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的御玺
乾隆厘定25宝之后，剩下的14方御宝中，有4方乾隆认为“于义未当”，就是不太合适，应放在别的宫殿作为一般宝玺收贮，其余10颗或者属于宝文重复，或者属于清初诸帝使用过，曾经在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乾隆认为这些过去的御宝既不同于现在的25宝，也不同于一般的珍玩古器，对它们的处理牵涉到继承与发展的原则问题，必须慎重。
盛京（今辽宁沈阳）原本是清朝入关前的国都，是满族国家的发祥地。在那里仍珍藏着清前期诸帝的御用之物以及列祖实录等重要史料，清朝皇帝所谓的东巡就是由北京回到这里举行祭祀活动，是清帝接受传统教育、增强民族自尊心的基地，将前代诸帝使用的物品陈列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基于这种认识，乾隆帝决定将其余的十宝送到盛京皇宫中珍藏，这就是“盛京十宝”。这10方御宝有：碧玉质“大清受命之宝”，蹲龙钮，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钮高二寸四分；青玉质“皇帝之宝”，交龙钮，方四寸八分，厚一寸九分，钮高二寸七分；碧玉质“皇帝之宝”，盘龙钮，方五寸，厚一寸八分，钮高三寸；檀香木质“皇帝之宝”，素钮，方三寸八分，厚六分，钮高五分；金质“奉天之宝”，交龙钮，方三寸七分，厚九分，钮高二寸；金质“天子之宝”，交龙钮，方三寸七分，厚九分，钮高二寸；碧玉质“奉天法祖亲贤爱民”，交龙钮，方四寸九分，厚一寸五分，钮高二寸；青玉质“丹符出验四方”，交龙钮，方四寸七分，厚二寸，钮高二寸二分；青玉质“敕命之宝”，交龙钮，方三寸七分，厚一寸八分，钮高二寸五分；金质“广运之宝”，交龙钮，方二寸四分，厚八分，钮高一寸五分。
这10方御宝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入藏盛京皇宫凤凰楼，此后乾隆又对盛京十宝作过一次调整，将“丹符出验四方”撤出，而将“制诰之宝”补入。但实际上，进入盛京十宝之列的“制诰之宝”并非是皇太极时所得到的元传国玺的原件，而是一件仿制品。史书上说此宝为青玉质，方四寸七分，厚二寸，交龙钮高二寸二分。无论大小、印文篆法都与前面提到的崇德元年（1636年）封庄妃册文所钤盖的“制诰之宝”迥然不同。至于乾隆为什么从原10宝中撤去“丹符出验四方”换入“制诰之宝”，又为什么用仿造的元传国玺替代真正的元传国玺，至今还不得而知。
盛京凤凰楼十宝于光绪初年移至敬典阁保存，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俄国出兵东北，盛京告急。“十宝”连同其它藏品被送至热河避暑山庄收藏。民国初北平成立古物陈列所，迁收奉天、热河两地的文物，“十宝”亦从热河送至北平。除佚失者外，“十宝”的其余部分现仍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清代国宝的重要组成部分。
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实行新政和立宪成为国家政局中至关重要的大事。为了挽救清朝之颓势，自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始，清政府陆续推行了以改革军制、整饬吏治、奖励实业、兴办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政”。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接受立宪派建议准备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明定以9年为立宪的预备期限。《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在以后的宣统三年中，围绕着君主立宪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制度的转化，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国宝制度的改革。在故宫藏品中，有4方檀香木交龙钮宝玺，宝文分别是“大清帝国之玺”、“大清皇帝之玺”、“大清帝国皇帝之玺”和“大清国宝”，全是汉文篆书，制作的年代应当在光绪末宣统初年，应该钤用于新政或立宪后向中外颁发的文书上，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钤用以上诸宝的文件。也可能是预先制作，还没有来得及使用，预备立宪便宣告破产，这些御宝也就束之高阁了。在这里也可以将它列入清代国宝的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