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实业救国，致力于变封建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强国，构筑了中国未来经济现代化的蓝图
民国初建，孙中山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成功后必须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思想，认为“今满政府已去，共和政体已成，民族、民权之二大纲已达目的，今后吾人之所急宜进行者，即民生主义。”决心专心致志办理实业，指出“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8](p338,341)认为革命成功后，只有从经济上发展实业，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当天，在同盟会员饯别会上，孙中山就表示：“解职不是不理事，解职以后，尚有比政治紧要的事待着手。”[9](p319)即以实行民生主义、倡办实业为己任，从事经济建设活动。
在历经多年酝酿积聚、调查研究基础上，孙中山精心绘制出了全面发展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理想蓝图——《实业计划》。其主要内容，从大兴铁路建立五大铁路系统，到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联为一体；从建设三个国际性大港及众多中小商港、渔港，到疏浚、开凿运河，治理黄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扩建增设一大批沿海沿江商场商埠；从全方位开发煤、铁、石油及其他矿产，兴建钢铁、水泥、造船、机车等大型工厂，到发展食品、纺织、建筑等工业；从改良农业，推广农业科学技术，到鼓励移民垦荒，开发广大的边疆地区，其内容几乎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各个领域。孙中山同时在《实业计划》最后的“结论”篇中强调指出：“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但不能沿袭西方文明的旧路径，必须另辟新途，要“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无可讳言，由于孙中山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多有失误之处，诸如对民主共和政体一度盲目乐观，对错综复杂的政治演变认识不足，对战后帝国主义列强内部矛盾及其对华态度同样缺乏本质的把握，因此寄希望于大规模引进外资振兴中国实业的建设计划只能落空。此外，计划本身过于庞大，缺乏现实估计，缺乏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与统筹安排。加之受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制约，气势磅礴的《实业计划》在孙中山的有生之年根本缺乏付诸实践的可能。
但是，《实业计划》毕竟是孙中山制订的“国家经济之大政策”，其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列项之全面、措施之周详，可谓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设构想。它无疑是孙中山在前人的基础上继往开来的思想飞跃，是站在时代前列探寻未来中国发展模式的一次勇敢尝试，代表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对未来中国总体设想的最高水平。它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振兴中华的思想宝库，客观上推动了辛亥革命以后实业潮流的发展，对于为祖国独立富强而奋斗的中国人民有着极大的启发和鼓舞作用。
先驱者未能及身而成的宏伟蓝图，无疑为后来者的继续前行开辟了道路。尤为弥足珍贵的是，《实业计划》中的许多精湛见解，比如全面而有重点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思想，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建立国际经济合作的思想，不仅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而且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有其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改革开放近20多年的伟大实践表明，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经济建设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把一个曾经“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真正建设成为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当年的计划，有的已变成现实，有的正在努力之中，有的则赋予了新的时代内容。《实业计划》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启发和借鉴作用，无疑是不争之实，作为一份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将继续泽惠后人，启迪来者。对于孙中山的历史贡献分析，主要是认为孙中山确系近代倡导共和革命，成功组织成分复杂的各种反满势力，并注入西方现代政治理论与宪政思想成分的领导人。而孙中山虽亦重视掌握领袖权力，但较具理想色彩，较能为制度建设之需要而放弃政治资源。孙中山虽倡导武力推翻君主专制，武力弭平军阀割据，但使用之手段较为温和，善后措施较为宽容，不采彻底铲除之作法，与蒋介石或毛泽东等强调组织纪律而严厉惩处反对者不同。
孙中山亦为中国政治经济现代化之重要阶段性人物。他较全面地整合了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重要成分，包括宪政民主，人民主权（选举、罢免、创制、复决），权力分立制衡，与社会主义等等。另加上其个人认为有必要保留的中国传统制度机构——监察权与考试权，形成五权宪法学说。对西方重要思想在中国的普及，具有推动者的作用，促成西化民主派和共产主义派对中国未来建设的深入探索。而孙中山在其中采取某种折衷立场，却坚持共和民主之宪政体制，至今仍有其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