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面具(金沙)
青铜大立人(三星堆)
金沙太阳鸟(金沙)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唐代大诗人李白这首脍炙人口的著名长诗《蜀道难》，言及远古蜀国踪迹难寻，天府历史难以考察；且因自然山水险要闭塞，与外界难以交流或互通信息，因此显得格外神秘，从而引来了历朝历代专家学者争相考古或考证。
9月中旬，记者参加了由中国记协国内部、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四川省双流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双流新闻中心承办的“全国报纸副刊文化研讨暨双流古蜀农耕文化采访活动”。在这次活动中，与全国各地同行一道漫游传说中的古蜀第一代王蚕丛建都之地——双流牧马山的瞿上城古迹，穿越广汉三星堆和金沙村的鱼凫王朝城垣遗址，追溯四千五百年前的古蜀先民文明传奇，探寻中国农耕文化的源头之迷……从而对被人称之为“天府之国”的这片土地有了一定的认识。不过，更有趣的却是回深后在书海中对古蜀国两个千年未解之谜的探秘之旅。
在双流，多次听双流新闻中心的工作人员满怀自豪感地提到古蜀国和蚕丛。他们说，双流胜利镇和黄水镇交界处的牧马山，据目前的考古结果证明，就是古蜀国源头、蚕丛故里。
关于古蜀国最早的文献记载，相传为西汉蜀人杨雄所著的《蜀王本纪》，原书已散佚。《文选·蜀都赋》中引用了《蜀王本纪》的一段文字：“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故日兆基于上代也。”而传世文献中有关“蜀”的记载，较为详细的是《华阳国志·蜀志》。其中写道：“(帝颛顼)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又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
从上述文献中可以看出，“蜀”和“蚕丛”总是联系在一起的。蜀既为地名，也为族名、国名，而蚕丛是蜀的第一位最高君主。
据目前的考古成果说明，古蜀国作为独立的政权实体，与夏商王朝并存。殷商卜辞中有许多蜀商往来的内容。据《山海经·海内经》、《蜀王本纪》以及《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记载分析，蚕丛来自黄帝血统，他可能是黄帝二儿子昌意的儿子高阳(颛顼)的后人。传说黄帝娶西陵氏嫘祖为妻，生二儿子昌意。昌意被分封到若水，即现在的雅砻江流域，娶蜀山氏为妻，生高阳，即后来的颛顼。颛顼“封其支庶于蜀”，而后才有了蚕丛“始称王”。由此可证，蚕丛与黄帝的后裔高阳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同时也说明蚕丛大概生活在尧舜之前的颛顼——帝喾之间，那个时代距今约4500年。这一时代明显早于广汉的三星堆文明，更早于成都的金沙文明。
蚕丛纵目：是地域化的病态，还是先王崇拜的神化？
从古史资料分析，蚕丛长相奇特。如上述的“其目纵，始称王。死后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谓纵目人冢也。”《十三州志》也有蜀王蚕丛纵目的记载。
那么，“纵目”的蚕丛是什么样子？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中的上千件蜀国珍贵文物面世之前，历代学者百思不得其解。三星堆出土的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据考古学家论证，就是蚕丛的形象。这使得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古蜀史传说成为信史，也为蚕丛纵目的传说提供了实物佐证。
至于蚕丛为什么是“纵目”至今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释。目前有如下几种说法，一是蚕丛很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因缺碘而引起眼睛突岀；二是蚕丛最早发明了或从别的部落获得了望远镜，并由于拥有了这种神奇的法宝而称王，“纵目”表示古蜀人对望远镜的崇拜；三是蚕丛“纵目”缘于古蜀国的鸟图腾文化，远古蜀民对鸟十分崇拜，三星堆青铜人像的造型仿照的是鸟面部的样子，纵鼻、纵目、耳朵的形状也很奇特；四是“纵目”蚕丛是人神合一的艺术再现。据《山海经》记载，位于西北地区的钟山之神是“直目正乘”的烛龙，而“直目正乘”就是“纵目”，烛龙也是远古“蜀人信奉的祖宗神图腾”，直到现在，川滇一带的彝族中仍保存着与三星堆青铜面具类似的凸目面具……
在笔者看来，“纵目”应当是古蜀人赋予自己的始祖王蚕丛神灵化面具的写照。
甲骨文被发掘后，有学者从甲骨片中认出不同写法的“蜀”字若干。这些“蜀”字的上部“目”就应是蚕丛的面目特征，下部的“虫”则应是其身份特征。因为在《大戴礼记·曾子天圆》中，“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凤，介蟲之精者曰龟，鳞蟲之精者曰龙，倮(裸虫)之精者曰圣人。”可见，凡是在汉人心目中有极高地位而受尊崇或膜拜的灵物，如麟、凤、龟、龙等，都有“虫”字。由此断定“蜀”并非一些学者所说的“是对蜀人的一种贱称”，反而应该说是一种礼称，并且是把蚕丛当作一种神灵的礼称。
此外，大部分学者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的坑是祭祀坑，其中出土的青铜面具千篇一律是突眼、巨耳、蛙嘴，全都受过棍和火的洗礼，且大多损毁严重。这些青铜面具和器具就是祭祀所用的，但古蜀人到底是在祭祀什么呢？如此神圣的祭祀器物为何受损如此严重呢？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学者冯广宏认为，这与古老的傩文化有关。
“傩”，指人们在特定季节驱逐疫鬼的祭祀仪式。这个祭祀仪式最大的特点是驱逐疫鬼的人必须带上青铜面具。冯广宏说，“在古代，面对瘟疫和战争时人们会首选‘傩’法，特别是在推崇神灵的殷商时代，直到汉代宫廷里每年还举行大傩。”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一个黄金面具，冯广宏认为，在上古傩文化里就有“黄金四目”的法师在施行驱赶疫鬼的傩法。而载歌载舞、繁琐复杂的“傩”仪式中有许多配套的青铜面具和法器，“傩”仪式结束后，这些青铜面具和法器被认为已沾染了“鬼气”，所以要全部砸毁，焚烧后埋入土中。
操持傩仪式的人无疑要借助最有威力的王者的形象驱鬼，因此，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面具便大都是文献所记载的蚕丛的形象——纵目。而面具自然要夸张一些，故而，这些青铜面具的眉毛都高高地吊着，眼睛成柱状或锥状向外突出。
然而，从造型上看，这些青铜面具除了方型脸与人脸有相似之处以外，在其他方面几乎看不见人脸的成分，兽类的标志却十分显著。如长而尖的耳朵似大象耳朵；鼻头或滚圆或尖耸，鼻翼成漩涡卷起似牛鼻，口缝很深，吐舌似蟾蜍，下颌向前伸长等。因此，所谓“蚕丛纵目”，也许是记录古蜀人从远古时代的自然鸟兽崇拜向人类社会的神灵化王者崇拜过渡的描绘；也许是古蜀人对先王蚕丛有远见的眼光在神像上的艺术化表现，即蚕丛具有可以看见过去和未来的“千里眼”。
当我们凝视三星堆出土的那尊据说是蚕丛的惊世骇俗的青铜面具时，那突出的眼睛里仿佛闪烁着一串串永远无解的密码。
铜纵目面具(三星堆)
玉贝形器(金沙)
三星堆文明：是外星人遗迹，还是文化融合成果？
在现存的古代文献中，关于古蜀国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上面提到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国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国历史的大体轮廓。而对今天研究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也被鲁迅先生视为“盖古之巫书也”。因此，前人对古蜀国历史的研究，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而且争议很大。
1929年，四川广汉农民燕道诚在车水灌溉时无意碰醒了沉睡三千多年的三星堆古蜀文化遗址。1986年7月-9月，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古蜀国珍稀文物，这不仅使神秘的古蜀国文明上推了2000多年，更使自古以来真伪莫辨的人所熟知的蚕丛纵目、鱼凫成仙、杜宇化鹃、开明复活等古蜀国历史传说成为信史。
从三星堆遗址横空出世的千余件大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艺、陶器和金器等，造型奇特惊人、内涵神秘莫测、工艺精妙绝伦，掀起了考古界、学术界新一轮对古蜀国历史文明的探索。而在这些出土文物中，有举世瞩目的四件重要文物——青铜神树、金杖、纵目青铜面具和青铜大立人。它们带来了一系列至今尚未彻底破解的谜：青铜神树神鸟因何弓枝折翅？金杖是如西方权杖那样象征着权威还是用于神巫法术的“魔杖”？巨大的青铜面具为何人所戴？青铜大立人像双手各自握成环状是何用意等等……
像这样的关于三星堆出土文物的未解之谜数不胜数，其中，最广为世人关注的是，三星堆文明究竟源于何方？其所出土的一系列青铜面具从何而来？属什么种族？那些青铜器物所表现出来的高超的青铜冶炼技术及丰富的青铜文化是怎样产生的？金杖、青铜面具等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族徽、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出土上千件文物珍稀文物的两个祭祀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是古蜀人的墓葬还是用于驱巫疫祛的坑祭？三星堆古蜀国文明何以产生、持续多久，为什么在达到其最高峰时突然从成都平原消亡？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
关于三星堆文明的起源，目前，有外星人遗迹说，夏商文明与古代西亚、南亚、印度等文明杂交成果说，受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的蜀地文化说，古氐羌和彝人巫神祭祀文化说及世界朝圣中心说等多种猜测。
三星堆出土的数量庞大的青铜面具、人像和动物，无论从造型还是从铸造技术上看，都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同时，这些青铜面具和人像均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不像蜀人倒像“老外”，所以，很多外国媒体外猜测三星堆的古蜀人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也可能是“外星人的杰作和遗迹”；也有学者根据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物绝主要是祭祀用品而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断定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又根据那些青铜人像诡异的造型及金杖上神秘的符号和图案，与世界上著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而推测三星堆文明是古西亚或古埃及、甚至玛雅文明杂交的成果；还有学者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推断，三星堆可能曾经是世界朝圣中心。此外，三星堆出土的大量海贝、象牙等文物，揭示了古蜀文化与古南亚文明的许多共有特征，据此，有学者断定，三星堆独特的文明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印度、古南越等海外贸易并文化融合的结果……当然，这些猜测都有其片面性，也多遭到了考古学界的有识之士一一有理有据的驳斥，特别是“外星人遗迹”的传言，更被斥为无稽之谈。
那么，披着神秘面纱的三星堆文明究竟有着怎样的起源和发展呢？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力图从三星堆文物迥异于中原文明的独特的造型、图案和文化气质等，来说明它并不仅仅是单一的某个地区的文化或文明，而是多种文化和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三星堆古国文化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非只为古蜀地方文明，它同时也包含了其他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换言之，三星堆是在吸收和利用了古西亚、古埃及和古南亚的印度或南越文明等多种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更新、发展和完善自己的。
首先，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金器来看，其工艺远远超过了同期的我国中原文化。特别是上述那柄金杖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其研究价值不可估量。它使得研究三星堆文明起源的学者们不得不将目光转向世界文明发源地的古西亚地区和古埃及。
众所周知，在我国古代，权力的代表并不是金杖，而是玉玺。但在古西亚地区及古埃及，其政权组织形式都是政教合一的，国王的权力不仅受到宗教的限制，有时宗教权力还可以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而金杖也一直是政教合一、至高无上的王权的象征，被看作是神赐予的。我们可以从汉莫拉比法典的浮雕中看到，神将法典赐予汉谟拉比王的同时，也赐予了汉莫拉比王至高无上的权力的代表——权杖。
在三星堆众多出土文物中，金杖仅此一件，足见其珍贵。同时，金杖上端布满了代表三星堆古国最繁盛阶段鱼凫王时期的图腾——鱼鹰及鸟，这都说明这柄金杖并不仅仅代表一种地位，也是一种权力的象征。这就跟我国传统的权力象征有所不同。而从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器物上看，古蜀国也是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由此可见，三星堆文明深深受到了古西亚以及古埃及等两河流域文化的影响。
其次，从三星堆出土的造型奇特的青铜面具及器物上看，三星堆文明也受到了古南亚印度文明的影响。无论是那棵令世人震惊的青铜神树，还是那座令世人仰视的青铜大立人像，都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焊接、失蜡法、分段铸造、嵌造、铆造等青铜锻造技术，而这些技术最早就是出现在古代印度的。并且，这些青铜器物上没有任何文字。而在同一时期，我国中原地区还没发现运用这种工艺制造的青铜器物，此外，当时我国中原地区青铜器主要是祭祀用的礼器，上面多刻有文字。
青铜冶炼技术最早出现于古西亚地区，逐渐通过不同的方式迅速地向四周传播，并且在传播的过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提高，尤其在深受两河流域文明影响的古印度得到了很大改进。而一直热衷于与外界商贸交流的古西亚、古埃及或古印度商队，不但把大量珍贵物资带到了古蜀国，同时也将青铜冶炼技术带了过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三星堆遗址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物，但其中却看不出青铜冶炼技术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此外，大量青铜人像或青铜面具的柔和线条和夸张造型，也和线条简洁明了、形象夸张突出的古印度人像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如青铜大立人像与身体不成比例的双手，以及青铜面具的阔嘴、纵目及大鼻子等。
再次，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都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经专家考证和鉴定，象牙出自古南亚地区，现在的印度、越南和缅甸等地，海贝来自印度洋，有人说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有人说是用作贸易的最早的“外汇”。实际上，这是古蜀国通过“西南丝绸之路”与古南亚、古南越等海外贸易并文化融合的结果。
从今天三星堆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位于四川盆地中心，四面都有地势险恶高山或者河流隔着它与外界的联系，因此，自古就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也许正因其封闭，巴蜀先民们才更渴望与外界交流沟通。早在3000年前，巴蜀先民们就已开通了我国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两条从云南、贵州和两广等地通往沿海和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古蜀人通过这两条通道，加强了与外界的密切交流联系，不但输出了蜀地的特产——蜀布和邛竹杖，同时也带回了南亚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南亚的特产。
由此可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却一直与相距千万里之外的古西亚、古南亚等地通商并深受其先进文明影响，很不可思议。
实际上，自古至今，由于长期的战乱和民族的迁徙，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从没停息过。而人类的文明也一直不是封闭的，不同地域的文明始终不断地相互联系、交流并融合。三星堆所曝光的古蜀国文明揭示了其鲜明的开放特征，爱好、宽容，兼收并蓄先进的异域文化。它从来不是一个孤独的文明，其背后隐藏着古羌人、夏商王朝、古西亚、埃及及印度等地各部落的古老背影。不同时期、来自不同地域的部落，带来了多样的文化而古蜀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中，成了它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金沙的转变走过了长达2000余年的生命历程。(刘桂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