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当地农民杨永贵讲述往事；图二、瞧，日本飞机就摔在那里。
1940年，是抗日战争最惨烈的一年，日军步步逼近，国民党军队节节退守。日军占领了宜昌、衡阳后，对陪都重庆形成了半包围态势，陈兵数十万，派飞机日夜狂轰滥炸。山西运城建有日军一个大型机场，每天都有几十架轰炸机经洛南县上空，飞往重庆。偶尔飞机上还会掉落一枚炸弹，落在洛南县的城镇乡村，巨大的*声使墙倾屋塌，给当地农民的生活带来深重的灾难。这年的6月18日，一架日机在轰炸中国领土期间迫降洛南县永丰镇洛王村———在燃烧中覆灭受伤的飞机降落后，里面下来7个日本兵
65年前的这个中午，洛南县永丰镇洛王村的农民们正在田间收割麦子，突然听到空中传来异常的声响，声如惊雷，震耳欲聋。人们惊异地抬头望去，只见从南边飞来了三架飞机，炎炎烈日照射在巨大的银白色的机翼上，发出炫目的光芒。中间的一架拖着一道长长的黑烟，摇摇晃晃，几乎擦过树梢，机身上涂写的“昭和十四年造”的字样清晰可见。两边的两架飞机稍高掩护，不断地用机枪向下扫射，滚烫的子弹“噗噗”钻进地面。
骤遇险境，田间割麦的、麦场碾场的、路上行走的人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撂下耕牛、农具，拼命朝村庄方向奔跑。两分钟后，引擎的轰鸣声更加巨大。中间那架飞机掠过洛河边的树顶，从西南方向沿河道斜插过来，艰难地降落在洛河边的石人滩上。这是一片广阔的沙滩，松软平坦。这架被国民党军队高射炮击中而无法挣扎返航的敌机只能迫降在这里。从飞机上下来的几个日军向河北的小山沟逃窜。两架担任掩护任务的飞机还在空中盘旋着，向石人滩两边疯狂地扫射，几分钟钟后等几个日军钻进了小山沟，那两架掩护飞机才朝东北运城方向飞去。
现为洛南政协委员的退休教师杨桦讲述：那一年我只有9岁，正是好奇的年龄。我们一伙孩子常常数过往的飞机，每次都不下30架，最多的一次是46架。这些飞机总是在农村吃早饭时南去，吃午饭时返回。我们每天都记下早上南去和下午北回的飞机数量，如果缺少一架两架，我们就又蹦又跳，欣喜若狂，因为那就标志着有日机被击落了。6月18日那天我正在河边玩水，日机突然飞临，人们惊慌逃散，我躲进石人滩旁边的石缝里。那架受伤的飞机降落后，我既好奇又害怕，攀着石头向外偷看，看到舱门打开，从里面走下6个日本兵，最后爬出来的是一个腿上有伤的日本兵，他们在沙滩上一字儿排开，臂膀挽着臂膀，显得不可一世。掩护的飞机给他们拍了照，他们就将飞机点燃，奔向洛河北岸，他们6个轮流背着那个腿上有伤的日本兵。掩护的飞机不停地向地面扫射，却并没有打伤人，大概只是在恐吓当地农民。
日本兵脱掉马靴，光脚奔逃，不时被露出地面的树根绊倒
7个日本兵奔上了魁星楼旁的小道，进入了树木葱郁的李坡沟，掩护的飞机才离去了。飞机飞走后，农民们纷纷拥上石人滩，提着水桶奔向燃烧的飞机，将烟火浇灭。
当地的保长派出腿脚快的人去樊湾白洛乡联保处报告消息。更多的农民在梁振汉的带领下，手持铁叉、锄头、镰刀向那7名潜逃的日本兵追去。农民们熟悉路径，奔过一道山梁后，就远远地看到了那群日本兵。7名日本兵在魁星楼前的菩萨庙里向泥塑菩萨合十祷告，然后逃进李坡沟，在半坡上他们围坐在断腿人的身边商议了一会儿，将负伤的日军打死，将一挺没有子弹的机关枪埋在深草丛里，又继续向东逃亡。由于日军手中有枪，手握农具的农民们只能远远地追随着。这伙日本兵都穿着厚实的航空服，笨重的长筒马靴，他们不明路径，像一只只无头苍蝇，在大山丛中乱钻乱撞。他们汗流如雨、气喘如牛，一路奔逃得跌跌撞撞、歪歪斜斜。他们穿过两道沟，翻越两道岭，攀上了桥沟梁。
农民们仍然紧追不舍。日本兵见身后有人追上来就开枪，子弹嗖嗖地掠过头顶，梁振汉大声喝令农民们都趴在地上。枪声过后，日本兵们转身奔逃，农民们起身穷追。追到桥梁沟，农民们与日本兵隔沟相望。沟那边的山梁叫做虎沟岭。日本兵再也跑不动了，隐身在树丛中喘息着，并撬开罐头充饥。
农民们在梁振汉的带领下翻沟追赶，高举农具，大声吆喝着，巨大的声音山鸣谷应。日本兵们扔掉还未吃完的罐头，又仓皇逃遁。石人滩那边，是闻讯奔来的县民团的士兵，他们骑着骡子，高举步枪。骡子身后奔跑着手持农具的群众。日本兵们奔上岭脊，远远地望见了从山谷中奔来的骑着骡子的民团士兵，更加惊惶。他们脱掉马靴，光脚奔逃，不时被露出地面的树根绊倒。一个日本兵持枪瞄准愈追愈近的群众，一扣扳机，却没有响声。这名日本兵恼怒地把枪扔到山下，转身惊慌逃窜。一名中等个头，30多岁的日本兵手持军刀，跑在最后面。
看到日本兵们手中没有了枪，手握农具的农民们大胆追击。行伍出身的王占彪奔跑在最前面，他手里提着一个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盒子枪空套。
当地农民郭永平讲述：那年我19岁。听梁振汉在村里喊“追击日本兵”，我就顺手从门后摸了一把镰刀，跑出房门，看到村道里拥满了闹嚷嚷的人群，人群一齐朝山里奔跑，足有几百人，有青壮年，也有老汉，都拿着家伙（农具）。撵到虎沟岭，看到前面的日本兵们疏散开朝东北方向逃跑，一个日军手持军刀断后，立在原地。王占彪跑得最快，他把我们落下有几十米远。跑到断后的日军跟前，他左手托着枪盒，右手伸进枪盒里，大声喊：“举起手来。”日本兵把军刀插在地上，缓缓地举起双手。王占彪左手摇摆示意不动武，右手戴着枪套在空中划了个圆弧，然后把枪套插在腰后，走前几步去拔扎在地上的马刀。日本兵突然右手一拔，挺着军刀向他刺来。他猛地一闪，身子一转，军刀刺了个空，而插在腰间的“枪”却落入日本兵手中，日本兵持枪对准王占彪，王占彪后退两步，双手叉腰，没有丝毫畏惧。日本兵一看，只是一个枪套，就气恼地扔在地上，提着军刀又向王占彪砍来，王占彪一矮身，又躲了过去。我们随后赶来，大声吆喝着，这名日本兵见势不妙，慌忙向其他日本兵逃跑的方向奔去。
日本兵做出要拼命的架势，农民们一锄一个，将他们打倒了
农民们高举农具沿李坡沟的山脊追赶，民团士兵骑着骡子沿山谷包抄。断后的日军惊慌失措地追赶已经远去的日本兵们，不时回头望着追赶来的人群，军刀拖在身后摇摇摆摆，像是一截尾巴。民团士兵郭平藩看到这名日本兵跑在半山腰，他勒停骡子，仰头持枪，一扣扳机，断后日本兵“嗷”地叫了一声，张开四肢，像一只折断翅膀的大鸟从山坡上滚了下来，沉重的身体压折了一路的荒草枯枝。当地一位老农将这名日军埋在李坡沟的一个大石头下。嬉野平八郎是这群日本兵中惟一后来知悉姓名的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嬉野平八郎的弟弟寻找到洛南，在洛南县委统战部一位领导的陪同下来到哥哥葬身的地方祭奠，人们才知道嬉野平八郎这个名字）。嬉野平八郎和日本兵们跑散了，他跑到八亩地沟，面对着莽莽群山，不知道该向哪边逃，他是机械师，穿着一件油污的马夹，手中持着一把长剑。民团士兵们追上对面山坡，持枪向他射击。嬉野平八郎胸脯上中了一枪，倒在了地上，他手中的那把长剑和机长的军刀，作为“战利品”，曾在县府里保存过一段时间，后来就下落不明。
太阳渐渐西斜，农民们和民团士兵会合，将其余的4名日本兵包围在八亩地至芋园沟狭长的山谷里。早已丧失斗志的四名日本兵四散躲藏。两个日本兵躲在芋园沟的一座山洞里，他们已经摘掉了航空防护帽，脱下了呢子-，农民们循着倒伏的荒草追踪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他们哇哇怪叫着冲出山洞，做出一种要拼命的架势。农民们一锄一个，将他们打倒了，用捆麦的绳子把他们捆缚得杀猪似的嚎叫，打了两个死结，这种捆法叫做“猪蹄煞子”。是杀猪前用来捆绑猪的，猪越挣扎，绳结越紧。另外一群农民在一棵柿树上找到了第六名日本兵。这3名日本兵在落日时分被一起押解上路，一个小时后到了县城。第七名日本兵却从包围圈中溜掉了。县政府向全县各地发了通缉令。
群众手持火把连夜寻找，第二天早晨，最后一名日本兵在15公里外的石门庵沟的三岔沟被发现。日本兵已经饿得没有力气，却还困兽犹斗，手持木棒向靠近的群众扑打，群众们一拥而上，这名日本兵也魂归东瀛。至此，抗战期间发生在陕西境内商洛山中惟一的一场中日战争，以中方大获全胜而告终。
当地农民杨永贵是这样讲述的：我那时10多岁，在县衙里挑水烧火支闲差。6月18日晚上，3名日本兵被押解到县城，县城里像过隍会一样热闹。民团团长李庆山叫我给这些日本兵烧火做饭，我很不情愿，我想，狗日的日本人欺负咱们，咱为啥还让他们吃？那晚给日本兵做的是米饭，炒的荤菜，夜晚囚禁在民团团部舒适凉爽的厅房里。第二天提审俘虏，门口窗台上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审问采用的是写字的方式，那3个日本兵一个军曹衔，两个上等兵，上等兵中有一个是韩籍日本人。审问结束后，这3名日本兵被解送到商县，交给了陕西省商洛绥靖公署。后来，听说这3名日本飞行员被作为俘虏交换了。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是战死了，还是回到了日本。
迫降在河滩的日机，被杨永贵看管了3天，后来被拆成零件，由当地农民抬送到黑龙口，由陕西省政府派车接往西安。关于这场战争，洛南县志是这样记载的：
民国39年6月18日，一架日本飞机坠落于白昶河洛王村段，当地群众俘驾驶员等3人。被俘人员及飞机残骸后解送西安。
申震阎剑运
