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集精神意蕴与拴马的实用功能为一体的陕西渭北地区的“拴马桩”，是关中农舍门前的小品附属建筑。其源于表木，由华表衍变而来，立桩的原初含义是家族地位的标志。同时依风水学立桩，兼有镇宅之意。从民族融合史角度分析典型的胡人驭狮桩头，应与北方游牧民族汉化并定居的历史有关联。石桩的形式美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雕塑意象造型的美学观，是二维平面装饰与三维立体造型在适形法则上完美结合的范例。尤其是桩头造型模糊空间的经营，是最具中国民间艺术特色的审美创造。石桩对民俗学、人类文化学、传统造型美学的研究，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
陕西省艺术馆曾于1982年6月至1984年10月，在以渭南地区澄城县为重点的民间美术普查征集活动中，发现关中东府诸县农舍门前，有大量遗存的造型讲究的石桩。一般通体高度180厘米至250厘米，亦见高3米以上者。宽厚度约在20厘米——28厘米之间。在上下等尺、浑然一体的方坯上，分为桩顶、桩颈、桩身、桩根(埋于地下)四部分。最引人注目处为桩顶圆雕造像，常见狮、猴、人、人骑兽以及多人组合五种类型。由于在人或兽的肢体镂空处、多用缰绳拴系大牲口，故于1985年5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时，临时命名为“拴马桩”。经过媒体报导，多年来“拴马桩”的提法，似已被世人所公认。但作为考察者之一，我总觉得有诸多深层的地缘历史涵义隐藏在这些历经风雨剥蚀而神韵依然诱人的石桩造型中。从造型风格看，它们不是同一时期的产品，并非每个村每一户都有这样的桩，也并非每个桩体构造和高度都便于拴马。若专为拴马，门前非马厩。院侧另盖的“跨院”才是马的专用建筑。在四合院的街墙上，以铁环镶入墙体、高度一一米有余，即为拴马专设。门前拴马，只是临时便宜之用。对精打细算生活简朴的农户来说，如此雕饰石桩而只为临时拴马，似乎奢华得不近情理。
从造型的直观性入手，揆诸史料，考其流变，对研究中国民间雕塑史，也许有拾遗补缺的裨益。
(一)
自人类驯化野生动物以来，原始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马为六畜之首。《周礼?夏官》载：“周天子有闲(御厩)十二，马六种”(即：种、戎、齐、道、田、驽)养马业既盛，马政亦随之健全。立桩拴马，有图可考者，见唐代韩干《照夜白图》：绘玄宗宝爱之马，不甘被缚于立桩，作奋力挣脱的姿态。此桩为多棱柱形，有固定铁环，平顶无饰物，木石难辨。北宋佚名《百马图卷》绘有拴马桩13个，高约2米有余，桩身圆形穿横木系缰，如十字状。桩顶修饰呈棒槌状，似从唐式楼阁栏杆的望柱甚至更早的“表木”演变而来。元代任仁发《饲马图》绘槽头六棱立桩，桩顶饰仰莲及槌状团云，基本接近渭北石桩。三图所绘皆官方规制，造型由简而华。可见立桩拴马，古有遗制。但立置于农舍门口的石桩，桩身雕饰吉祥图案，桩头胡人骑狮者居多，其形相异趣，最富特色。雕像方位皆向门，而且立桩之家桩数不等，桩位因门向区别左右。对这些令当地老乡现在说不清原委的现象，颇有必要探究原初立桩的深层含意。
破解这层谜面，首先得明确石桩是依附于农村民居建筑大门旁的小品雕刻，属于建筑的外部空间构成。
中国封建社会，强调“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视宅舍宫室为“礼之具也”。以礼制伦理论门庭，讲究宅居识别性和各种象征、隐喻乃至禁忌。“秦汉以来，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为生前之象仪卫耳”①其中石柱又称望柱。《辞海》释：“农历每月十五左右，日月相对曰望；为乡党所推重之姓曰望”。望族即贵族。唐代刘禹锡望楚平王坟，赋诗有“陌上行人看石麟，华表半空经霹雳”句。唐乾陵神道左右、宋永陵碑亭前皆设华表，属象征皇权威严的纪念性石雕。华者，光辉、文饰，荣显之意，华胄即显裔。表者，标也。《史记?夏本记》说禹“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即砍木留干，作测量山川形势的标记。华表就是身份高贵的标识。晋代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解华表源于尧时的“诽谤木”：“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现存南朝萧景墓表，简洁秀美。若除去柱础方座、柱身铭刻墓主职衔的方牌和柱顶的复莲圆盖，使柱身与顶部的辟邪造形相连接，其简化形制近似后来的华表，兼标识、辟邪、装饰功能于一体，应是望柱或华表的别体。
“模式同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最大特色之一。无论阴宅、阳宅，“上之军国，次及州郡县邑乃至山居，但人所处，皆其例焉”。乡宦世家在攀高附贵、矜势炫富的心理驱动下，降级而仿华表形制，作为望柱，立于阳宅门前，以彰显门第，“表厥乡里”，正是民间“拴马桩”之滥觞。现在有桩之家，不是先祖遗产，就是宅基易主。当地乡民指称立“看桩”的人家为“先人有本事、发了(家)的人”。其意不仅在大户人家养牲口多，更着眼于这些人家的先祖是有社会地位的人。表征门第、光前裕后应当是门前立桩的本初涵义，或者说是“望桩”原型的民间普适性。
石桩的第二义是镇宅祈福。在科学不昌明、生产力低下、文化思想愚昧的封建社会，人力无法支配的天灾人祸是中国辟邪文化滋生的土壤。作为人的生命本体意识，消灾避祸、求吉祈福的社会心理生发出种种迷信崇拜和禁忌。以地理环境为依据，附比阴阳、五行、八卦生克的“堪舆学”(俗称“风水”)应运而生，其实就是古代环境心理学。在建房前用以测定吉凶、设定方位的风水理论“大游年法”自明清以来在民间最为流行。如果参看这个理论，结合渭北农舍和石桩的方位建构，其镇宅用意昭然若揭。门是确保生气的枢纽，“和气则致祥，乖气则致戾”，例如南向之门，为离位，属小吉。顺时针右侧西南方为坤位，对应阴，五行属水，为“六煞次凶”，凶星相克。按方位符镇法，立“泰山石敢当”于凶位，即可避凶邪。“名门望族，凡门前、巷口、村头、皆立石止煞。”用“灵石”镇宅，是民间最常用的巫术。始见于汉史游《急就篇》：“师猛虎，石敢当。所不侵，龙未央。”唐颜师古解释指上古诸多石氏之人“后世皆望族”，不畏强暴“敢言所当言”。“所当”意为“所当无敌”。在古人心中，石具有超自然的神力，“寿非金比”。“丸石于宅四隅，则鬼无能殃也”。②东方泰山为五岳之首，“泰山压顶、百鬼宁息”。门前立石，当是史前“灵石崇拜”的遗俗。
依此说察看渭北农舍，凡街门南向者，石桩必立于右侧。大户门弟立四个一排，俨然卫兵森列。凡街门北向者，为坎位。西北乾位为“六煞次凶”，东北艮位为“五鬼大凶”，其街门左右必对称立二个石桩，应“左青龙，右白虎”。好似佛寺山门的护法金刚，俗称哼哈二将，守卫宅主平安(澄城县酥酪村连若祖家门前左右立一对“八蛮进宝”石桩，即是实例)。凡街门东向者为震位，其东北方为“六煞次凶”，门前左侧必立石桩。门朝西，因左、右皆吉位，故不立石。当地老乡虽说不清立桩原委，但呼之为“镇物”，正是这种笃信风水心理的反映。由此再看桩顶雕饰何以多狮，就不难明白这是借能食虎豹的“百兽之王”的神威，在冥冥中震慑邪魔的祈愿。
据史料考证，狮子，古称狻猊，汉代西域安息，疏勒诸国以狮子入贡。刘宋时宗悫征林邑，造假狮退敌大象阵；唐时朱滔画布作狮状，蒙于猛士身惊退敌骑等史实，即可见狮之威慑力量。北魏《洛阳伽兰记》载：释祖诞辰日，抬佛像游行，有“辟邪狮子导引于前”。唐时以胡人舞狮为戏，在白居易《西凉伎》诗中，就有十分生动的描写。元代佛教流行，废唐宋官宅门侧列戟的旧制，用石雕狮子缀于官府衙门，取代了春节悬桃符或在门板上画门神的习俗。狮子是佛教的瑞兽，南北朝时衍为狮子舞，在民间广为流行。元代的宫廷舞、宗教舞、民间舞都是狮子舞，引舞的“狮子郎”多是胡人。狮舞兼雄健妩媚之美，又蕴含着象征神力的精神。宅主请民间雕工将胡人驭狮弹奏胡乐的形象永久性地置于石桩桩顶，立于“通气”的大门口，似有镇宅兼媚神的双重精神含义。
艺术总是产生于特定文化模式之中。在渭北农村，尤其是韩城、合阳、澄城、白水、富平、大荔县一带，桩顶多见雕饰胡人形象，须从民族发展史考察。
陕西关中在历史上战乱颇繁，几经动荡分合，各民族的大融合历程漫长而复杂。晋唐之间，氐、羌、鲜卑、突厥各族与“王化之地”的汉族，经过迁徙、杂居、通婚，由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定居生活，接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汉文化，改用汉姓，逐渐混血同化。金元二朝统治关中达240多年，作为中央集权国家的战略大后方，皆推行“汉法”-，出现崇文尊儒、重道兴佛的局面。蕃、女真、蒙古、色目(包括畏兀尔人)多与当地汉民融合。“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他们征服了的民族的高度文明所征服”，马克思的论断深刻地揭示出这一历史规律。渭南出土的北周武成二年九月《合方邑子百数十人造象记》碑，澄城县铸梵汉合铭文的金明昌三年大铁钟，刘家洼乡武帝庙金泰和三年所铸醮盆，合阳县元代蒙汉合文碑，蒲城县蒙汉夫妇合葬墓及其壁画等实物皆是明证。
但汉化的草原游牧民族，仍在“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民族的种族基因，这是种族遗传下来的一种文化积淀。尚武精神仍然顽强地流淌在汉化的子孙血脉中，先祖文化幽灵化为恋祖情结，潜藏在后代的记忆深处，按荣格的心理分析学说，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以“原始意象”形式呈现的，原始意象都是形象性的。它至今还潜藏在每个人的无意识的深层，这种集体无意识是人类祖先的往事记忆痕迹的仓库。这种记忆痕迹积累成为人们的心理结构和大脑神经类型，它像人体的形态结构一样，世世代代遗留下来。
崇信萨满教的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畏天敬天，匈奴有以约一丈多高的象征天神的金人(偶像)祭天之习；北魏拓跋氏祭天“立四十九木人，长丈许，白帻、练裙、马尾被、立坛上”；③鲜卑有“铸象卜君”之俗；④突厥有立石人志功和将送葬者雕像立于墓旁的风习。在汉化历史长久，群居相对集中的渭北农村，儒雅礼让的民风中孕含着勇敢、质直、粗犷、浑朴的气质。刻木、铸金、雕石制作偶像的胡俗遗风，被民间雕工以胡人形象反复重现于石桩，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的艺术行为，是草原与麦粟两种文化生命力同化的必然。世代生息在关中的人，谁也说不清自己祖先的族属。血缘和地缘关系构筑的历史命运，在胡人造像的石桩上，传递出苍凉、神秘、野性的生命信息，同时洋溢着农耕生活的安定祥和与温馨。
集精神意蕴与物质实用为一体，是一切民间美术的基本特征。渭北农村石桩是中国民俗雕刻中的奇葩，它的形制是在望柱的原型上，由宫廷而民间的嬗变，是具有精神意义的望柱与拴马功能的石桩结合加工的文化合金，其造型创意是综合前人已有成果、“远求诸物，近取诸身”的智慧结晶，1+1诞生了一个新的1。从审美的精神功能和原初涵义角度出发，为石桩正名为“望桩”，不知学术界同仁认可否?
(二)
“望桩”在造型艺术上颇具匠心，风格独特，耐人寻味，其中自有艺术语言的讲究之处。
中国传统雕塑造型服从于绘画法则。作为三维空间造型的圆雕，其创作却是从二维空间的线描“粉本”开始的。民间雕工选料下坯、依图施凿，在平面的基本形上展开空间形象想象力。这种造型方法以线元素为造型观念，因而决定了中国传统雕刻的线性特征，形成圆雕正面刻画充分，背侧面相对平简的视觉效果。桩体正面雕花、主体人物呈正面律的程式化造型，顺应了中国人习惯从正面观赏的心理定势。
从“建筑心理场”理论来看，一个桩即一个“点”场。位于大门旁的桩顶人物如迎宾状，以向心式布局在周围空间上形成一个心理引力场，率先将人的视线吸引到大门前，恰如戏曲开场的锣鼓点，先声夺人。
总观桩体取方、桩顶收圆。“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⑤寓天圆地方的象征义。整体造型挺秀明快，拙中见巧，动静构合，神韵盎然。细品之，方整的桩身正面浮雕以流转舒曼的莲花卷草纹，作垂直盘升之势，结束处以横向长方形浮雕天马、锦鸡类祥瑞图案或锦袱，形成纵长横短的比差；桩颈以扁圆仰莲、鼓墩或台形、四柱体阁花过渡，如乐曲行进中的休止符；桩顶以圆雕、线雕手法雕胡人驭狮或乘马诸态，使主体轮廓突出于虚空之间，格外醒目传神。其空间分割和联缀比例节奏感很讲究，张弛有度，繁简得宜，直曲对比，刚柔相济，充满音乐的节律美感。
民间雕工运用适形法则，随方取势，因材施艺，巧妙地利用四方体对角线比一边长的优势，将主体雕像正面安排在对角线位置，这样扩大了雕造空间，又没有超越桩体的四方形。在纵向视觉上收到横向开张之势，使雕像显得饱满大气，而且与角棱呈对称错位，产生扭转的动态美。
以人骑狮为例，其头部多大体位于方形一个角棱的垂直延长线上，主体形象动态又从中心轴线上重心前倾，呈*竖直角三角形，从而强化了动势，造成正面形象咄咄逼人的效果。在人与狮的动态结构上，人皆正面，狮头则在左顾右盼，静中含动，寓变化于平正之中。尽管狮头大于人头，由于人头独处于雕像最高点而取得夺目位置，狮头因与人身连接而相对削弱。在人的比例上，头为身长的1/3以下，只觉有趣，不显怪诞。民间造型强调大头而削弱腰肢比例，源于传统观念。“头者精明之主也”⑥，“头者神所居，上圆像天”⑦，是传神的重心所在，夸张头部，意在营造一个视觉兴奋点，是对形象精神特征的主观强化。中国古代艺术自成体系，注重形而上的写意精神，着意于生命力的运动感和神韵，不屑于仅仅摹仿自然。以人为本，追求“天人合一”的至境。由传统写意精神创造出的稚拙美，在东汉“说书俑”造型上，就已经展现出令人叫绝的风采。
石桩造型的“大同小异”，也是其艺术魅力的重要因素。桩体构成的“大同”，是历史遗制的认同和社会的从众观念。桩顶雕饰的“小异”，则是宅主审美选择和雕工充分施展自由创造的空间。石桩最精彩和耐品味处，也就在人狮造型一家一个样。民间艺术虽然有造型程式化、符号化特点，但绝不意味着千篇一律的复制。石桩造像在对称中找不平衡的运动变化，姿态各异，神情殊趣，在个性化的形象上充盈着特定时代的世俗生活气息，仅从服饰特征即可证明其源于生活的个性化的活力。这一点难道对当代绘画和工艺品人物造型中陈陈相因的惰性，没有些许冲击力吗?
在造型上尤为称道之处，是人与狮结构连接处所形成的模糊空间。其有别于西汉的兵马俑和唐三彩骑马俑，这两种俑造型结构人与马个个分明。石桩在这个空间上似乎不用功夫，其实最见心眼。这种在圆雕处理上的模糊性，恰如国画中最讲究的空白，“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⑧。实处之妙，由虚处生。这种模糊性，使物象之间没有非此即彼的临界值。在团块相互扭结之处，形体过渡不即不离、不粘不脱、似是而非的朦胧意象给观者留下了想象的自由空间。雕像之所以显得浑然古朴，正是“大象无形”的匠心所在。这种模糊空间在西汉霍去病墓石雕“野人搏熊”的造型上，曾发挥得淋漓尽致。渭北“望桩”上又见传统久远的模糊空间处理，进一步证明了北方民间艺人顽强的传承关系和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创造才能。
在中国民间雕塑中，“望桩”是二维平面装饰与三维立体造型和谐统一的典型范例。祥瑞意蕴的造型符号跨时空的运用，为研究民族审美心理结构和中国意象造型特征，提供了珍贵的文物资证。
“望桩”凝聚着一段民族融合史，仿佛曲折地诉说已经消逝了的沉重与悲怆。在美的形式里，蕴含着民间的智慧、创造的伟力，发散着传统宗法、伦理、宗教、习俗的幽光。世俗的灵魂祈盼在神灵庇佑下永生，于是没有生命的石头被美化成生命显达、安乐的象征。在坚挺的石桩上，隐藏着生命的脆弱；在华美的雕饰中，透露出人性的虚荣。
“但经春色还秋色，不觉杨家是李家”。物换星移，科学战胜了愚昧，望族沦落为百姓。随着社会价值观的转变，拴马桩的实用功能更多地取代了望柱的精神性，但愿人们不要仅仅看它作拴马桩。
注释：
①唐·封演《封氏闻见记·羊虎》。
②西汉·刘安《淮南子》。
③《魏书·释老志》。
④《南齐书·魏虏传》。
⑤梁·刘勰《文心雕龙·定势》。
⑥《黄帝内经·素问》。
⑦《春秋元命苞》。
⑧清·笪重光《画筌》。
(作者简介：高民生，1944年3月生于西安，陕西长安籍。1968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美协理事。陕西省艺术馆研究员。擅长人物鞍马创作，作品多次获省美展奖，并入选全国美展、获优秀奖二次及中国第三届“特奥会”书画金奖。作品曾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毛主席纪念堂、玄奘纪念馆收藏。论文《渭北栓马桩考源及其形式美》获文化部中国群文学会2001年论文优秀奖。西安市徽设计者。)
高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