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十九首》是汉代文人五言诗中最成熟的作品。最早载于《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又风格相近，萧统泛题为“古诗”。这十九首诗的作者大约是东汉末年的桓帝、灵帝之时的中下层文人。其诗不外乎抒写男子宦游之感，女子空守之情，大抵是有道德的人在无道德的社会游走所生成的种种悲愁郁闷以及对新人生的思索。
徐干在《中论.谴交》篇里叙述东汉的游宦之风时曾说：“(士人)乃离其父兄，去其邑里”，“或身殁于他邦，或长幼而不归，父母怀農独之思，思人抱东山之哀，亲戚隔绝，闺门分离。无罪无辜，而亡命是效。”因为游走于无道德的困境，所以放言生死无常，倡言及时行乐。《生年不满百》曰：“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因为有道德，内心本不以此为人生应有之境界，所以感伤怨恨、痛苦迷茫。《去者日已疏》所谓：“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若无道德，何能言之若是？儒家的一切本来是围绕人格的完善展开的，可是在汉末是非颠倒的日子里，真正恪守儒学自我修养的人却是命运坎坷，这就使得士人们开始思考新的生命价值观。《驱车上东门》曰：“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不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既否定了做圣贤，又否定了做神仙，剩下的就是在有生之年追求个人的欢乐，这个思想若进一步向前发展，也就是魏晋玄学的倡导自然了。魏晋风流讲究饮酒和男色之美，也从此已开风气。
《古诗十九首》自生成以来，总是受到很高的评价。尤其它思想的平易，使得一般人都能生成共鸣；而语言的浑朴，适应了道家的自然之旨，格调的温柔，也实践了儒家的诗教，所以无论站在哪个立场的诗论家都不会吝惜他们对十九首的赞美。可是，换个角度想，十九首的诗人有他们属于自己的艺术个性吗？明明是不同人所写，但看起来却恍惚一人所作。如果艺术的生命是个性，十九首可以说是有生命的诗篇吗？说十九首没有生命，可能会令人难以接受。但我们可以换个说法：十九首缺乏艺术家个人的生命。如果说我们读李白的诗是欣赏李白，那么我们读十九首一类诗篇，所怜惜的恐怕就是一群人，而不是一个人了。
其实缺乏鲜明个性的也不单是十九首，而是东汉文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无论我们是比较史传，还是比较辞赋和诗歌，东汉总似乎比西汉缺少一些个性，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就是很好的例子。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不过汉代的察举制度也许可以看作是个主因。
汉代的察举制度主要是汉武帝时期确立的，以后具体形制有些变化。察举有不定期的，如新皇帝登基，或者遇到荒年，朝廷会令地方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到朝廷，简称“贤良”，然后咨以国事，是谓策问，贤良之回答谓之对策，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就是汉代最有名的对策。贤良们对策得体有识见，朝廷便量材委任，不拘一格。察举也有定期的，定期的察举主要是各郡国向中央举荐孝子廉吏，简称孝廉。举孝廉作为制度始于武帝元光元年，发展到东汉初，形成一年一举的惯例，到和帝时又规定各“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这些孝廉举荐到中央后，一般做几年侍卫或郎官，再分派到各郡国为官。西汉的察举花样比较多，而且很重视“贤良”，东汉则渐渐惟重举荐“孝廉”。在某种程度上，西汉可称为贤良的时代，东汉可以称为孝廉的时代。贤良与孝廉性格不同。贤良被举荐主要在于真有才干、识见而且敢于直言极谏。孝子廉吏则未必一定有才干、有识见、有胆量，因为举孝子重在他能顺从父母，举廉吏重在他能忠诚职守。西汉重举贤良，东汉重举孝廉，孝廉忠顺的性格与贤良张扬的意气自然不能比，所以东汉计程车风不及西汉活泼自由，文风不及西汉有个性。《古诗十九首》的温柔，《汉书》的敦厚，班固辞赋的专事模拟，这些正都可以说是孝廉主顺从主规规矩矩的性格在文学上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