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术规范的缺位或薄弱，长期以来为我国民俗艺术学学科建设造成了深刻的负面影响。在中国社会经济空前剧烈的转型巨变期间，民俗艺术学惟有强化学术规范，才能真正获得长久的生命。
民俗与民俗艺术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文化事象。在我国历史上，上层社会对它们的注意原出于“辅德”、“资治”目的，通过采风、删定，进入教化，历代虽然都有文人乐于参与，但并未形成独立的学术范畴。今日中国把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作为一个专业并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民族问题研究学科中。那么，我们可以问一句：它(主要指其中的民俗艺术学部分)在实际上形成和坚持了自己应有的学术规范了吗?
一
在上个世纪前半叶里，从歌谣、市俗文学、戏曲、说唱到坊肆木刻版画、“花纸”、皮影，从沿海、江南市镇乡村到西南、西北边疆少数民族调查，从引进西方新意识到自主独立开展课题，中国民俗艺术学仍处于一种“冷发展”状态，即整个社会对它的关注或干预不很强烈，它能比较自在地经历从从业余向专门化、从个人行为向学术集群规模性活动、从自由散漫的兴趣式向较具严密规范性学科转化的过程。从全局上看，这段历程还是局部铺垫性、前奏性的试验及草创阶段，学术规范尚处于问题不太突出的地位。
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民俗学在中国长期处于非学术状态，学术规范当然无从谈起。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中有素养的民俗学术力量受到压制、闲置、排挤，而遍布全国各省、地、县、区的群众艺术馆、文化馆基层干部倒是担负起了收集整理民间文艺的重担，事实上成为延续该类活动的主力。而这部分力量本身先天地缺乏对文化人类学专业知识和科学工作方法的了解；一方面又处在强调对民间文艺“改造”、“出新”的左的思潮控制与指引下，同时还主要担负对基层群众革命文艺创作的辅导、培训任务，因而这个时期的工作便在学术层面上造成很大扭曲，学术规范的缺失与错乱由此埋下深根。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新时期”以来，民俗艺术考查研究活动在中国各地域复苏并在各层面铺开，一时大红大紫、陡然升温，呈现为“热发展”。其间学术的开拓性建设性成绩很不少，但这阶段学术规范薄弱甚或缺位还是一个大问题。
学术规范是什么?它是由学术实践过程中总结产生出的保证学术事业健康、深入、持续发展的方向、规矩、工作内容、质量标准和学术纪律。学术规范的缺失，在中国在民俗艺术这块领域里有特殊的缘由与表现，如：
1、人才结构七八十年代民俗艺术活动复苏之后，队伍急剧扩充，成员中人才结构性缺陷问题一下子尖锐突出起来。当时仍在各省、地第一线充担学科主力军作用的有一批中老年同志，这批同志的优势在于自幼在传统民俗环境中成长，对旧时民俗事象比较熟悉，对该项工作富于热情、肯吃苦用功。但他们的不足之处在于对现代文化人类学专业的立场、观念、方法比较陌生，难免沿袭50年代以来的思维定式和工作习惯。除外，还有一部分从诗人、文学家、艺术家、新闻工作者身份注目并涉足民俗文化的活动家；同样出于职业原因，他们富于敏感联想却对科学的严谨性并不那么看重或遵从。这种情况下，学科的热度与宽容度拓展了而它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性和客观性的基本原则却受到忽视。在中国，民俗艺术历来就常被引入趣味、杂耍、消闲一路中，成为一种玩意而不得进入严肃的学科研究层面——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国情，一种不够优秀的传统风气。80年代以来我们高校中培养出的文化人类学与民俗艺术学专业人才数量十分有限，后继青年学者中依然有许多是从艺术、文学创作等其它专业转移或兼跨来的，角色转换很不容易完成得好。
2、理念问题在新中国民间艺术因它出身下层“人民性”受到关注，但这种-角度的过度关注也为它带来厄难：由边区大秧歌到1950年“改造旧年画”，由1958年“新民歌运动”到扶植新农民画，突出-和“中心任务”论冲击正常社会科学工作的事件层出不穷；自然生态的、本原意义上的民俗艺术长期是“限制、利用、改造”的对象，外加的重负常要落在它头上，学术的独立性、学者的客观地位和超越精神都被忽视或鄙视。在新时期这种倾向尽管不再呈压倒性态势，但急功近利还遗传有很大的心理定势。譬如民间艺术活动的繁荣可能更被看重其对改革开发大好形势及文化政绩的证明和宣传作用；我们一些高等院校开办的民间艺术系，其实最主要精力还是用在推动文艺作品“创新”上了，民族、民间、民俗的原材料被急功近利地摘来变作炮制“现代艺术”的素材，成为塑造“现代艺术家”个人风格样式的花色佐料，民俗艺术自身长远的、根本性的学术建设或者被忽视，或者被以同样态度生吞活剥地加以处理，其科学的更深层价值的探讨反而受到挤压。
90年代以来，随着整个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步子加快，一种新的理念失误随之急剧膨胀。大量新角色从商业利益出发来“开发”民俗艺术，各种利益要求强力冲击和裂解民俗艺术的学术理念，扮演出克雷洛夫寓言中天鹅、棱鱼和虾一齐用力往各自方向拽拉的闹剧。无数古董商贩应运而生，无孔不入，或破坏性地掠夺民俗艺术文物资源，或歪曲民俗艺术的面目，严重搅乱了本来就很艰窘的民俗艺术学阵地，许多地方的行政领导也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文补文”、“以文养文”等非科学的口号下推波助澜，瓦解基层文化队伍，贻误民俗艺术文物宝贵的抢救时机，对民俗艺术事业和群众文化事业造成的负面影响十分严重。这段时期颇不寂寞的民间艺术展演、评奖活动、四下丛生的民俗艺术博物馆等等，许多是不甚顾及学术规范甚至不理会这个基本道理：民俗艺术、民俗艺术文物、民俗艺术学术活动，其全部生命之根本就在于它在人类科学上的真实性。过度开发，用浮夸虚伪的泡沫繁荣市场、繁荣旅游、繁荣文艺创作，最终会窒息它的生命。
3、方法问题即使在有限的民俗艺术学术活动范围内，也有许多工作方法上的痼疾不得解决，如：旅游式学风、文风，偏颇的审美汰择；潜心打深井式的课题研究被冷落，感性的夸张渲染取代系统完整的考察报告，少有深入细致的取证和统计作业；缺少多学科综合交叉研究等。
70年代末我曾惊讶地发现，某些民间美术收藏甚丰的群艺馆，多年来一直沿用粗略的采风方法，采集民俗艺术的实样原始记录项目内容严重遗缺。这种我称之为“割韭菜”式的采风，打乱民俗学考古资料“出土地层关系”，大量造出“无头尸案”，截断了后续考察研究的道路。这其实是对文化资源的一种糟蹋破坏。在尚缺乏严谨考证的前提下，也有一些学者轻率推出判断结论，以大地理空间跨度和大历史时间跨度搭造宏观理论体系框架。学术专题的深入研究是费劲的，也是需要反复争论、探讨、检验的，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中，多有“发现”却少有学术争论；时有各层各类部门、团体、单位搭“台子”组班子，大力引导民俗艺术造势、做秀甚至成规模地造假，这种充斥于90年代的“好戏”中，学术及其规范被挤压到空心化地步。学术自然需要同经济与社会发展相联系并为之服务，但这种主观操作损害了学术自身的独立性，为社会提供的只能是短期的劣质服务。社会出版物中简单罗列或重复抄袭浅盘拼凑现象不断出现，整个90年代最重要的例外应首推《民族艺术》杂志①，一个边疆地区独树一帜坚持了鲜明学术立场，其意义颇耐人寻味。
二
近来一些媒体相继发出将进行一次“前所未有的抢救民间文化遗产大行动”②的报导。闻之可喜却由不得也感到一种紧张，因为担心又会出现一场排斥或失落科学规范的运动，许多人的辛苦会再次沦为造势、做秀乃至资源破坏，将好事转变为坏事。民俗与民俗艺术文物遭受摧残破坏已是积重难返的史实，要抢救已被长期摧残破坏的民俗与民俗艺术，不能依靠破坏学科生态的商业动机，而只能靠健全而规范的学术力量。为此，我以为当前亟有必要先予清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膨胀带来的学风浮夸与规范错乱问题。
认识民俗艺术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譬如说，传统民俗艺术是分为许多层系的，如城镇肆井的市俗艺术、农村的乡俗艺术和更荒僻地带的山林牧野艺术等；对不同性质的民俗文化，采集、调查研究和保护的方式方法不宜笼统对待。我国沿海近代经济先发展地带，市俗文化比较发达；内陆省份如陕西是乡俗文化保留最丰厚的地带；现代商业机制对乡俗艺术或山林牧野民俗艺术来讲，颇可喻之为引入黄河水系的“吃人鱼”，市场刺激只能迅速摧毁其原本的文化生态系统加速它们的畸变、灭绝——这种灭绝或可视作一种新型生态演替，这种演替对于当代中国民俗学也应是一项有意义的观测课题——但加速这个灭绝对于学术力量尚不完备、规范尚未完善、成果尚不多的学科来说却不是好事。在各小地域范围内不同层面多项个案的观察、探测、积累方面，我们的工作还差得甚远，甚至连观察探测者的专业训练也还差得很远。
民俗艺术又是上下多层文化交互影响渗透的产物，在传沿中充满复杂的复制、再生、转移、变形活动。社会下层民众是它的生命载体，因之民俗文化有不同于历史(文献记载的信史)的人类的认识史、心理史、心灵史一类的性质。在这个领域从事研究当然须要严肃、慎重，要多一点质疑、辨伪和探原的意识，力戒简单化。陕西黄陵县是传说中黄帝的家乡，作为“龙的传人”，黄陵似乎应当是龙造型纹式在民间有盛传的地区。但80年代初我曾留意查找过，在当地民间老式剪纸、刺绣中却极少见到龙的纹样。女娲氏起于骊山说是张自修先生根据姜寨史前考古出土文物及有关文献记载与临潼民俗，在8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学术假说，但其文章发表不过两三年，就看到有完全采取该文章材料的新“民间传说”，被从基层又采集到群众艺术报刊上了。在陕北，尤其是延安以北，现居民并非是自五六千年前由原始社会先民原地不动延续下来的，其间居民迁徙非常复杂、频繁，规模也相当大。仅以明代为例，该地便是中国以军户屯田经济为基础的卫所体制的主要区域。所谓军户是隶属于军队编制、受国家人身束缚的不自由的农奴，他们按一定比例轮换充任屯军(在军事监督下耕种国家配给的屯田，自给并上缴屯租作为练军的给养来源)和练军(脱产操练备战)。由此可知，明代陕北社会带有相当浓厚的军事化色彩，与一般的散漫型小农社会有所不同；一直到清代中期(18世纪末)，陕北才全部完成由军转民的过程③。由此也可以想见，如今我们能见到的光辉灿烂的陕北乡俗民间艺术遗物，主要是近二三百年间发展成熟起来的。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发现，对于现今陕北民俗艺术内涵与形式的来源与发生，它的原生成分与次生、再生成分，它们的演变过程与层位关系等，就有了很多有趣味的学术疑问在里头，须要做很多细致调查分析识辨工作了。
民俗是流变着的，我们要清醒认识到每个时段获得的可能只是其一个横截面，不宜以一个静止的截面相态代表其流变着的历史长河。即就是一个截面上的情况，也是惟细致询问、反复追究才可能访问明白的。城市环境长大的年轻学者，更要虚心认真，有孔夫子入太庙“每事问”的恭谨态度，一旦粗心大意就会出笑话。详细调查、忠实记录是民俗学界公认的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准心，其中探求、质疑的精神，凡事多思多问，并要向多方面核实检验的原则，则是忠实记录的前提。所谓忠实记录，就是在摒除主观随意性的前提下，认真自觉地把每一点的情况尽可能准确、周到、细致地记录下来。只有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原始记录，才能支持关于其内部规律与外部联系性的后期研究。什么力量会反对民俗艺术学科的忠实记录原则呢?首先是那种商业化的利益。商业化即目标金钱化会自发地产生模糊以至取消学术规范的要求。最极端的例子是以倒手贩卖为能事的古董贩子们，他们竭力推出没有采集地没有原收藏人记录的宝贝，他们是最彻底的“割韭菜”人，为的是保守“商业机密”、杜绝别人跟踪而来抢了他们的财源!还有一些则拚命吹嘘隐瞒真相，以推销其组织假仿生产的赝品。只有那些有真实出处而非漫无边界的、可分析而非笼统的、与周围环境相联接相验证而不是相脱节的原始材料，才是民俗艺术学者应当追求的真正有生命力的材料。而要追求这些东西，丢失了学术规范是不可能的。
三
探索人类文化进步的丰富相态与基本途径、挖掘人类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这是民俗学学术规范的生命核心。缘着这一核心，有了学术研究中的文化链概念。“文化链”概念基于世界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系统观念，主张放开视界，将散在各点上的问题联系起来寻求其在整体中的位置关系，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项共同的规范内容。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先生避难日本时曾翻译了一部名叫《美术考古一世纪》的书，1946年为该书在中国再版而写的译者前言中，他一再阐说自己“受这书的教益”——
最要紧的是它对于历史研究的方法，真是勤勤恳恳地说得非常动人。作者不惜辞句地教人要注重历史的发展，要实事求是地作科学的观察，要精细地分析考证而且留心着全体。④
这“不要忘记了全体”及“即使你自己不能成为全体，当得作为有用的肢体与全体联系(引用席勒语)”的方法论，从本原上道出了处理历史文化研究中“链条”与“链环”的关系问题。在民俗艺术学领域里，我们也许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个学术理念上的要害问题。这个链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一种三维联系，即除去纵向的历史传承沿革的时间轴上的链，还有横向的影响、移植、传播的空间轴上的链；第三度维向上，还要注意它与上下阶层文化、不同领域思想学术之间的渗化、制约、反弹、包融等关系链。这样就可能构成一个现代学科对象内部的立体网络模式，会有益于学科思路的深入发展。
“文化链”的观念，要求我们所有民俗艺术学者、工作者，首先对具体的各个链环作挖掘、发现、清理、辨识的功夫，然后要努力向上下左右寻找可能与之相连相邻的各个链环，积许多环节之功而逐步探明整个链条的真相。“文化链”的理念还适用于民俗艺术学者对自身工作的认识——自己是与全社会、全人类的同行相联系的一个环节。因此，当代学术规范要求每一项新提出的学术工作或研究课题，立项之先都必须检阅前人有关成果累积状况，从而明确自己工作课题的意义、价值、目前的起点及可能的创新点所在。旁若无人，“横空入世”，不讲对前人成果的吸收、商榷或发展，不注意对相邻相关学科方法与成果的借鉴，动辄宣布“空前”、“独创”，这种狭隘的伪学术心态是许多低水平循环泡沫性“成果”的源头。一个国家有限的学力、财力、物力资源若缘此被浪费，不能形成整个学科的有机整合和有效扎实的推进，那是很令人遗憾的。
也是基于这种“文化链”的整体思考，我估计在中国民俗艺术遗产的调查采集上，如今已经不可能有超过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丰硕收获了，历史各方面的机缘已然过去了。然而对80年代高潮时期各地散在的收获(特别是未列入“十大集成”中的民间美术的普查征集收获)进行拾遗补缺及多学科的系统整合、大力促成该成果的出版发行，正是十多年拖欠下来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同时我以为，现在如果要发起“大行动”，重心似应放在比民间艺术更有深层意义的民间生产生活应用器具设备及其技术方面，围绕目前尚有遗痕的传统民俗中的生活美学、生活哲学、生活科学做抢救性的田野作业。
四
与文献考据相较，田野调查才是学术发现与原创的根本动力。任何一名学者，任何一个学派，舍弃或轻视田野作业都难以进步。田野作业须要硬化考察记录的质量指标。记录是整个学科研究的基础环节，也是学科规范的基础环节。制定好调查计划、确定了重点方向之后，设计调查提纲与采访记录卡十分要紧，很可能还要在实际执行中反复推敲修订。考察记录要硬化而不能软化，这包括要条目周全而不可缺漏；要死死抠住问题，将答案问得明确无误，不能偏听轻信，不能含糊敷衍；记录要客观准确，不得主观随意；要视线穿透壁障，抓住核心环节，不要粗略漂浮。要注意人与物的关系，不可见物不见人(制作人与使用人)；还要留意人、物与环境(自然条件与社会背景)的关系，不可孤立割裂。科学记录要求大量枯燥、烦琐的手头功夫，在做这类工作时不能有什么架子，要有彻底的匠人式的踏实态度。
学术规范的核心是恒定的，而其形式外沿如题材、体裁、表达手法等却是可以而且应该不断发展出新的。值得注意的一例，为了追求对历史认识的深切和立体性，“口述历史”即对那些曾身处历史过程谮层的那部分亲历者，通过其翔实的口述笔录来展示多种视角的事件真实；这在当今史学界特别受到重视，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
口述历史在民俗艺术学领域有极大可发展空间，我国前辈学者很早就对一些知名民间艺人作过细致的访问，留下一些珍贵的材料⑤。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痛感正在遭遇人亡艺绝威胁的中国民俗艺术亟需保留下尽可能多的当事人亲身记述，故也曾留心做了一点工作⑥。但从整体上看，我们做的工作很不够。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急速深化、农耕文化整个基础土崩瓦解之际，为了以近及远地抓住并延展学术文化链，围绕民俗生活遗物、生产设施、技术及其组织制度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征集，尽可能多地抢救保存使用者、生产者、生活事件的亲历或目击者对有关历史的真实体认和感铭，便成了一场“最后的斗争”。
近十多年是中国各地民俗博物馆特别是民办民俗艺术博物馆大量涌现的时段。其实博物馆本身应该是学术建设和学术规范的示范。即使是一家文物收藏十分丰富的民俗艺术博物馆，其中如果缺少生活经历者就他们与所博之物的关系作充满细节真实的口述及现身演述，便不能把历史遗物当中那些非物质文化的活的灵魂显化出来，便不能构成民俗艺术的全息画卷。为此，口述历史的原始录音摄影或笔记资料应该和梳理成的文稿一同并存。口述历史的发掘采集人要善于引导、掌握重心，同时特别要留心构成同一问题上各口述人多角度交叉、互相比较印证的格局。一旦民俗博物馆以及整个民俗艺术学各类形式学术成果中口述历史成为活生生的血肉部分乃至骨架结构而不是花哨的妆点或干瘪僵死的档案文字，它们定可能真正显现学术规范的力量，使民俗艺术学迸发新价值。
注释：
①《民族艺术》(季刊)，由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研究院承办。
②见《神州民俗》2002年总27、28期合刊之“民俗文苑”P70；又见《光明日报》2003年1月21日A2版。
③据《陕西五千年·陕北的军屯与邮驿》，郭琦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
④《美术考古一世纪》，[德]米海里司著，郭沫若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11月版，译者前言P2。
⑤印象较深的是秦岭云先生编著之《中国民间画工史料》，人民美术出版社60年代初出版。
⑥主要促成了艺人邰怡两篇自述凤翔木版年画史料；还有一些民间剪纸刺绣艺人的口述材料，散录于拙编《母亲的花儿——陕西乡俗刺绣艺术的历史追寻》(三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中。
(作者简介：王宁宇，西安美术学院教授、美术史论系主任。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民间美术与文化人类学。有关代表性成果有：论文《陕西民间莲族艺术内涵初探》、《渭北拴马石艺术考察记》、《黄土地下的生命之根》、《大荔阿寿药王会采访记》，编著《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中国现代民间绘画(农民画)研究》、《美术学文萃》，专著《中国西部民间美术论——根性文化与文化生态》、《母亲的花儿——陕西乡俗刺绣艺术的历史追寻》，译著《美之心》等。)
王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