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乃武小白菜冤案”是所谓“清末四大奇案”之一。冤案为什么能够得到昭雪？前人一般都会注意以下一些因素：
旧时代对命案高度重视，清朝尤其如此。清朝死刑为五审制，一个死刑判决，需经县、府、省、督抚直到中央逐级审查复核，程序既严格又复杂，最后由皇帝亲自裁定。我们在《史记》和《汉书》中经常看到，一个酷吏就可以随意诛灭一个家族，这种现象在清朝绝无可能。其次，要注意杨案审理过程中朝局的变化。此案发生后，光绪帝新立，但因年幼，母后临朝，近于一种“孤儿寡母”之局，最高统治者要使朝纲整肃，不能不有立威的办法。当时言官弹劾办案诸臣，说这些人藐法欺君，“此端一开，以后更无顾忌，大臣倘有朋比之势，朝廷不无孤立之忧”，正好抓住了慈禧的心理，促使她下决心把此案彻底清查……
近读史料，意外发现，讨论杨案者几乎都漏掉了一个崭新而又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就是《申报》。显然，在晚清社会中出现新闻媒体这样一个利益超越官与民两极的新事物，当时人们还未给予足够重视。这样一个新事物越出了中国民众的经验，故而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也必然是潜移默化、逐步增长的。
杨案过程漫长，在将近四年的审理中，《申报》一直追踪报道。此案初起时，《申报》由于创办未久，通讯网受到限制，报馆中人对新闻的理念可能也有偏差，他们对杨案采取的是一种迎合市民口味的猎奇的视角，但随着案情的发展，《申报》对新闻的处理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与现代新闻理念契合，即以追求事件的真相为天职。他们除了及时转载《京报》有关此案的上谕、奏折等公文外，另陆续发表了40余篇报道和评论。《申报》还有一个让中国民众耳目一新、笔者认为是划时代的举措，这就是它公开揭载了杨乃武家属的几次鸣冤上告状。在传统社会里，平民百姓想发泄一下对左邻右舍的不满，在街头巷尾粘几张匿名揭帖都是不被允许的，而现在，杨乃武的家属却是直接控诉官府，何况还闹得举国皆知，这不是反了吗？只要想到这一层，就绝对不会低估《申报》刊登民众告状信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可以说，由于《申报》的“搅局”，由于新闻传媒对受众特有的全面覆盖，不论具体办案，还是发表意见的官员，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这种舆论压力与过去所谓的“清议力量”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传统的清议力量，其传递者是士大夫，而现在的舆论压力，却缘于社会的各个阶层。
《申报》关注杨案，其目光已超越一个单纯的案件，背后更有以此案为契机，推动中国司法变革的深意。比如，有的文章以西方国家的审案方式作对照，对中国官方习以为常的秘密审讯进行了批评，认为“审断民案，应许众民入堂听讯，众疑既可释，而问堂又有制于公论”，“吾因此案不禁有感于西法也。西国之讯案有陪审之多人，有代审之状师，有听审之报馆，有看审之万民。”
通过观察《申报》在杨乃武案中的表现，我们很容易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申报》的确已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报纸。过去我们的《京报》《邸抄》，也有几分现代报纸的形式，但精神实质何啻天壤，正如《申报》曾经论述的，“邸报之制，但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故阅之者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第二、自从有了像《申报》这样的新兴报业，中国社会已无法回到从前，重要的是官员已不可能率由旧章，完全如过去一样地“牧民”了。
很有意味的是，杨案主角杨乃武后来与《申报》结下了更深的缘分。据《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所载：1878年(光绪四年)，《申报》主人美查(Ernest Major)聘请杨乃武担任《申报》主笔之职。这未必不能视为旧式士子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的一个小小缩影。不料杨乃武进入报馆后不久，就因编发了一篇关于驻英公使郭嵩焘的译文，得罪了郭公使而被迫离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