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如果说蒋介石与二陈的关系疏远及至向交恶方向发展，在西安事变之前是一种量的积累的话，那么，到了西安事变，却发生质的变化。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他常以此作为参照系来观察每一个人，从每个人在这个事变中的一言一行来判断此人与自己的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与何应钦一唱一和，尽管在主观上陈果夫、陈立夫并不想把蒋介石推向死亡的深渊，蒋介石对他们来说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无论怎么样，他们需要蒋介石，但是，在客观上，陈果夫、陈立夫的态度实在让蒋介石无法忍受，这无疑是把蒋介石往绝路上逼，这样一来，蒋介石怎能不恨他们。所以，就蒋介石与二陈的感情来说，西安事变的确成了一个分水岭，把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多年的私交，连同上一辈留下的那份感情一刀斩断。
陈果夫的献机祝寿把蒋介石害苦了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行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有1200多万元。这次捐款所购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为维护自己在华利益，所以在飞机价格和种类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尚远。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9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界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与会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在必行；但是，祝寿活动是明目张胆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多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崧甫、刘峙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而在这之前，张学良曾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年4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年1月，改任张为武昌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地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
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任张学良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奸，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9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
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淡。以前张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而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只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
到南京后，蒋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并减发军费。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愤懑。这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一是他已被蒋介石不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
鉴于此，张学良决定设法同共产党谈判。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同周恩来在延安会谈，达成了协议，逼蒋抗日。《蒋总统秘录》中曾说及此事:“是故张学良乃为谋与共产党直接接触而有所策划，遂即在上海与潘汉年、在洛川与李克农见面；并终于与周恩来在东北军所守备的延安碰头，秘密会谈。”据张学良所撰《西安事变反省录》中说:“某夜，在延安天主堂与周恩来会面，约谈二三小时。……周承认，蒋公忠诚爱国，要抗日必须拥护蒋公领导之。又力言彼等亦蒋公旧属，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杨虎城原是冯玉祥的部属。冯玉祥在搞“北京政变”时，杨就是国民革命军的师长。在1929年蒋冯战争前，蒋介石将杨虎城拉了过来，杨从此脱离冯而加入蒋介石系统。中原大战中，蒋介石提升杨虎城为十七路军总指挥，追击冯军，进占西安，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改任西安绥靖主任。但蒋介石认为，杨虎城有亲共倾向，长此以往，必生祸端。对于蒋介石力图排斥和消灭异己的那一套，杨虎城也早有准备，且不买蒋介石的账，蒋、杨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杨虎城在大革命时期早已结识过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中国共产党有过某些合作。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曾在杨虎城部任过要职，旅团长中有共产党员张汉民、王泰吉、阎揆要等。九一八事变后，深重的民族危机也激起了杨虎城的爱国思想。
1933年日寇侵犯热河时，杨曾要求率部赴华北抗日。5月，杨虎城在人员、武器等方面积极支持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同年，杨虎城部在陕南与我红四方面军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的协议。当我红二十五军北上威胁到他的利益时，又加上蒋介石命令他打红军，于是他就调兵去陕南打红军。1935年1月，杨虎城调其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一个旅企图阻击红二十五军，结果被红军歼灭了六个营。2月，杨虎城又把他的三个警备旅全部用来对付红二十五军，并亲自到蓝田指挥，结果第二旅两个营被歼灭，第三旅五个营被歼灭，第一旅被全歼。杨虎城在军事上遭到一连串的惨败，使他认识到红军是打不得的，若再同红军打下去，只能把老本丢光，最后垮台。杨虎城说，部队被派去打红军，等于一个人被判了无期徒刑。所以，他和张学良一样，在遭到红军的严重打击之下，也开始考虑同共产党建立某种关系的问题了。1935年秋，南汉宸派人向杨虎城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杨虎城表示赞同。这一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又派汪锋对杨及西北军将领进行工作。1936年春，王炳南奉中国共产党的指派从德国回国去做争取杨的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杨虎城完全接受我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张、杨的动向和西北的状况，蒋介石当然是甚为不满的。1936年10月22日，蒋介石由南京飞抵西安，亲自“督剿共匪”。28日，蒋在与张学良谈话时，张露出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妥协的意见”。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汉卿乃如此无知，可为心病。“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作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也。亦其不知作事应有段落，告一段落后，始可换一段落，始、终，本、末与节、次之理，何其茫然也。可叹！”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向张、杨提出两条:一条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部开赴前线（剿共），不得违抗命令；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则立刻将所部调出陕甘。这两条路对张、杨来说，一条也不能走；如果接受第一条，不仅在反共战争中必然使自己的势力逐步被削弱，而广大官兵也不愿同红军作战；如果接受第二条，一旦离开西北地区，两支军队又彼此隔离起来，那就必然被蒋介石各个击破，前途不堪设想。既不愿听从命令，又不愿离开西北，那么怎么办呢？张、杨决心先行进忠言，希望以自己的赤诚使蒋介石回心转意，联共抗日，不得已则用武力。这就是所谓“先忠谏然后兵谏”。
1936年12月2日，张学良在洛阳见到蒋介石，说明西安情况紧迫，或将生变，请蒋务必往西安一行。蒋介石也知道情况危急。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道:“东北军之兵心，为察绥战事而动摇；则剿赤之举，几将功亏一篑。此实为国家安危最后之关键，故余不可不进驻西安，以资震慑，而挽危局，盖余个人之生死早置之度外矣！”在《西安半月记》中，蒋介石在引言中说:“中正于二次入陕之先，即已察知东北军剿匪部队思想庞杂，言动歧异，且有沟通匪部、自由退却等种种复杂离奇之报告，甚至谓将有非常之密谋与变乱者。”但是，蒋介石为了“剿共”，认为“剿共”已到了“最后五分钟成功之阶段”，所以还是亲赴西安。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飞往西安，住在西安东郊临潼华清池。蒋介石召开西北“剿共”会议。把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高级将领都召到西安，任蒋鼎文为“剿共”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并决定将中央军三十万人马调来西北，准备把张、杨的部队调到二线（东北军调到福建，十七路军调到安徽），由他亲自指挥这所谓“最后五分钟”的决战。
1936年12月7日，蒋介石再次命令张、杨加紧进剿我陕北革命根据地。张学良向蒋介石痛哭陈述联共抗日的道理，蒋介石拍桌子严词训斥张学良说:你就是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变。9日，西安学生和群众举行大规模的爱国示威游行，要求团结抗日。蒋介石命令张学良用武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张学良赶赴灞桥（由西安市区通往临潼的必经之地）劝阻。第二天，张学良向蒋介石谈及劝阻情况。蒋后来在《西安半月记》中说:“汉卿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在这一天日记中，蒋介石说:“对张学良说话，不可太重。张学良为人小事精明，而心志不定，可悲也。”
在这种形势下，“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软禁了蒋介石，马上通电全国，提出了八项主张，中心点就是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表示“我们持有公理，决不后悔。我们唯一的希望，只是求这些政策的实现和对国家有所贡献。让全国的同胞来裁判我们的功罪。”
核心提示:
如果说蒋介石与二陈的关系疏远及至向交恶方向发展，在西安事变之前是一种量的积累的话，那么，到了西安事变，却发生质的变化。西安事变是蒋介石一生经历中的一件刻骨铭心的事，他常以此作为参照系来观察每一个人，从每个人在这个事变中的一言一行来判断此人与自己的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极力主张以武力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与何应钦一唱一和，尽管在主观上陈果夫、陈立夫并不想把蒋介石推向死亡的深渊，蒋介石对他们来说是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无论怎么样，他们需要蒋介石，但是，在客观上，陈果夫、陈立夫的态度实在让蒋介石无法忍受，这无疑是把蒋介石往绝路上逼，这样一来，蒋介石怎能不恨他们。所以，就蒋介石与二陈的感情来说，西安事变的确成了一个分水岭，把陈果夫、陈立夫与蒋介石多年的私交，连同上一辈留下的那份感情一刀斩断。
陈果夫的献机祝寿把蒋介石害苦了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等到10月31日那天，祝寿典礼在明故宫飞机场举行，同时。由各地方各团体举行献机典礼。国民党中央大员、各界代表以及南京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在献机当天，空军还举行了飞行表演。
这次献机活动，由于全国抗日气氛高涨，民众踊跃捐款，数量非常可观。献机祝寿当天，捐款购回飞机已命名者达50多架。全国捐款已收到的有600多万，未收到的有500多万，总数有1200多万元。这次捐款所购飞机都购自美国，由于美国对日本在远东咄咄逼人的气势表示恐惧，为维护自己在华利益，所以在飞机价格和种类上都对中国照顾。
空军是兵员少，费用大的兵种。由于财政困难，中国空军此时还在初创阶段，力量单薄，距离可以和日本空军抗衡的目标尚远。此次捐款购机，是在此以前中国空军史无前例的一次大采购，对以后中国空军的建设影响非常大。陈果夫任主席的江苏省献机9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界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与会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
此次献机，在献机祝寿活动发起时，明确表示是作抗日军用。事实上既是公开的整顿军备，又是调动全国民众情绪的一种试验，其国际上的敏感性自不待言。蒋介石此时已确认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因而加强军备就是势在必行；但是，祝寿活动是明目张胆地加强军备，此时由于中国准备未周，蒋介石还不愿和日本人明确摊牌。最后蒋介石采取了“避寿”的办法，既接受所捐飞机，又避免了和日本人立即公开对抗。
1936年10月22日，在祝寿典礼的前一个多星期，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往西安，在游历了华山之后，于10月29日，飞赴洛阳。蒋介石此次离开南京的原因，名义上是“避寿”，“闻京中将有盛大庆祝，乃决意离京”。实际上至少还有两个目的，一是部署和协调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央军的陕北“剿共”；二是检查坐镇洛阳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洛阳分校教育长祝绍周和中央军军长樊崧甫、刘峙等人负责的河南军队整理和沿黄河一线的国防工事修筑情况。
而在这之前，张学良曾在长城抗战失败后代蒋介石当替罪羊下野出国考察。1933年4月，张学良由顾问端纳陪同，乘意大利轮船赴欧洲考察了八个月。这一年年底，蒋介石为了利用东北军去“剿共”，电召张学良回国。1934年2月，蒋任命张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1935年1月，改任张为武昌行营主任。日寇侵占华北后，这给张学良以莫大的刺激，他在汉口对人痛切地说:“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现在希望领袖给我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共，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共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
这时，蒋介石曾有意委任张学良为贵阳绥靖主任，其目的是让东北军与湘、桂、川、滇军阀发生火并后相机消灭之。张学良及其幕僚洞悉其奸，拒赴贵阳，愿去陕甘，旨在将来以陕甘为东北军重回东北的基地。这一年9月，正值我工农红军到达陕北前夕，蒋介石为消灭红军，在西安建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请求为副司令率东北军驻陕甘。
张学良就任后，率东北军主力配合陕、甘、宁、绥等省地方部队共十多万人，对我陕北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结果，遭我红军沉重打击，损失近三个师的兵力，两名师长阵亡，七名团长阵亡或被俘。这在东北军几十年的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不能不给张学良及其官兵以极大的震动。张学良因“剿共”失败，蒋介石对他也日渐冷淡。以前张学良每到南京，国民党官员都隆重欢迎，何应钦、宋子文等都亲自去飞机场迎接。而吃了败仗之后，蒋介石只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一人去迎接。
到南京后，蒋介石、何应钦对他非但毫无抚慰的表示，反而取消其被红军所消灭的师的番号，并减发军费。张学良见此情景，感到蒋介石对他不重视了，内心更加动摇。正值此际，北平发生一·二九爱国运动，青年学生纷纷奋起救亡。张学良不能不为失地的罪名而感到羞愤，也不能不因追随蒋介石弄得自己一面挨红军的打、一面又受蒋的气而感到愤懑。这时，张学良看到三种情况:一是他已被蒋介石不重视了，二是抗日已成人心所向，三是再同红军打仗是绝无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