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者潘耒是顾炎武先生的高足，顾炎武的《日知录》就是由他刊刻的。他的《救狂砭语》中，有一段关于昆曲祥雪班送到安南(今越南)演出的描述，这是昆曲传播海外的最早记载：
“漂洋贸易，本商贾之事，未闻禅师而通洋。且汝之通洋非特私出禁物而已也……且汝先以优伶一队号‘祥雪班’者送彼国，复将歌童二人送彼住。彼主嫌价重遣还，现在汝方丈内唱曲侑酒。今复遣汝徒至苏州买优童十二人送往。”
文中所说的禅师，是吴县人石濂，即大汕和尚。大约中年以后，大汕去往广州，自称觉浪和尚(名道盛)法嗣。
康熙三十四年(1695)，安南阮福周政权遣使广州，请大汕前往顺化主持佛事。大汕不顾渡海之艰险远赴安南。在顺化，他被尊封为国师，授戒传法。大汕所传扬的并不限于禅宗佛学，而是佛道儒三教的杂糅，但在客观上起到了“以中国之纪纲，变殊方之习俗”，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第二年秋天，大汕携带获赐的珍宝财物回到广州。康熙三十八年(1699)，他刊印《海外纪事》六卷，为后世留下了一部17世纪越南中部地理历史、风俗人情及海上交通等珍贵而生动的史料。大汕回广州后，用所得的财宝修建广州长寿寺、白云山麓弥勒寺、清远峡山寺，并扩建澳门普济禅院。
大汕“既不落发，亦不剃头，不侍虏廷，亦不拘泥佛诫，诗文不避绮语，且曾游历海外，操习贸易经营”。广东闹粮荒时，他又把安南的谷米运来救急。他冲出藩篱约束，擅长市场运作，的确是一个另类的和尚。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具有聪明才干的反清复明的志士，不过隐迹佛门而已。满清朝廷忌恨于他，却又拿不出证据，只能设法以别的罪名将他惩治。
潘耒的《救狂砭语》记载了康熙三十一年(1692)冬天长寿寺上演戏曲的情况：“公(大汕和尚)于壬申冬集众演戏，席半忽谓众曰：上将召我矣。众问何以知之？公云：顷得朝报，索大人、明大人奉命为诸王采选妃女，兼访山林隐逸，并谕广东有僧石濂，诗词书画无不精通，闻其著作甚多，可觅一二种追觅云云。”潘耒还说：“演剧酬愿，惟神庙有之。戏台在大殿后，所演多《西厢》、《牡丹亭》诸艳本，师徒相酬，动十数日。其谁不知？”
大汕在寺庙里演昆曲，受到了潘耒毫不客气的攻讦。难以想象，这竟酿成了大汕的杀身之祸。一是皇帝于康熙十六年下旨，明令禁止在寺院演戏、敛钱，举行酬神赛会。二是大汕热衷于和京官尤其是掌管关税的宦官交结，成为朝廷怀疑为反清志士的依据，他很快被捕，并死于押解途中。
事实上，大汕和尚在17世纪末驾船从广东去往越南，是顺应了清代海禁初开的潮流，为发展交通和贸易作出了贡献的，同时也坚守了中国文化——这正是昆曲向越南传播的缘由。
广东省与越南接壤，海道相通。郑和七次下西洋，航船所到之处，每次都可能流落不少部卒，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是第一站，流落者当更多一些。而明清时期，大批商人和市民或怀着发财致富的意愿外出谋生，或为了逃避清朝统治，离开故土，迁移越南。在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华人一方面保存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一方面主动或被动地接受越南的民情风俗，融入当地社会，成为越南民众的一分子，推动越南经济开发和社会进步。越南各地民间婚丧嫁娶、节庆典礼，诸如端午、七夕、中秋、重阳等传统佳节，都带有浓厚的中华文化特色。
越南南方阮氏政权为了增强国力，扩张疆土，也采取了“广招流民”的政策，对外国流民来者不拒，给予定居、经商等多种方便。不仅允许设立特殊的华人村社——明香社，华人甚至可以在政府当官。所谓“明香”，有人解释为“清朝入主中国时迁移到安南的明朝遗臣”，也有人解释为17世纪末“逃难到交趾支那之明朝遗民与当地妇女通婚而生下的混血儿”，均含有继承明朝香火之意。
“祥雪班”属昆曲伶人，因为大汕和尚，得以被送往越南，为定居在那里的华人唱曲侑酒，以慰藉思乡之情，同时也使昆曲艺术为越南人士所认识。这从一个侧面显现了昆曲繁盛时期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