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小说与城市的结缘由来已久，城市影响古代小说，古代小说反映城市。而在不同时期小说家对于城市的描写中，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首都或同一时期一个首都、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文化现象，成为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宋前的长安与洛阳、两宋的汴州与杭州、明清的北京与南京，乃是我国古代小说中描写最多、最充分的三对“双城”。
长安与洛阳宋前小说中的帝都气象
西湖：白蛇故事的重要场景
我国自汉代起，就形成了一种吟咏京都的文学传统。受此影响，唐前有关城市描写的小说，诞生了以《西京杂记》和《洛阳伽蓝记》为代表的城市笔记小说，其内容主要是描绘城市景观、名胜风物，都是较早正面描写都城景观的笔记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带有历史主义的追思情怀。
到了唐代，唐人小说在精神上与汉代以来的咏京都赋、城市笔记所体现的对上国都城的歌咏和颂扬情绪一脉相承，不同的是它将情绪进而变为情境，通过文采斐然的文字营构了深情绵邈的城市生活空间，并把这种情绪注入了一个个实在的故事场景中。
在唐人小说中，某些故事场景由于经常出现而成为一种城市意象。曲江是唐人小说里经常提到的长安景点，农历三月三上巳节游曲江是长安的一大习俗，是时曲江边丽人如云，许多士人胜日寻芳，一些爱情传奇由此展开。唐人小说以曲江为爱情奇遇的发生地可谓开创了一个传统，引领了后代小说中的一系列城市意象，如东京之有金明池，临安之有西湖，南京之有秦淮河，苏州之有虎丘，扬州之有平山堂，等等。
作为陪都的洛阳在唐人小说中也较多扮演了政治中心的角色。唐朝初年的君王就喜往洛阳，如《大唐新语》卷八：“太宗在洛阳，宴群臣于积翠池。酒酣，各赋一事。”其后的武则天和玄宗的洛阳生活更多地见于小说记载中，如《大唐传载》：“洛东龙门香山寺上方，则天时名望春宫。则天常御石楼坐朝，文武百执事班于外而朝焉。”
汴州与杭州两宋双城的追忆与重塑
如果说唐人小说中的城市还是充满了士人的浪漫情怀，那么宋人小说中的城市则表现为浓郁的市井气息。宋元话本主要反映了两宋双城各具特色的城市映像：一是北宋移民追忆中的东京梦华，二是效学汴京气象的临安风貌。
在南宋人的追忆里，东京风物中最让他们魂牵梦绕的是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它们频频在话本中出现。它们是金明池、樊楼和相国寺等景点，其中最让人追怀不已的是金明池，它是宋元话本中爱情故事发生的重要场景。
其二是宋元话本中作为东京真实映像的临安风貌。对于南渡后的临安，人们总是习惯拿东京汴梁作比，话本中同样如此，“却说高宗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错斩崔宁》)直至明代，东京的习俗还保留在杭州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见出，东京文化作为京师文化所具有的极强辐射力。
与宋元时期相比，明清小说中的开封和杭州发生了重大的分化。明清时期的小说作者仍然习惯于讲述北宋时的东京，但是，由于时代毕竟久远，他们对东京景象的书写呈现出虚化的倾向，这种虚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正面描写东京的城市景观，但不能做到真实和详尽，更多地只是继承以往的小说传统。二是极少对东京的正面描写，城市隐入小说描写的背后，作为一种符号，它的王朝政治中心的意义被凸现出来。我们从《宣和遗事》——《水浒传》——《金瓶梅》中东京故事的承袭，可以看出东京怎样从一个世俗化、享乐化的都城演变成为一种政治强权的象征。
这一时期的杭州在小说中却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小说变成了一种接力活动，出现了一系列“西湖小说”。西湖小说无疑是古代小说中表现城市映像最为成功的作品系列，其内容包括三种类型：风物传说、世俗写真和风月言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湖小说就是一部形象的西湖文化史，它们抒写西湖、描画西湖，如《西湖二集》之《序》所说，“苏长公云：‘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也。’……西湖经长公开浚，而眉目始备；经周子清原之画，而眉目益妩。然则周清原其西湖之功臣也哉！”经苏轼、白居易等开浚疏通的乃是西湖有形之山水，而经小说家周清原诸辈以巨笔描画的乃是西湖无形之山水，它凝固着岁月的流痕，交汇着文化的光色。
北京与南京明清小说中抹不去的京都之恋
与上述两个都城相比，明清时代的“两京”在通俗小说中受到更多的关注。南京作为六朝故都，中国古代文人对之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明清小说对南京的风土、人文等多有描绘。在诸多明清小说中，最典型的是在《儒林外史》和《红楼梦》两部巨作中，投射出具有时代特色和作者个性的城市映像。
《红楼梦》与《儒林外史》都表达了一种历史情结，那是古代长篇小说共同的空幻结局，同时掺和了古都南京的文化韵味。“六朝往事随流水”，在南京的舞台上演过太多江山争霸、兴衰更替的历史活剧，从某种意义上说，南京是一座悲情城市，就是风流云散、人非物换的象征。《红楼梦》描写的是真美人的凋零与亲骨肉的离散；《儒林外史》则是真名士的老去和美风物的消歇。总的来说，《红楼梦》中的超验和《儒林外史》中的经验，这是古代小说史上关于南京的最美妙的两种文学形象。
与之截然有别的是明清小说中的北京。以《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清代中期和后期的京味小说，主要表现了北京作为京都的官派气度。比如《红楼梦》侧重描绘了权贵豪门、簪缨世族之家的豪奢景象，以及那庞大无比而又高度集中，相互勾连而又彼此牵制的宗室内臣政治姻亲关系网，从而勾勒出帝京独有的政治人文氛围。《儿女英雄传》作者以理想化的笔触，写了“京都一桩公案”，其中渗透着京都上层社会官员之间的倾轧与复仇、失意与得意、贬谪与升迁。它和《红楼梦》旨趣迥异，但在反映和表现京都特有的官派气度上，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以《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为代表的清中期和中后期京味小说，多表现了官派气度，那么晚清小说《小额》、《春阿氏》则主要体现了市井情味，特别是旗人的生活习俗。
以上我们对中国古代小说中“双城”现象作了纵向的、历时性的描述。一类是由前后不同时期的两个京都，构成古代小说的“双城”模式，如汴州和杭州作为故都和现都，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意象，反复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形成为一种绵延不绝的“双城”文化传统。另一类就是同一时期一个首都和一个陪都所构成的“双城”现象，如唐时的长安和洛阳、明清的北京和南京。首都和陪都又形成了一种“双城”的并峙与对应，它不仅在小说，在其他各种文学样式都同样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成为历史陈迹之后，任何“双城”都会成为城市悲情的载体和源泉。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