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弼是北魏时人，原来叫什么已无从考证，明元帝拓跋嗣曾赐给他名字叫“笔”，一是因为他像笔一样忠直，另一个是因为他的头长得很尖，就像一支毛笔头的形状，时人呼之为“笔公”。后来，明元帝似乎也觉得把一个人叫做笔，虽然寓意还是不错的，但终究有些不太尊重，又替他改了名，叫做弼，意在赞许他是辅佐之材。名字雅了许多，不过私下里人们还是习惯称他为“笔公”，因为他忠直得连皇帝都要怕他三分。
公元444年正月的一天，古弼收到来自上谷的一封群众来信，反映皇家苑囿占地太多，老百姓都无田耕种了，希望朝廷减掉大半分给贫民耕种。古弼感到问题严重，而且春耕时节已到，不容拖延，便立刻进宫向太武帝拓跋焘禀报此事。不成想太武帝在跟给事中刘树下围棋，兴致正浓，古弼进来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根本没看到他。古弼只好在旁边找地方坐下了，心想等等再说。不知道为了什么，太武帝那天特别高兴，赢了一盘，又招呼刘树再下一盘。这下已经等了半天的古弼火了，他突然站起来，一把揪住刘树的头发，把他拉下胡床，又是扇耳光，又是捶脊背，边打边骂：“国家的事情没有治理好，都是你这个小子的罪过！”
这突然的变故让太武帝十分尬尴，脸都变色了，这耳光虽是打在刘树的脸上，却让他觉得火烧火燎的。他赶忙丢下手中的棋子说：“没有听你奏事，错误在我。刘树有什么罪过？快停手不要打了！”
古弼这才放过刘树，然后从容不迫地把事情上奏。还有些晕头转向的太武帝无不许可，答应都按古弼的要求办，心里盼着让他快点走，好平静平静。
事情办好了，古弼也知道此举未免失礼，于是便光着头赤着脚到御史署里去“自劾请罪”，主动投案请求处分。太武帝听说了，忙召他进宫，安抚他说：“你有什么罪过啊？快把帽子戴上，把鞋穿上吧！以后，只要是利国利民的事，你做就是了！即使‘颠沛造次’，也不要有什么顾虑！”
这一年的八月，太武帝要去河西打猎，临走他传了道旨意，命令留守京城的古弼把肥壮的战马送去打猎，结果马是如数送来了，可都是些老弱病残，喘气都费劲。太武帝气得大骂，“这个笔头奴！竟敢把我的话都随意打折，捉弄于我，等我回去，先杀了这个奴才！”
谁都知道，皇上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古弼的手下听说了，都吓得惶恐不安，生怕受牵连被杀头。古弼却安慰他们说：“我为人臣，不让皇帝沉迷于游猎之中，如果有罪过的话，我想这个罪也是小的。如果不考虑国家的安危，做到有备无患，而是使军国乏用，这个罪才是大的。现在柔然人还十分强大，经常来骚扰我国边境，南朝的宋国也还没有消灭，我把肥壮的马供军队使用，安排老弱的马让皇帝打猎，这是为国家大业着想的，如果为此而死，我又有什么伤心的呢！再说，这件事是我一人决定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们忧虑什么呢？”
想来太武帝的情报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出色的，古弼的一番肺腑之言很快就传到了太武帝耳朵里，这位脾气暴烈却深明大义的皇帝竟然为之感动，感慨地说：“有臣如此，国之宝也！”不仅没有处罚古弼，还奖励给他“衣一袭、马二匹、鹿十头”。
从河西打猎回来没几天，太武帝又到京城的北山去打猎，结果收获甚丰，光麋鹿就捕获了有数千头。太武帝给古弼写了一封信，要他征发民车五百辆去运麋鹿。送信的人走了不久，太武帝就醒悟过来，同古弼打交道，已经让他学乖了。他对身边的人说：“笔公一定不会给我征发民车来，你们还是自己动手用马把麋鹿运回去吧！”说完，就命令大家动身回京城。走了百来里，遇到送信的人回来，车子一辆没有，带来的只有古弼的一封回信。信上说：“现在正是谷黄稻熟时节，民车都正用于运送庄稼，怎么能征用去运麋鹿呢？请缓几天吧！”拓跋焘见信后，拿给身边的人看，说：“你们看怎么样，果然就像我说的，笔公可谓社稷之臣啊！”
当着皇帝的面打人，对皇帝的命令不是执行上打折，就是婉转地拒绝，古弼的胆量令人瞠目结舌。可是细想他做的每一件事，没有一件个人的请托，而无不是为江山社稷殚精竭虑。古人说，壁立千仞，无欲乃刚。那么多跟在皇帝身边的人，为什么总是唯唯诺诺，恐怕主要是因为想的太多，想自己的升迁，想自己的俸禄，想子孙的未来，这么多的想法，哄领导高兴还来不及，哪里还敢得罪领导。古弼的胆量，不仅仅是因为性格，更主要是因为他的动机单纯，像笔写字一样黑白分明，因无私而无畏。遥想当年，一声“笔公”的称谓，包含着一种怎样的仰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