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秦统一中国，特别是在汉代开始推行严格抑商政策之后，“商人”从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骤然消失了。我们再也看不到范蠡、白圭、吕不韦这样的经典人物。然而，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特殊群体，他们始终存在着。他们的整体形象，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变化被重新定位、塑造、解读。到了宋明时期，商人开始“艺术化”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或是卑贱的贩夫走卒，或是无耻的暴发户。
《清明上河图》
展现出商业繁荣景象
城市发展与商业繁荣往往是互为因果的。顾颉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西汉都会户口》，其结论是凡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必然商业发达，反之亦然，商业发达的地区往往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北宋时，中原的核心城市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商业的繁荣也达到一个新的高度。西汉时长安，官方统计，户八万零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三百；北宋时开封府，官方统计，户二十六万，口四十四万，而据民间估计，东京(开封)新旧城内男女老幼应该有六十七万之众，是当时世界级的大都会。因此，具有艺术家气质的宋徽宗才组织了一批全国最优秀的画家创作《清明上河图》，要形象地反映当时京城的繁华盛景。
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除了有许多学术专著受人推崇之外，还创作过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汴京残梦》，其中反映的就是《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过程。
从题目上说，这幅长篇画卷所以定名为“清明上河图”，取意“清明在躬”，只表现城中的意象，并不局限于清明节那天的情事。这个皇家钦定的创作班子经过更换主持人，最后选定了翰林学士张择端，并且明确了主要反映的三大内容：京城近郊乡野风光、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其中，入京河道与开封府街市所表现的都是商业的繁荣。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贸要道。从画面上看，河道里船只往来，首尾相衔，纤夫、船夫各尽其能，协力并进；码头上货船抵岸，挑夫、脚夫一片繁忙；河道两侧，虹桥拱立，人烟稠密，茶馆、摊档、饭铺生意兴隆……
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加之交通便利，北宋时的京城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中心，因此，开封的街市被当成了整个画卷的主题篇幅。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层层铺展，只见屋宇鳞次栉比，茶楼酒肆、缎庄布坊、牙行脚店、屠户肉铺、庙宇公廨等等一望无尽，飘扬的招旗下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拥挤的马路上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好一番太平盛世的市井风情。
然而，这一片让人目不暇接的热闹表象背后，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态呢？这些沉沦于市井的贩夫走卒，以及茶楼老板、酒店掌柜所代表的就是当时的商人主体形象吗？他们的内心深处，又有着怎样的精神世界？
图画是沉默的，它只向人们呈现当时的生活景观与人物形状，拒绝回答任何画面以外的问题。他们也许活得很充实、很快乐，也许正满腹忧思，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对客人们强作欢颜。
透过《金瓶梅》
看商人的“发迹史”
事实上，商人被排斥出主流社会之后，他们便集体失语了。同时，他们的形象却因为《清明上河图》、《金瓶梅》这样的艺术作品变得“生动”起来。他们脱离了史学家的视野，却成风情艺术家的重点观察对象和表现对象。《清明上河图》让我们看到了宋时普通商人奔波劳碌、街头议价、开门揖客的外在生存特征，《金瓶梅》则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宋明时期的商人提供了可能。小说当然不是信史，况且它成书的时候已经是明万历年间了。但它毕竟是以那个时代为摹本创作的写实主义巨著，是现实生活的典型化再现。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可能是夸张的，甚或是扭曲的，但它往往能够让我们深入窥探到他的灵魂。
在我们这个由皇家垄断历史的民族，若想了解过去的真相，往往是看信史不如看野史，看野史不如看民间话本。而对于商人这个特殊的阶层，更是如此。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连《金瓶梅》这样的话本也是官方的禁书。从它成书那天起，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只闻其名，无缘其书。至于书中的两个主人公——西门庆和潘金莲，人们主要是通过另一部小说(话本)《水浒传》对他们加以认识，进行角色定位的。
《金瓶梅》作为一部享誉中外的“奇书”，它为人们对其进行解读、研究提供了多个角度，它是文学的，也是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医学和性学的，甚至有人通过书中提到的食品和食谱研究中国人的饮食，通过书中人物的穿装打扮研究宋明时期服饰……它是一座以小说的形式留给后人的文化墓葬，让学者们持续不断地发掘着它所蕴含的丰富价值。
在这里，我们只想分析西门庆这个人物，只想通过他了解宋明时期的商人所具有的特质。
笼统性地说，西门庆是个花花太岁，有钱，有势，爱玩也会玩女人。批判性地说，西门庆是个恶霸商人，依仗财势通吃黑白两道，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结论性地说，他其实就是个典型的官商勾结的暴发户。
在君权、官权主导一切，法律完全丧失公信力而道德又彻底沦陷的社会，什么人才能成为暴发户？恶棍，西门庆这样的恶棍。
关于西门庆的身世，小说作者兰陵笑笑生介绍的并不多。他刚一出场——也就是他和潘金莲第一次相遇的时候，万历本的《金瓶梅词话》是这样写的：
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生药铺。从小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复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在这寥寥数语间，大概包含着这样几项内容：当他仅仅拥有一间生药铺的时候，人们只把他看作“破落户财主”，一个“浮浪”的小商人；由于他的生药铺就开在“县门前”，使他有机会时常接触县里的官吏，从而也就有了“在县里管些公事”的机会，而他经管的所谓“公事”，说白了就是充当贿赂官吏的中间人——“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在上面那短短的几句话里，两次说到他“近来发迹有钱”，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原因——勾结官府，一是指出“发迹有钱”的结果——人们再也不敢叫他“西门大郎”了，改叫“西门大官人”了。总之，他仅仅是个小商人的时候，人们对这个“浮浪子弟”是蔑视的，在他与官府勾结起来之后，顿时“发迹”了，“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是生药铺小老板西门庆发迹的第一阶段。
即使“满县人都惧怕他”，这时的西门大官人也只是个官府的帮闲商人，财与势都还有限。但经过长期“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他已经看清了权与钱、官与商的关系。于是，他的发迹史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
西门庆两次“谋财娶妻”，先娶孟玉楼，后纳李瓶儿。孟玉楼原是“南门外贩布杨家的正头娘子”，丈夫“去贩布死在外地”后，她成了有钱的寡妇。“手里有一分好钱。……金镯银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他(她)也有上千两。”经薛嫂从中说和，她做了西门庆的第三房妾，其财产自然也跟着归了西门庆。
说到李瓶儿，得先介绍一下他的前夫花子虚。花子虚是东京花太监的侄子，常和西门庆一起吃喝嫖赌，两人气味相投，还拜了把兄弟。花子虚整天在外面鬼混，使李瓶儿受到冷落。所以，西庆门在花家与李瓶儿相见后，迅速勾搭成奸。后来，花子虚的兄弟与他争夺花太监留下的遗产，闹上官府，被捕入监。而“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恰恰是西门庆的强项，他发财的机会来了。这李瓶儿比孟玉楼更加富有，在打官司期间，她给西门庆“寻人情上下使用”的礼钱就有“六十定(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为了安全，她还把四口描金箱柜让西门代为保管，里面全是蟒衣玉带、值钱珍宝、玩好之物……
经过一场官司，花子虚饮恨而死，李瓶儿成了另一个有钱的寡妇。就像当初看上孟玉楼一样，作为商人的西门庆除了中意李瓶儿的风情，也想占有落到她手里的财产。于是，再来一回“西门庆谋财娶妻”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这笔婚姻交易不仅使西门庆人财兼得，还占有了花家昔日的宅地，并将其改造成了宏大华丽的花园。
另一个给西门庆带来意外之财的是他的女婿陈经济。在中国，无论官场还是商场，最基本的关系网都是由“裙带”或“裙带”衍生出的“血缘”编织起来的。西门庆的儿女亲家是京城官僚陈洪，陈洪的儿女亲家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用西门庆向人炫耀的说法，他和杨提督是“四门亲家”。西门庆最早的靠山就是这个杨提督，从发配武松，到摆平花子虚的官司，都是通过杨提督央求蔡京蔡太师办成的。可当官和经商一样，都是高风险的职业，危机四伏。杨提督本来是在皇帝面前都能说上话的“当道时臣”，却突然被政敌一本参倒。陈洪因此受到牵连，发边卫充军。陈洪的儿子陈经济只好带着西门大姐逃出东京，投奔西门庆来了，和他们一起到来的，还有许多装满了金银财宝的“箱笼家活”。
西门庆得了这几笔横财，顿时“家道营盛”，成了清河县屈指可数的巨富。在完成财富积累之后，他不再满足于只做个徒有虚名的“大官人”了，他的发迹史又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听到蔡京蔡太师张罗做寿的消息，西门庆很是费了一番苦心，专门备下“生辰担”，差人送上许多奇珍异玩。关于这份寿礼，《金瓶梅词话》里是这样描述的：“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咸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奡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送礼得官，蔡京听说西门庆还是“一介乡民”，随手就赏了他一个山东提刑所理刑副千户。直到这时，西门庆这个“大官人”才真的做上官了，身价倍增。
“乡民”西门庆尝到了送礼的甜头，更是抓住蔡京不放，并由金钱攻势向人情攻势转化，通过不断向蔡京，以及蔡京的官家翟谦等人送礼献美，竟做了蔡京的“假子”，升为正职掌刑。原先那个“浮浪”的小商人，通过官商勾结，以权滋商，财势两得，名声煊赫。对此，常在街面上跑媒拉牵的文嫂是这样形容的：“县门前西门大老爹，如今见在提刑院做掌刑千户，家中放官吏债，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绸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东京蔡太师是他干爷，朱太尉是他旧主，翟管家是他亲家，巡抚巡按多与他相交，知府知县是不消说。家中田连阡陌，米烂成仓，赤的是金，白的是银，圆的是珠，光的是宝……歌儿舞女，得宠侍妾，不下数十，端的朝朝寒食，夜夜元宵。”
然而，由于没有精神支撑，漠视道德约束，缺乏职业自尊，几乎所有的暴发户都是迅速发达，迅速沦落。正如那些依靠暴力取得的政权一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西门庆发迹之后没几年，便因沉溺酒色，纵欲过度，终于油尽灯枯，“脱阳而亡”。那时，他刚刚三十二岁。
西门庆身上几乎集中了所有暴发户的人格特征：不学无术、寡廉鲜耻、贪利纵欲、诡计多端、媚上欺下、恃强凌弱……他们以感官享乐为人生最大快乐，以所谓荣华富贵为人生终极追求。
西门庆刚死，另一个“西门庆”便随即出现了。这人叫做张二官，也是个发迹的财主，他“打点了千两金银，上东京寻了枢密院郑皇亲人情，……要讨刑所西门庆这个缺。”不仅如此，他还想把潘金莲也娶过去，因为“如今有了这般势耀，不得此女貌同享荣华，枉自有许多富贵。”
古往今来，在中国的商人当中，真不知道出现了多少个这样的“西门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