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陶瓷器自商周的原始瓷器开始成熟。历经了漫长的演化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像融纳外来文化的其它领域一样，无论在样式、纹饰、图案等方面都留下了外来文化的印迹。但并不是原封不动的搬来套用，而是在吸收外来式样中有变化、有创新。反映出汉文化的兼融大度、本色求新的特征。
陶瓷器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在关中地区出土很多的古代陶瓷，它是历史的记录，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陶瓷器吸收外来文化而发展，反映民俗文化的发展与融合外来文明的历史轨迹。
关中地区，特别是古都长安，是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要道。唐代以后虽然失去国都的地位，但仍是西北地区的军事重地，是*、经济、文化的中心。近几十年来出土大量的陶瓷器，由商周至清历代均有，丰富多彩，是研究我国陶瓷器极珍贵的资料，又是风情民俗文化研究的实物资料。
中国陶瓷器的发展，是由陶器发展出现原始瓷器到瓷器成熟。也就是说，自从商周出现原始瓷器后，又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迅速发展。从考古资料看，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中期及以后遗址、墓葬中出土大量原始瓷器，生产区域主要在我国江南地区①。西安长安县、陕西宝鸡市、河南郑州市、安阳等均有发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到了鼎盛时期，从商代到春秋时期，原始瓷器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到战国时期由于战争曾经有一段短暂中断期，到了战国末年与秦汉之际，又烧制出原始瓷②。在西汉初期，主要产品是仿青铜礼器，随后生产实用器增多，西汉晚期的原始瓷器以壶、瓶、罐、碗、钫、盆、樽樽、勺等为主，仿青铜礼器不见。到了东汉均为日用品，罐、壶、碗、钟、盆、瓶、钵、耳杯、砚、唾盂、五联罐等，质量有很大提高，由于质量的不断提高，烧出了成熟的瓷器，对各地区出土的瓷器进行考查与测试均为瓷器③，例如陕西省长安东汉墓葬中就有发现，从造型与装饰艺术风格看，均是沿着传统的艺术风格发展。当时“丝绸之路”的畅通，中国的丝绸、陶瓷器、冶炼铸铁技术传到中亚、西亚和南欧。同时西方的文明传入中国，如西域文化中胡乐在中国内地飘荡，西方的葡萄、石榴在中国繁殖，狮子、鹦鹉得到人们的喜爱等等，这是受外来文化的直接影响，还有外来的联珠纹、忍冬纹、莲花纹普遍出现，在陶瓷器中也能见到这些纹饰。传统文化、神仙迷信思想与外来文化相互撞击、相互融合，新颖的装饰艺术题材出现，原先神秘难以捉摸的云气纹、勾连纹、神仙纹逐渐消失。随着交通发展，佛教经海路与陆路由印度传向中国，海路经锡兰(今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中国南部的交趾、广州，然后向北部传播。陆路经过著名的“丝绸之路”通向中国的内地。关于陆路佛教，早在公元1世纪，越过西域，传至中原，《史记》、《汉书》均有详细记载。随之，当印度佛教徒陆续来华增多，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对中原汉文化进行着大规模冲击，瓷器的装饰也受影响。在三国时著名越窑谷仓上有层层的楼台亭阙、人物、飞禽走兽与佛教人物④，上面的楼台作庑殿式，层层相叠，楼前设左右双阙，建筑雄伟，气魄很大，上面的佛像盘腿(趺跏坐)静坐，六尊人物姿态不一，有的奏乐，有的表现各种杂耍，这是当时制瓷工匠师将所见所闻的佛造像表现在谷仓上，与我国仙人、四神、乐舞、百戏等巧妙地组合在一件器物上，呈现出一个新风格的瓷器。到两晋南北朝时期，我国瓷业特别在江南地区获得发展，瓷窑场林立，分别烧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的瓷器，出现的名窑有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在北方河南、河北、山西等地也发现了很多瓷器，随之而来的佛教艺术装饰，便如忍冬纹、莲花纹等在瓷罐、壶、盆、钵、碗等容器和饮食器普遍应用。1983年南京中华门外长岗村晋初墓葬出土一件青瓷釉下彩-壶，高31.1厘米，壶口呈盘形，束颈，溜肩，圆鼓，平底，有盖，上有鸟形纽，通体彩绘与堆雕图案，在肩部双耳间堆贴二尊佛像，面部清瘦，表情庄严，还有七只异兽、持节羽人、怪兽异鸟等，是佛教结合神仙术内容，反映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识，视佛教与神怪异兽是一样的。南北朝时期外来文化增多。例如北朝时期的北齐范粹墓出土的白瓷莲瓣罐⑤，北齐李云墓出土的黄釉绿彩莲瓣罐⑥，都是典型器。北朝罐腹上部有四系、六系和八系等，从肩至腹部堆塑成凸起的丰肥莲瓣，有八瓣莲或六瓣莲不等，有的器物是刻划莲瓣纹，可以说莲瓣装饰是当时的主流，还有李云墓出土的黄釉绿彩罐，肩部还施一周忍冬纹。南朝同样流行莲花瓣及其它佛教艺术纹饰，在碗、盏、钵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刻划重线仰莲，若一朵盛开的荷花。例如，武昌何家大湾齐永明三年(485年)齐凯墓和南京林山梁代大墓出土的莲花尊⑦，这是南北方各烧的相近的大件青釉器，腹部凸塑成上覆上仰的莲花，丰满肥壮。它们均用堆塑、模印、线刻等手法制成，上有六个姿态不同、身穿长裙、帔巾飘逸、在天空飞翔的飞天，中间为宝相花图案与高浮雕的龙纹，还粘贴模印的菩提树叶，显得气魄雄伟，庄严大方，华丽脱俗。在周仁等《中国历代名窑陶瓷工艺初步科学总结》一文中指出“如景县封氏墓出土的青釉器，只能肯定它是早期的北方青瓷”。说明在南北朝时期，南北两方的瓷器均受到佛教艺术影响，飞天、菩提树及莲花等是佛教常见而典型的装饰。鸡头壶是我国传统的日常生活瓷器，对于每件器物来说都有一个发展演变过程，三国末雕塑的鸡头壶，在瓷罐的肩部装饰鸡头与鸡尾，生动的表现为鸡状。到隋唐初，传为公鸡打鸣状，龙头柄增高，器型挺拔，整体造型是现实常见的家禽形象与日常生活用器罐相结合，更适合于使用，又表现出当时流行的审美崇尚。它的变化体增高，腹部修长，重心向上，各部位的比例协调，线条柔和，造型优美。这种传统的瓷器已受到外来影响，装饰有佛教特色的莲花瓣纹，壶体与纹饰配合得恰到好处，这是吸收外来文化营养和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因而使中国陶瓷艺术大大丰富。在寿阳北齐库狄洛墓出土一批铅釉陶器，其中也有黄釉龙柄鸡头壶，肩腹也装饰覆莲瓣纹，还有一件黄釉莲瓣缸，高约30厘米，体堆贴莲瓣三层，盖为僧帽形，造型别致，釉亮闪黄，精细优美，形制纹饰都具佛教特色。以后的历代瓷器中，不论是单釉瓷、青花瓷、还是彩花瓷具有佛教色彩的纹饰常被采用，人们还给予美丽的寓意，莲花为廉洁，忍冬还称串枝莲，为莲枝不断，福运常见，脱离佛教含意。当时佛教组织成为一支不能轻视的社会力量，一度极盛，正如唐诗人杜甫《春日红》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文化影响更大，中国生产的瓷器装饰必然具有浓郁的佛教文化色彩，即原来的传统文化受佛教外来文化的冲击。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或称西方)文化不断传入，影响中国的陶瓷器。总之，中国陶瓷器的发展与其它事物一样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瓷器又有特殊性，它的发展又受制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受制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世俗的影响，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正如英国学者威尔斯《世界简史》所载：“中国人的思想都是开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中国的陶瓷艺术表现得非常鲜明，反映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努力向上不断进取、谦虚好学的崇高胸怀，中华民族文明史是在发展中不断学习外来文化的历史，丰富自己、壮大自己的历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高峰时期，国富民强，周边各国服从于唐帝国，向唐称臣，军队强大，经济发展，文化事业呈现辉煌的时期。唐代对西域军事行动胜利后，设置行政机构，由唐王朝管辖，为中西交通的畅通铺平大道。西安是唐朝的京城，又是“丝绸之路”西去的起点，这时的唐代是对外开放与外交活动空前活跃时期，各国各地的学者、官员、商人、僧尼接踵而来，把中亚、西亚、南亚及各地的文明文化、物质产品带来，包括佛教和其它宗教与宗教文化传播光大。也就是说开放的-和繁荣的交通，使国外文化进入中国，对外来文化学习也成时尚，外来物品在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胡服、胡乐、胡食、胡用器皿特别流行，连说话也用“胡语”，上层人物也同样，例如承乾太子生活起居都模仿突厥人，这种时尚在整个唐朝流行，京都长安城内的“胡风”盛行，这都反映当时对外来文化的崇尚，但是由于中西在-、宗教、文化艺术、习俗传统上的差异，唐朝在学习西方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按照自己的审美观念、自己的习俗、自己的生活习惯，经过改造创新溶入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之中，也就是说唐文化在发展中对外来文化吸收、扬弃，与中国文化结合，变为唐文化的一部分，又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使得唐文化为亚州的文明代表，所以说唐文化繁荣发展与外来文化及新鲜血液的注入分不开，正如长长奔腾的江水，不断地有支流汇入，形成汹涌澎湃的大河，唐代受外来文化影响的日常生活使用的陶瓷器是最具代表性，最为普遍。
厚葬在唐代盛行，葬俗实际上是当时社会的世俗，是人们想像的一个世界——鬼神世界，也象征着现实社会。通过对葬俗的考察研究，可以看出当时社会文化中的“虚幻世界”，也可看到当时社会。唐代的陶俑属于冥器，它是现实生活中的再现。由于封建上层阶级的厚葬之风、民间习俗日益盛行，随葬品在厚葬兴盛时是非常丰富的，讲究“事死如生”，对长辈死去要像生前一样，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还要求“祥瑞”、“避邪”，不许妖魔鬼怪来伤害。随葬品以生活用品与俑来表现“另一个世界”，这是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与当时社会形态、精神文化发展水平、自然条件、生产水平有关，反映现实生活最突出的就是随葬的俑与日常用具。俑作为当时墓葬中的主要随葬品亦大量流行，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大，质量之精非常惊人。当时封建社会是等级制度极其严格的社会，俑的随葬要受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严格限制，还有看墓主人经济能力的大小。
俑质料很多，有陶、瓷、木、石、铜等，但是以陶质数量最大，种类有文吏俑、侍从俑、伎乐俑、舞俑、戏弄俑等，它可以直观看到大唐帝国与外来的关系，受外来影响。例如胡人形象的有骑驼俑、牵马俑等，就是用陶塑表现他们不畏劳苦往返“丝绸之路”的西域人，是商品交换、文化交流的使者。西安市西郊制药厂出土的三彩胡人腾空马，令人注目——深身肌肉，四蹄用力，跨跃飞行，马背上的胡人神态潇洒，双手握缰稳坐，侧面观望，略带笑容，沿途的风光，引起胡人的欢喜，没有丝毫的劳累感(图一)。东郊韩森寨唐墓出土的陶胡女小憩骑驼俑，是胡人小孩经过长途跋涉劳累而在驼背上睡觉，形象生动，令人兴奋(图二)。还有陕西省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的三彩牵驼俑与骆驼⑧，1991年在西安市东郊灞桥区新筑乡于家砖厂内发现唐金乡县主与其夫人合葬墓⑨中出土的牵驼俑(图三)。牵马俑、骑马狩猎俑等，深目高鼻，形象逼真，穿着翻领或圆领窄袖长袍，腰束革带及系般囊，足蹬长筒皮靴，都是胡装。大食行旅俑(大食人即阿拉伯人)，西安市唐墓出土，高29.3厘米，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头戴尖折沿帽，身着翻领左开襟长袍，腰间系带，足穿高筒靴，长脸，粗眉深目，高鼻，络腮胡，肩背行囊，右手握胸前绳索，左手执壶，奔波行走。1984年西安市东郊田王大队出土的三彩胡人文吏俑、武官俑等反映西域人到唐长安城及内地除了通商、学习并从事各项事业(图四)。据史籍记载，吐火罗叶护那都况利的弟弟仆罗子於神龙元年(公元765年)授左领军卫翊府中郎将，掌管禁宿卫⑩。反映唐代采用开放政策，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极为活跃，对侨居的各阶层的外国人，有文职、武官、经商、学习、侍从做工、驯养驼马等，给予保护和礼遇，担任重要官爵，受到朝廷宠信。黑人俑，在西安地区出土了多件，形象突出，特征明显，卷发，黑肤大眼，穿着异国服装。从其动态造型看，有牵马、赤脚操劳、耍艺、侍从等，在西安地区发现的有：1985年西安市长安县嘉里村土一件，高15厘米(图五)；1984年裴氏小娘子墓出土两件，一件高15厘米，另一件高14.5厘米；1956年於西安市西郊未央村出土一件，高11.5厘米；1959年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出土一件，高28.5厘米等。在文献中记载黑人来自的地区，见《旧唐书·林邑国志》：“自林邑(今越南)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旧唐书·真腊》：“真腊国(柬埔寨)在林邑西北，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等等。关于黑人记载很多，具体来自摩邻、老勃萨、林邑、真腊、扶南等国，通称“昆仑人”、“昆仑奴”。他们通过贸易来到中国，有的转输贩进，有的是当地南洋群岛诸国进贡而来(11)，这些昆仑奴在唐朝从事各项劳务活动，服务于唐王朝，尽力尽责，他们是社会的最低层人。这些外来形象的俑是陶瓷艺术家将当时的真实社会现象，通过陶塑艺术表现出来，推陈出新，出现新的题材、新的内容、新的装饰，外来的文化呈现在中国陶器艺术中，为中国陶器艺术增添了活力。
外来文化，辐射面宽，它渗透到唐朝社会的各个阶层和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文化直接影响唐代人的生活起居，均表现陶瓷艺术中。西安地区出土的陶俑中有许多是中原汉人穿着胡人服装和胡人的装扮。例如在西安市长安县贾里村唐墓出土一对带胡帽，着窄袖长袍三角翻领的春装汉人男女俑。礼泉郑仁泰墓出土的男俑着圆领窄袖长袍(12)。唐苏君墓出土的骑马武士俑，身着翻领交襟窄袖外衣，袒右肩，下着套裤，脚蹬高靴(13)。唐代上至贵族王公，下到侍从爱好胡装，而且，“仕女皆尽衣胡服”(14)，从西安市郊区唐墓出土的大量粉彩仕女俑与三彩女仕俑较多的着胡服，或穿着窄袖圆领长袍，或袒胸窄长袖衫、长裙，或戴沿花胡帽，脚穿圆头靴，或着男装胡服，脚穿尖头靴等(图六)。还有发饰，有圆形单髻、螺髻、单螺髻、双螺髻、长条形髻、九形半翻髻、上旋高郁髻、观冠形小髻等等，均为胡女发型。正如白居易《时世妆》诗中所述：“元和妆梳君记取，髻堆而赭非华风”。姚汝能《安禄山事迹》：“天宝初……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矣”。反映当时长安流行“胡风”，受“胡风”影响很浓。正如元稹诗云：“女为胡妇学胡妆，会进胡音务胡乐。”《旧唐书·舆服志》记载很多长安城“胡化”方面资料，衣冠服饰尤为突出，“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装落面无复障蔽，士遮之家又相仿效……，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唐代人们受胡风影响，审美发生变化，装饰、服饰也以胡装为美，陶瓷艺人也受影响，将外来装饰、服饰文化融汇陶器艺术中。
在唐代时期，直接受外来影响的陶瓷器很普遍，这种影响促使陶瓷器发展品种增多。
胡人骑马狩猎俑群出土于西安市东郊新筑乡唐金乡县主夫人合葬墓，共5件，均高35～29厘米(15)，均为胡人形象，穿着胡服骑在马上，有的臂驾猎鹰、有的带有猎豹准备扑捉猎物、有的马背驼猎狗警惕观望、有的手举鹰鹞策马，个个手拉缰绳，神态紧张，踩蹬呼唤，坐骑色彩各一，蓄势欲动，神采飞扬，整个场面惊心动魂。由于天长日久，有的粉彩脱落，但刻划形态准确，神情动人，虽然经过千余年仍是神盛气足，惟妙惟肖(图七)，这是当时西域胡人喜欢马，骑带着鹰隼、猎犬、猎豹等狩猎的真实情景。关于狩猎纹在汉代的绿釉陶钟等器物上出现，西安市三桥出土的唐三彩带把凤首壶的腹部为胡人骑马狩猎图；西安市东郊灞桥出土的三彩方枕，上面两个大侧面为骑马拉弓与骑马追赶，两个小侧面为奔鹿，四个侧面构成完整的骑马狩猎图。这些图像与陶俑都是初、盛唐时期当时的狩猎与骑马活动情况，是贵族生活的反映，带有操练习武的军事性质。唐代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有此类图，西安市何家村曾出土狩猎纹银高足杯，西安市火车站西出土的狩猎骑马带把银杯等，史书多有记载。《太平广记·四六零引宣室志·邺郡人》：“邺人家所育鹰隼多，皆莫能比常臂以玩”。《朝野龠载》卷五：“太宗养一鹘，号曰飞将军……。”狩猎图像在萨珊银器及萨珊艺术中为题材的很多，骑马射猎纹在中亚、西亚的器物上也常见(16)，经过研究分析，在唐代增多，所带的猎狗、猎豹、鹰鹞等是外来进贡。《唐会要·卷一百》记载“波斯国多骏犬，今即谓波斯犬也。”贡犬记载始於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在天宝元年(762年)，唐肃宗曾发布一道“停贡鹰鹞、狗、豹”诏令(17)。猎豹来自天竺、安国、康国、波斯国、大食国、河咄罗国、史国等等(18)。当时猎豹是一种外来的动物，猎鹰一类多数也是外来，咸通7年(866年)沙州节度使张义潮进“青骸”鹰，开元三年(715年)东夷君长贡白鹰，开元、天宝、大历年间，渤海部落贡献许多‘鹰骸’(19)，狩猎人物是胡人形象，猎鹰与猎豹也是外来的，因而唐代狩猎陶俑是受外来影响而出现的。
西域乐舞盛行於唐代并丰富陶器内容。1971年陕西礼泉县马骞村昭陵陪葬墓郑仁泰墓出土一组彩绘乐舞俑，舞俑二件，跪坐奏乐俑14件。1985年陕西省唐韦涧墓出土一套6件跪奏乐俑，手中分别执有萧、琵琶、箜篌、打板、笛等正在演奏，场面生动，似乎听到了悠扬的乐曲。唐金乡县主墓出土一套5件骑马女乐俑，分别用箜篌、琵琶、腰鼓、筚篥、铜钹演奏，同墓还出土十八件男骑马乐俑吹奏表演，乐器有横笛、胡笳、羯鼓、筚篥等(图八)，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唐鲜于庭悔墓出土一件高58.4厘米三彩骆驼载乐俑，高大的骆驼上载有一高歌欢唱的胡人，周围坐有四位乐俑奏乐，这是载歌舞驼乐队向长安京城走来。音乐到了唐代有了很大发展。这时音乐分为宴乐和雅乐。宴乐指宴会中所奏的音乐，雅乐是祭祀天地、宗庙以及朝会时所用的音乐。“十部乐”是长时间发展而来的，丰富多彩，它是广泛地吸收各地民族乐舞编成的，当时音乐总称为“十部乐。”“十部乐”中有龟兹乐、西凉乐、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乐、安国(今中亚布哈拉)乐、扶南(柬甫寨)乐、高丽乐、高昌乐、燕乐、清乐、天竺乐，多是外来。许多乐器如琵琶、箜篌、腰鼓、羯鼓、答腊鼓、筚篥等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与国外。当时人们喜爱外来音乐，成为社会时尚。上至宫廷贵族，下至一般百姓，正如王建《凉州行》所写“：“城头山鸡鸣角声，洛阳家家学胡乐”。在西域音乐文化中，有名的龟兹乐器，四弦曲颈琵琶、筚篥、横笛与羯鼓均被唐代所用。歌舞中从中亚而来的“胡腾舞”、“拓枝舞”等。《册府元龟·卷971》、《唐会要·卷99》记载：由俱密、史国、米国、康国等均向唐送舞女、胡旋女，这些国家曾把乐器与舞女贡给唐王朝(20)，满足上层人物，就连唐玄宗、杨贵妃也喜欢胡旋舞。白居易诗中有记载：“臣妾人人学团转”。上述歌舞题材的陶俑正是当时歌舞演奏的再现。在陕西省耀州黄堡窑近几年考古发掘中出土很多瓷鼓残片(21)，这种鼓原是西域打击乐器，在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据唐人南卓《羯鼓录》载“两杖鼓，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故又称两杖鼓”。瓷质鼓始于隋，唐代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以后继续烧制，形状如同腰鼓。唐代这种以黑釉为地，釉面有月白色的窑变花斑为饰的鼓，故称“花鼓”。从出土资料，在河南鲁山段店、郏县黄道、山西交城、河北定州均烧制。这种瓷花釉鼓就是受西域影响烧制的。1959年安徽合肥市出土长沙铜官窑青瓷褐斑壶，高22.8厘米(22)，在腹部流和耳的下部模印表演舞蹈人，还施褐彩，歌舞人物都是西域人形象。在湖南长沙望城县铜官镇长沙窑出土大批残瓷器及残片中，有西方人形象装饰图案，内容为印度、大食国、希腊、波斯、拜占庭等国人，有男女舞蹈与演奏者，均为外国人形象，与印度古代雕塑的“三道弯式”造型及面貌特征一样，具有印度程式化美术装饰特点。是印度舞蹈者(23)，这类纹样装饰的瓷器多姿多彩。陶狮子舞由西方传入我国。胡人表演，从宫廷到民间流行，“太平乐亦谓之五方狮子舞(24)，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斯塔那336号唐墓出土狮子舞泥俑，高12厘米，泥彩绘，可以看狮子是由人扮演，上面是狮子装，下面是两人的腿脚，它是按外来人扮狮舞形象塑造的。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记载演出情形；“缀毛为衣，象其低仰驯狎之容，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五狮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乐》舞以从元，服饰皆作昆仑像”(与狮子舞泥俑相似，除了舞狮子俑外还出土了昆仑俑。山西太原西郊出土一件驯狮表演纹饰的瓷扁壶(25)，是当时盛行胡人舞狮的反映。《五方狮子舞》(26)就是其中一种。总之，这些外来的音乐舞蹈受西域与周边国家及少数民族的影响，经过唐代艺人的创造，融合于传统乐舞之中，在表演上出现了新的特色。这些繁杂而优美的乐舞表演被烧陶艺人用陶瓷表现得活灵活现。
唐代打马球陶俑，西安市临潼区博物馆藏4件泥质红陶塑造得非常生动。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县在王村唐中韦后弟弟韦洞墓出土4件彩绘陶打马球俑，西安市韩森寨墓出土黄釉堆花壶，壶嘴下堆塑打马球的图案(27)。另外，1972年陕西省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的壁画中有一幅《马球图》，1975年在江苏邗江出土一打马球铜镜，它们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唐代马球竞赛的激烈场面。当时在唐大明宫内还设有球场，1956年在遗址内出土一块石碑，刻有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乙未建”。据史料记载打马球运动在上层人物中流行。唐代打马球运动发源于波斯，其后西行传至君士坦丁堡，东传至土耳其斯坦，由土耳其斯坦再传入中国西藏、印度诸地，初唐传入长安(28)。即波斯传入中国始于唐太宗时。封即演云：“太宗常御安福门，谓侍臣曰：“闻西蕃人好为打球，此亦令习，会一度观之。昨升仙楼有群蕃街里打球，欲令朕见。此蕃疑朕爱此，聘为之……”(29)。唐玄宗就是打马球的能手。临潼区博物馆等藏打马球俑与瓷器上的打马球浅浮雕图案，就是从波斯传入后流行将这项外来的体育运动表现在陶瓷上。
唐三彩凤头壶，藏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1959年于西安市西郊三桥镇唐墓出土。高34厘米，整体呈椭圆形，鼓腹小口，壶口为凤首，凤冠较高，小口平沿外侈。双目圆睁，嘴含宝珠，长颈，扁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曲柄，柄两端分别与壶口、肩部粘连，腹部两侧纹饰为凤鸟纹与骑马狩猎纹(图九)，陕西省博物馆也藏一件，1959年于西安市征集，造型雷同，高32厘米，腹部两侧纹为宝相花，圈足莲瓣纹，施三彩釉。甘肃省博物馆藏一件，高31厘米，甘肃天水市出土，与陕西省博物馆藏造型纹饰相同，不过在腹部的宝相花周围是凸出表面的珍珠底纹。这类壶又称“带把壶”、“胡瓶”。此造型壶与出土的金银器带把壶相似，例如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李家营银带把壶、河北省宽城出土的银壶，特别是与中亚粟特银带把壶相似，该壶应属粟特器，在7—8世纪时代，在西亚、中亚常见到，作品具代表性。公元7世纪初装饰翼骆驼纹的高颈带银壶最相近(30)。它们之间的差别是瓶口，一个为长形流，另一个为凤头口流，造型美观。唐玄宗曾赐过安禄山金花大银胡饼(瓶)，安禄山也献过金宝钿胡壶(31)，当时朝廷内流行。三彩凤首壶时代为盛唐，是粟特银胡瓶传入中国后，经过陶瓷艺人创新，又将中国传统及中国化的外来纹样(指宝相花、联珠、忍冬、狩猎等)进行装饰，又发现多件。用瓷烧制的也发现多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一件青瓷龙柄凤头壶，唐初，壶口与盖结合塑成凤头，细长颈，椭圆腹，高圈足，呈喇叭形。口沿、颈、腹、胫部由数组弦纹隔成不同的装饰区间，分别饰以粗圆的联珠、忍冬、莲瓣、流云、人物、葡萄、宝相花等。柄为龙形，龙头伸在壶的口沿，前肢抚着壶肩部，后肢抓住底座，造型美观，通体施青釉，胎质细腻坚硬。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马洛洛斯曾出土一件唐白瓷凤首执壶(1959印度尼西亚赠送照片)。1959年广州市瑞南路出土一件唐青瓷凤首执壶。瓷带把凤首壶，发现多件，传统风味浓，可以看出它已成为生活中的实用品，并通过贸易运向海外。
三彩折腹碗，于1960年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32)，现藏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高7.4厘米，口径17.2厘米，敞口，腹中部凸起一棱，弧形腹，圈足。通体施绿与乳白花色釉，器内以乳白釉为地，并有十二道绿色重条纹饰，其间夹杂赭色细浅纹釉。器外腹以凸棱为界，分上下两段，乳白釉为地中间上下自由扩散绿釉，整体色泽绚丽富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藏一件搅胎褐色釉折腹碗，属低温陶器(图十)。“折腹碗是受西方影响的器型，折腹碗器物是西方陶器，是金银器较流行的形制，折腹器对中国的影响反映在八世纪初陶器上”(33)。唐代陶瓷器造型模仿金银器造型较为普遍，而有的金银器是模仿西方金银器，三彩折腹碗就是例。西安市南郊沙坡村唐墓出土一件唐代金银器折腹碗(34)，即银花鸟折腹银碗。何家村出土二件银折腹碗，内部分别有墨笔书写的“十五两半、纯”与“十二两”。口径分别为17～19.2厘米、高7～19.2厘米，高7～7.8厘米，腹部制成折腹，起到固器身以防变形。陶瓷折腹碗的装饰，并不起加固作用，因此陶瓷器折腹碗是仿银折腹制作为了造型的美观。
三彩龙首杯，西安市考古所藏一件，高8厘米，口径5.5～7厘米，杯一端饰龙首，龙曲首回顾，口吐浪花，形成环柄，通体施绿、褐、白等色彩，胎质粗松，白色。三彩象首杯，1957年西安市南郊唐墓出土，高6.9厘米，杯为象首形，杯口两端尖，中间圆，似船的形状，口沿外饰浮雕花草纹，象眼圆睁，象鼻翘起，构成环形杯把。头上饰有象征绳索挽成笼头装饰，施赭、黄、绿、白等釉。它的造型与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唐代镶金玛瑙牛首杯相仿，镶金玛瑙牛首杯长15.5厘米，口径5.9厘米，褐色与白色相间的缠丝玛瑙雕刻，为兽角形，以牛头为饰，两只弯曲长角与杯口相连，构思巧妙，造型典型奇特，兽首口所饰的金饰可以卸下，首口有孔作流，这类模仿制作的生活用杯是中亚国家传来的艺术品。关于角形杯曾在伊朗东北和土库曼西南部公元前2～1世纪帕提亚的泥萨城遗址出土象牙角杯；阿姆河下游花刺横(公元前3～4世纪)出土的陶角杯，陶角杯顶端塑马前身形象。还有在伊朗、阿塞拜疆出土公元前4～2世纪牛头砑光陶角杯(高26.8厘米)与羊形红色磨光陶角杯(高26厘米，口径13.6厘米)。象牙角杯顶端有带翼、双曲长角，狮头狮爪，其体刻有祭祀奥林匹亚山的众神。上述的角形杯出处不同，时代不同，造型不同，形制相似，孙机著《东方圣火·玛瑙首杯》一书中进行了论述，使人进一步了解起源与流传，它源于西方，早在公元前1500年出现，传入希腊后，下部增加兽形装饰，并称“来通”，用于盛神酒，视为圣物，传到亚洲流行，自美索不达米亚至阿姆河地域，并进入中国。何家村出土的玛瑙杯明显不是国内造型，是受外来影响，造型仿自粟特式“来通”，制作年代为八世纪前，上述的三彩龙首杯造型有所改变，中国传统饮酒杯将角杯改造，下端装饰为龙首，三彩象首杯与龙首杯一样。
陶质建筑材料中的砖瓦纹饰图案也与外来文化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宝相花纹瓦当，莲花纹方砖。例如唐大明宫遗址出土的方砖，边长32厘米，厚6厘米，泥质，灰陶，坚硬，正面方形边框内或是缠枝花叶，而中部为动物纹，这类砖在长安城内唐遗址比比皆是，它们的装饰纹样相仿。一周莲瓣纹，称为宝相花。上面的纹饰清晰可见，除莲瓣纹外，还有缠枝纹、葡萄纹、动物纹。纹饰的构思布局都是匀称巧妙的，一般是以枝干为主，弯曲盘绕，随意变化，配以茎、叶、花、果。纤细、繁缛、富丽堂皇。唐代纹饰追溯求源是有根源的，唐代纹样的突变并非毫无根据的臆造，如常见的一些站立的狮子、奔驰的鹿等，在西亚、中亚艺术中可找到渊源，忍冬、莲花等纹样的延续也可以看到佛教艺术的影响。……而且原封不动的外来纹样并不多见，往往是在中国发生变异后的新式样，化为唐代自身文化，反过来又影响国外的文化，也就是说，在唐代的装饰纹中很多是传统汉文化吸收了来外文化、互相融合，成为中国特色的艺术。从以上例举的陶器看是当时具有观赏价值，最能体现人们的审美情趣与思想观念、社会习俗，是精神面貌的反映。它的特征变化丰富，写实性强，艺术题材世俗化、大众化，刻划精确，表现生动，达到尽善尽美。它记录了唐代整个时代的面貌和艺术成就，同时说明外来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对以后的工艺技术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注释：
①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市铭功路西侧的两座商代墓》《文物考古》1965年11期，江西博物馆等《略论江西吴城商代原始瓷器》。
②冯先铭等《中国陶瓷器史》第三章战国秦汉时期的陶瓷器。第122页。文物出版社。
③李家治《我国瓷器出现时期研究》硅酸盐学报，1978年3期。
郭演义、王寿英、陈尧成《中国历史南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3期。
④金华地区文管会、武义文管会《浙江武义陶器厂三国墓》。
⑤河南省博物馆《河南安阳范粹墓发掘简报》。
⑥周到《河南濮阳北齐李云墓出土的瓷器和墓志》。
⑦法季《河北景县封氏墓群调查记》。
⑧陕西省博物馆、礼泉县文物局唐墓发掘组《唐郑仁泰墓发掘简报》。
⑨韩保全《唐金乡县主墓鎏彩绘陶俑》陕西旅游出版社。
⑩《全唐文·卷九百九十九》。
(11)《太平广记·龙渊》张星《中亚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均记载唐代昆仑奴。
(12)同注⑧。
(13)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咸阳唐苏君墓发掘》。
(14)《旧唐书·舆服志》。
(15)同注⑨。
(16)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7)《新唐书》卷48。
(18)《册府元龟·卷97》、《新唐书·卷227下》、《新会要·卷99》。
(19)《旧唐书·卷19上》、《全唐文·卷256》、《册府元龟·卷971～972》。
(20)孙德《外族音乐流行中国史》上海1934年。
(21)陕西省考古所《唐代黄堡窑遗址第三章出土遗物·第八节花釉瓷》文物出版社。
(22)长沙窑课题组编《长沙窑》紫禁城出版社。
(23)见注(20)。
(24)唐杜佑《通典》卷一四六。
(25)高寿田《太原西郊出土青釉人物狮子扁壶》考古1963年5期。
(26)《旧唐书·音乐志》。
(27)见陕西省文管会《介绍几件陕西省出土的唐代青釉瓷器》文物，1960年4期。
(28)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29)见《封氏闻见记》。
(30)同注(16)。
(31)见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上卷，上海古籍出版社。
(32)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文物1964年1期。
(33)同注(16)。
(34)西安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西安市东南郊沙坡出土一批唐代银器》文物1964年6期。
(作者简介：王长启，1943年8月出生，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现任西安考古所研究员。主要著作《纪年时期的耀州瓷》；主编《中华国宝》(玉器部)。)
王长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