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既小心谨慎，又敢于负责，将国民经济尽可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乱云飞渡的庐山，见证了这艰苦卓绝的一幕。
周恩来怀着高兴的心情上了庐山，在会上，他抓住机会全力纠偏务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毛泽东实际上讲他自己也是碰了钉子才转弯的。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在长沙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的头脑发热，应该先冷静下来读点书。毛泽东在电话中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告诉周恩来，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随后乘客轮至九江。7月1日上了庐山。
对庐山会议，周恩来是抱着很大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参加的。此前，在大跃进当中，因他提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公开严厉的批评，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的问题。可以说，从大跃进开始，周恩来内心是在异常苦闷和矛盾中度过的。在他想辞去总理一年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怎不令人高兴呢！
他后来谈到参加庐山会议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当时周恩来的心情的确不错，对庐山会议抱有很大的信心，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上山前，总理约我们在庐山开完会去他家做客……可是会议结束后，这个提议当然不可能了。”
巍峨的庐山紫云缭绕，神秘莫测。
毛泽东7月1日从南麓登上庐山，便抒发了他的豪迈诗情:“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就下榻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他一进来便风趣地说了一声“蒋委员长，我来了！”看起来他的心情不错，对前来看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好吧，进屋来谈吧！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儿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7月2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便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从7月3日开始，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形势和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气氛很好。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或看电影。正如薄一波说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作为总理，周恩来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侧重点放在了纠“左”务实上。但是在一些“度”的问题上，又很难把握，所以他感到左右为难。怎么办呢？
他首先巧妙地“借鸡下蛋”。会议第二天，他受留守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薄一波之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将国家经委党组提交的《关于当前工业生产中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向中央的报告》分送与会各同志参考。这份报告强调:“大跃进以来所出现的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以及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某些失调现象也是严重的，低估这方面也是危险的。”为此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调整、巩固的措施。
同一天，周恩来还建议毛泽东，将6月5日浙江省一生产队长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印发给了政治局到会人员。信中反映的是农村存在的不实事求是、不因地制宜、不讲真话、搞浮夸、瞎指挥等恶劣作风，呼吁“中央该管一管了，大跃进该刹一刹了”。这封信为庐山反“左”开了个好头。
其次，他不在理论上评论“大跃进”的是非，而是用事实和数字说话。所以他的方法既策略又谨慎。7月6日，他在听取了华东、西南、华南、中南、华北等协作区主任柯庆施、李井泉、陶铸、王任重、林铁等人的汇报后说:“主要是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今年下半年的任务是在指标落实后好好安排，争取完成计划。”7月16日他出席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说:“在跃进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平衡，不会右倾，不是机会主义。跃进速度不可能每年都一样高，但五年平均起来是很高的。钢的生产，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31%，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年平均增长35%，问题是一个一个发现的。”
他说:“因为摸问题，就发现了一些问题。”一个突出问题是1959年上半年出现了财政赤字，这是他在毛泽东处谈话时才了解到，是李先念汇报的。于是他连续3天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仔细算账，研究情况和措施。刘少奇说:“略有赤字，一年不要紧，如果今年继续有赤字，而且数目还大，那就不应该了。”周恩来说:“我们现在看出这个问题，就应该抓住解决，如果现在还不解决，那就是我们的责任了。”
周恩来随后提出算账、收权、归口等5条解决办法，责成李先念、习仲勋等人具体负责落实。他举一反三，从财政部门反映出来的问题联想到其他经济部门存在的问题，还讨论了工业、基建等问题，他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差不多半年的时间，我们综合平衡的工作做得不好，存在的问题比我们想得还更多。今天说一点个人意见，就是没有安排好，一千八(万吨钢)也好，一千六百五(万吨钢)也好，总得有个安排。这个安排就是主席说的综合平衡。旧的平衡打破了，在大跃进的基础上，新的平衡需要逐步建立，一放松就会出失调的现象。”针对清理基建项目，周恩来说:“采取断然措施，坚决砍掉，不要怕得罪人。”
会议按照预先的安排，除了统一思想，还采取切实的措施，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起来的许多实际问题。谭震林当时评价这几天的会议说:“把经济关键问题都清清楚楚摆出来了，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这几天算账很重要，很有好处。总理把这个问题再讲一遍，很有必要。”
在这阶段的会议中，整个来说，反“左”纠偏的呼声比较强烈。但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如有的人就提出:不能认为“大跃进”破坏了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那种认为指标越低越能落实的说法，实际上是以“落实”掩盖保守思想。甚至还有人直接指责周恩来，说落实指标就是泄气，是散布悲观情绪。
所以实际上庐山会议一开始，周恩来就面临着许多矛盾难题。显然，“大跃进”以来膨胀的指标不降低是不行的，不降低就根本无法实现；但降低也不那么容易，你一说调整便有人放冷箭。这就迫使周恩来不得不在务实的同时还要小心地加以解释和说明，他在7月21日开会时针对“泄气”说:“我看不是。落实指标就是要把到底跃进多少回答一下。我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并不是散布悲观情绪。我这个人这一点还有一点干劲吧？总是想搞好吧？我尽管犯过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你总是要搞好。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7月23日，他又在会议上强调摆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他说:“我希望把落实跟泄气两件事区别一下，不要说数字稍微降低一点就是泄气……只靠干劲，只能冲出一点来，干劲必须落实。”
周恩来硬是顶着“保守思想”的无端指责，一边检讨，一边埋头做他想做的事情。只要能把指标落到实处就行，至于说自己什么无关紧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不直接回击那些对于个人的指责，不正面评价“大跃进”的得失，不过多纠缠思想和理论的是非，不刺激一些敏感的话题；而是用来自基层和部门反映上来的事实，来说明“大跃进”带来的虚夸指标、财政赤字、比例失调等严重后果，然后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和补救。这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成熟政治家和实干家的处事原则和艺术。
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反“左”，讨论和纠正“大跃进”以来积累的诸多问题。但由于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使得会议陡然改变了方向。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既要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反右，又要遵循客观规律务实；既要纠正“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要维护好毛泽东的威望，这就构成了一些不可回避的两难处境。周恩来顶着巨大压力，既小心谨慎，又敢于负责，将国民经济尽可能纳入正常发展的轨道。
乱云飞渡的庐山，见证了这艰苦卓绝的一幕。
周恩来怀着高兴的心情上了庐山，在会上，他抓住机会全力纠偏务实
1958年的“大跃进”尽管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但违反经济规律的做法很快受到惩罚，带来的种种问题开始暴露。
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人显得忧心忡忡，而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也开始有了觉察和纠正。
1959年6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他和周恩来、李富春都持有一致的意见，认为“大跃进”的主要问题，就是对综合平衡、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重视不够。毛泽东说:“不晓得讲了多少年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横直是一样，就是高炉、平炉、小高炉、小转炉，各个工业部门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就没有顾到……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会转弯。”毛泽东实际上讲他自己也是碰了钉子才转弯的。为了促进这种共同的“转弯”，进一步廓清“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毛泽东提议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核心人物统统召集到他一直想去的江西庐山。
庐山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1959年6月29日，毛泽东在从汉口到九江的轮船上，确定了庐山会议将要讨论的包括读书、形势、任务、体制、食堂等19个问题。此前他在长沙与还在北京的周恩来通了电话，两人都感到现在人们的头脑发热，应该先冷静下来读点书。毛泽东在电话中说，这次会议不要搞得太紧张，要适当注意休息。他还就会议讨论的问题告诉周恩来，在周的建议下又增加了一个“国际问题”。这19个问题都是从总结经验教训的目的出发提出来的。
6月28日，周恩来到达武昌，随后乘客轮至九江。7月1日上了庐山。
对庐山会议，周恩来是抱着很大希望和兴奋的心情参加的。此前，在大跃进当中，因他提出反冒进，受到毛泽东多次公开严厉的批评，以至周恩来不得不向中央提出自己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的问题。可以说，从大跃进开始，周恩来内心是在异常苦闷和矛盾中度过的。在他想辞去总理一年后，事情出现转机，毛泽东主动提出要在庐山“降温”和反“左”，怎不令人高兴呢！
他后来谈到参加庐山会议的心情时，是这样说的:“那时候，是本着一年来党的总路线的执行情况，跃进了一年，大家都很忙，找到庐山来，把经验总结总结。主席说了，也带一点休息的意思。这一年的大跃进成绩伟大。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已经解决了不少，剩下的还在解决中，在认识上前途是光明的。是这样的心情，这样的意思上山的。”
当时周恩来的心情的确不错，对庐山会议抱有很大的信心，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回忆说:“上山前，总理约我们在庐山开完会去他家做客……可是会议结束后，这个提议当然不可能了。”
巍峨的庐山紫云缭绕，神秘莫测。
毛泽东7月1日从南麓登上庐山，便抒发了他的豪迈诗情:“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此次庐山会议，毛泽东就下榻在蒋介石和宋美龄曾经住过的“美庐”别墅，他一进来便风趣地说了一声“蒋委员长，我来了！”看起来他的心情不错，对前来看望的江渭清、聂荣臻、曾希圣等人说:“好吧，进屋来谈吧！你们把形势和问题，都一块儿说说，这次中央扩大会议上，主要是反‘左’的问题，不要怕右。”
7月2日，会议第一天，毛泽东便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反“左”，反瞎指挥，反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搞好综合平衡，这是经济工作中的根本问题。”
会议按毛泽东定下的基调，从7月3日开始，分6个大区分组讨论。主要是围绕形势和任务，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的还对“大跃进”以来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气氛很好。白天学习讨论，晚上听戏、跳舞或看电影。正如薄一波说的“会议开得轻松愉快，人们称之为‘神仙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