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子贼臣惧。”可是孔子似乎在董狐记录赵盾弑君这件事上出现了两难。《左传》记载：“赵穿攻灵公于桃园”，杀了晋灵公。在逃亡途中的赵盾得知此事后“未出山而复”，他又回来主持国政了。于是史官董狐记录说：“赵盾弑其君”。赵盾自然不同意，董狐则指责他说：“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结果赵盾没有多辩解，只说了一句：“乌呼，‘我之怀矣，自诒伊戚’，其我之谓矣！”真是自寻烦恼啊！《左传》记载：孔子对此的评价是：“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以为在赵穿杀晋灵公的时候，赵盾如果已经逃到境外，就不是他的责任了。那么境内境外又有什么不同？不都是因为赵盾的出逃，才引起他的堂侄赵穿杀晋灵公的吗？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干脆说：“穿之弑，盾主之也。”就是赵盾主使的！按照儒家的宗旨，“君臣之义无逃于天地之间，而可逃之境外乎？”所以顾炎武又说《左传》是：“传者不察其指，而妄述孔子之言。”因为董狐指责赵盾的要点是：逃到了山里，“亡不越竟，反不讨贼”。为什么回来了又不处理赵穿呢？不逃出境，难道不是在故意静观其变吗？但无论如何“越竟乃免”还是说不通的。
赵盾在晋襄公时就是执政的有功之臣，但他多谋而寡断。晋襄公临终嘱赵盾等人扶佐七岁的夷皋继位，可是赵盾又觉得幼主太小，就派人到秦国接公子雍回来继位，最后又改变主意立了夷皋为君。谁知这位晋灵公长大了荒淫残暴，《左传》记载：“晋灵公不君，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他还杀了烹熊掌不熟的厨师，并“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看到尸体露出的手，就相继多次进谏。晋灵公非但不听，还派了嗉篌去刺杀赵盾！嗉篌觉得不能杀好人，就自己“触槐而死”了。但晋灵公又要在酒席上杀赵盾，却又被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觉并以死相拚与獒犬斗，又遇到晋灵公的一个卫士反过来保护他逃走。于是就发生了董狐直笔的故事。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对于晋灵公的恶行，董狐也秉笔直书了吗？如果直书了，晋灵公能像赵盾那样容忍他吗？
孔子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但《孔子世家》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他不是仅按照自己的意志有所删削，还有增添之笔的，并非述而不作。可惜这种“春秋笔法”只是欺软怕硬的曲笔，是为了掩盖君王的荒唐，并使他们得到几分虚无的自慰服务的，真正的乱子贼臣看了也是不用怕的。唐代的刘知几就指法理解的“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之弊。比如明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召至晋国的河阳，《春秋》却写成“天王狩于河阳”；明明鲁隐公是被自己的臣下杀死的，而《春秋》仅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还有郑子驷弑其君郑僖公，而《春秋》却只说：“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胫”。可是偏偏对于好脾气的赵盾，明明不是他干的，却在《春秋》中无限上纲地沿用董狐的说法，硬说是他杀的。还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董狐真的可以算是良史吗？恐怕非但不是，这种“良史”还给后世留下了极坏的影响。出了它有无法理解的“十二未谕”和“五虚美”之弊。比如明明是晋文公把周天子召至晋国的河阳，《春秋》却写成“天王狩于河阳”；明明鲁隐公是被自己的臣下杀死的，而《春秋》仅记：“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还有郑子驷弑其君郑僖公，而《春秋》却只说：“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胫”。可是偏偏对于好脾气的赵盾，明明不是他干的，却在《春秋》中无限上纲地沿用董狐的说法，硬说是他杀的。还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董狐真的可以算是良史吗？恐怕非但不是，这种“良史”还给后世留下了极坏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