为袁氏不如自组一党。袁世凯加入国民党终于未成为事实，但赵秉钧内阁大部分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则成为当时政坛“佳话”，这可以说是黄兴的“作品”。黄兴进京与袁氏见面，再三表示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府，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党为后盾，他提出邀请全体国务人员加入国民党(孙中山也“与闻其议”)，袁世凯“极以为然”。10月4日黄兴、陈英士在离京南下前夕，在六国饭店举行告别宴会。黄兴致辞时特别公开宣布：“尝与袁总统一再熟商，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袁总统极表赞成。后又商诸国务员，亦均表同情。”〔94〕黄兴对此深感兴奋，以为大有助于民国前途。孙中山也在上海国民党欢迎会中赞扬此举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国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嗣后国民党同志当以全力赞助政府及袁总统。”(谭人凤后来批评道，如果说请张謇、程德全入党还可以理解，那么梁士诒、赵秉钧、朱启钤不过袁夹袋中人，思想政见相区何止千里？请他们入党岂非“咄咄怪事”)所以，有人甚至说，黄兴是革命实行家，劝人入党也用革命强迫手段。
在这个问题上“英而不雄”的宋教仁看得就比较清楚，他把这个内阁仍然看成是“袁派内阁”，而不是政党内阁。黄远生当时发表评论称“宋派之颇能讲究严格的政治理论”，并说有人说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黄兴主张内阁政党，“黄系、宋系之说，诚为不诬者”〔95〕。即使如此，黄远生也肯定黄兴“朴直之热诚”，对其人格钦佩不已。
1912年9月13日，黄兴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自己与袁世凯晤谈两次，“均情意欣洽”。其实，不独黄兴，孙中山也是差不多。曾采访过孙中山的黄远生从1912年9月5日到10日一连发表四篇《记者眼光中之孙中山》，其中他与孙中山有这样一番问答：
〔问〕究竟先生对于袁总统之批评何如？
〔答〕他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
〔问〕他的新知识、新思想，恐怕不够么？
〔答〕他是很清楚的，像他向来没有到过外国的人，能够这么清楚总算难得的。
〔问〕他有野心没有？
〔答〕那是没有的，他不承认共和则已，既已承认共和，若是一朝反悔，就将失信于天下，外国人也有不能答应的。除非他的兵不特能够打胜全国，并且能抵抗外国，才能办到。这是怎么能够的事情。况且现在已经号令不行于地方，他若改变宗旨，于他有什么利益呢？〔96〕
直到1913年初，在“宋案“发生前道路传闻国民党要推黄兴为副总统或总统候选人，孙中山在日本还为袁“游说”。他表示自己已坚决辞去总统候选人，国民党人必推黄兴，但黄兴终必力辞，“此事终不能不烦袁世凯君”。因此，如果不是“宋案”，孙、黄那时未必会与袁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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