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一直在看新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仅就看过的几集而言，感觉编导叙事的侧重点确实是在曹操这边。很多人都注意到了该剧对“桃园三结义”的故意忽略，已颇能说明编导的倾向和意图。有人说编导欲为曹操翻案，诚不谬也。
不过，为曹操翻案绝非新鲜话题，至少50多年前郭沫若已经做过这件事了。旧版电视剧《三国演义》也并非像有些人所说，全走罗贯中“尊刘抑曹”的路线，鲍国安所饰曹操依然有可圈可点之处，是相当成功的。他的成功绝非把曹操演成奸雄这么简单。至于说到新版的打算，编导以曹操为中心重新结构三国故事的企图是很清楚的，但曹操最终被塑造成一个怎样的形象，目前还不太看得出来。开头这几集，曹操出场的次数很多，戏份也不算少，但整体看上去，此人的形象还很薄弱，近乎一个串场人，如果是做翻案文章，只能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说到为曹操翻案，各个历史时期或有不同的理由，但其逻辑出发点却表现得相当一致，都把罗贯中的“尊刘抑曹”看作是对历史真相的歪曲和篡改，因而是不真实的。这种观点本不足论，因为，历史叙事的真实性本来就是大打折扣的，更遑论小说和电视剧，岂能以“历史真实”来要求它？岂非南辕而北辙！有人大谈更为尊重史实的陈寿，把《三国志》作为衡量《三国演义》的尺度，岂不知陈寿也曾索贿不成，愤而篡改传主的历史。这里并非说《三国志》全不可信，而是说，拿《三国志》打击《三国演义》是说不通的。
如果说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违背了所谓历史真实的话，那么，不妨说，他所秉承的是另一种真实，一种社会学意义而非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这也说明，所谓罗贯中因为个人好恶而对曹操和曹魏政权进行了极端批判与贬低的说法是多么的缺少说服力。连最早出来为曹操翻案的郭沫若也承认，宋以前骂曹操的人还不算多，宋以后，骂他的人就多起来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正是宋以来小说家、戏剧家以及说书艺人长期创作的集大成者。不能说其中没有罗贯中个人的爱憎，但也难逃无所不在的世俗见解。很显然，《三国演义》所表达的正是宋代以来的社会潜隐心理，即社会的诉求和愿望，并集中体现为刘备的仁、关羽的义和诸葛亮的智，也就是儒家道德理想“智、仁、勇”的化身。这种社会心理的表达有其自身的真实逻辑，这也正是小说、戏曲等俗文化的社会价值所在。若干年后，人们或许可以根据今天对《三国演义》等名著的改编，透视当今社会的某些真实面，就其社会心理的真实性而言，其可靠性将超过某些历史叙事。
说到这里可以看到，为曹操翻案所隐含的，还是对于传统文化精神核心价值观念的不信任。曹操固然是一代英雄，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均有建树，但以伤害传统文化精神为代价，却有点得不偿失。传统文化的复兴在当下受到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却多表现为表面的热闹，其核心价值和精神信仰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似乎并不乐观。今天看到有关《三笑之才子佳人》的报道，郭德纲解释其形象与传统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的反差，也以真相为理由，而忽视社会心理对唐伯虎的再创造，以为唐伯虎是可以“剽悍”的。文化粗鄙化的无处不在，不能不令人感到一种隐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