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崇拜中的林彪“厚黑学”

核心提示:

其一，“古策:(1)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2)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一字千金——不在多，少而精，同意，顶用；一刻千金——抢时间，早一刻则礼到意到，迟了被动”。林彪把党的领袖与干部群众的关系视为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领袖的话具有绝对权威，不管对错，说一不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只许唯命是从。

其二，“党性，遵命性也”，“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这里林彪把党性——共产党员为崇高理想而自觉献身的精神，歪曲为只是对领袖和上级的盲目“遵命”。把民主集中制仅仅归于服从和纪律，取消了“民主集中制一个重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即取消了党的民主精神。

其三，“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此话赤裸裸的表明林彪以个人得失为中心，投上所好，看风使舵的投机心理。

其四，“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意义，不然是书呆子”，“不得已时使用捧上的办法，然后暴露之，打下之”。这番话暴露了林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两面派、阴谋家的嘴脸。

愚昧荒诞的历史画面

50年代末形成的个人崇拜，到60年代由林彪推波助澜，进入狂热的“新阶段”。林彪本人在各种公开场合“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以他特有的尖声高呼“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号召人们“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用“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精神超过物质论”武装头脑，做忠于领袖的“好战士”。至“ 文化大革命”中，神州大地被一片浓厚的宗教气氛所笼罩，到处盛行着“早请示”、“晚汇报”，大会小会敬祝“红太阳万寿无疆”，男女齐唱“语录歌”，老少共扭“忠字舞”。

某报1968年4月13日的报道，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画面:

“3月23日7点30分，卫生科全体人员迎着初升的红太阳，高唱《东方红》，背《老三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手术室里，四壁挂起毛主席像和毛主席语录。张□□念着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安详地躺在病床上。病人呼吸困难，在场首长立即用毛主席的教导:‘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鼓舞大家很快地查明了原因。……是瘤子上的膜，还是腹膜分不清，党支部书记及时地用毛主席的教导激励他们:千难万难，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难。他们终于认清了这层是腹膜……”

一家报纸的资深编辑，对个人崇拜时期办报情况做了如下回顾:

“当一版有毛主席的照片时，就必须保证一版的其他照片上没有人把枪口对着毛主席的方向。甚至文字上有‘毛主席’的字样出现时，一定要透过光线看看二版上的同一地方有没有贬义词。……后来，只好做一个报纸透视箱:一个玻璃桌子，桌下安几个电灯。报纸出来后，一版和二版、三版，都放在玻璃板上，玻璃板下头打开电灯，进行透视，以检查毛主席照片或名字前后，有没有贬义词。经过严格检查后，没有贬义词才能付印。几乎，每期报纸都要这样干，报纸版面透视机，直到前几年还保存在军报仓库里”。

今天的人们看来，这些事情是多么不可思议和荒诞可笑!然而确确实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曾以无可奈何或崇高而严肃的心情这样干过的。让后来人永远记住这些愚昧而荒诞的历史画面吧，这就是个人崇拜!

林彪所以走红并非都因骗与受骗

曾几何时，人们把林彪称为“政治骗子”，全党上下讨论“如何识别政治骗子”，结果越讨论越糊涂。究其原因，盖因文不对题。30年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可以心平气和地说:林彪并不全是“演戏”，毛泽东也并不全是“受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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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50年代毛泽东重视林彪，主要出于对军队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考虑。毛泽东历来重视军队，夺取政权年代曾讲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建立全国政权以后，十分重视军队在巩固政权中的作用，军队被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十大元帅排名第二的彭德怀，抗美援朝回国以后出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不久，毛泽东对彭的工作感到不满意，认为“不懂政治挂帅，经验主义，只习惯老一套”。后来，由于个性不同和某些意见分歧，甚至对彭德怀个人也有所疑虑。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曾说: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上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1958年5月召开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十大元帅排名第三的，因养病未担任具体工作的林彪，增补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给他的任务是，好好养病，准备应付第三次世界大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出了问题”，林彪作为“援兵”大力支持毛泽东，狠批彭德怀，慷慨激昂地对彭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庐山会议以后，自称没有“野心”的林彪取代彭德怀，于1959年9月17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工作。

进入60年代，毛泽东以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的想法，逐渐占主导地位。面对党内许多人“跟不上”，领导人之间在若干问题上出现分歧的政治局面，毛泽东没有反思自己的主张正确与否，而是归咎于自己的权威被削弱了，认为“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他企图通过加强个人崇拜的办法，进一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后的一系列做法，恰恰符合了毛泽东的意图。

1960年12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提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并以“决议”形式发全军贯彻。由部队开始，在全国范围掀起“活学活用”的热潮。这一时期，林彪关于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著作的一些讲话，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顶峰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捷径论”(学毛著“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是一本万利的事情”)，“最高指示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做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以及“活学活用”、“天天读、天天用”、背“老三篇”等等。为“个人崇拜”大造了舆论，其实用主义、形式主义的恶劣学风，更是祸及全党全国。

党内的有识之士，曾对林彪的这一套错误做法进行了抵制，甚至是公开的批评。主持全军政治工作的罗荣桓元帅，在60年代初“活学活用”刚出笼时，就表示不赞成。他说:“所谓带着问题去学毛主席著作，绝不能只是从书本上找现成的答案。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事物是多样性的，因此也就不可能要求前人给我们写成万应药方。”后来，他又在军委会议上当着林彪的面提出:“‘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好?”林彪当面不吭声，会后却认为罗荣桓反对“带着问题学”就是反对毛主席。事情反映到中央，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罗荣桓的意见。邓小平 1975年9月在农村工作会议上谈起这段历史时说:“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这个意见。”后来又闹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虽然不认为罗荣桓是“反毛”，但却支持林彪的主张，批示总政“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 ”，并在一次会议上表扬林彪“提出了几个很好的部队建设的措施”。

由于“左”的思想作祟，50年代末搞的“大跃进”带来大损失。为总结经验教训，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七千多人参加，故称七千人大会。面对许多人对中央工作提出批评，毛泽东虽然也号召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并作了自我批评，但内心里并没解决问题，甚至对批评很反感。这从“文革”初期江青曾讲“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可以得到印证。

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摸准毛泽东这一心理，为之大唱赞歌。他面对“大跃进”造成的大损失，轻描淡写地说:“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收入”，并极力为毛泽东开脱责任，认为发生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最后林彪提出一个有很大影响的公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这个公式不仅把党和革命的一切胜利归于毛泽东个人，而且把毛泽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代表正确方向，夸大为不再需要实践检验，永远正确的真理化身。林彪的与众不同的讲话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心情对会议参加者罗瑞卿说:林彪同志的讲话水平很高，这样的讲话你们作得出来吗?罗瑞卿答:我作不出来。在我们党面临困难，应该也有可能清醒些的时候，林彪继续散布个人崇拜的迷雾，为全党正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总结经验教训设置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